深度丨吸毒記錄封存引熱議，懲戒與救贖如何破題？

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引發廣泛討論，其中“吸毒記錄封存”更成為輿論聚光燈的焦點。有網友直言這是對禁毒英烈的辜負，擔憂其淪為違法者“洗白”的捷徑，稱之為“可能是最容易翻車的制度”；也有專家將其視為法治文明溫度的彰顯，是對一次違法、終身受限觀念的摒棄。

兩種聲音的激烈碰撞，背后是公眾對社會安全的堅守與對法治進步的思考在對話。這場討論的核心，不是封不封存的二元抉擇，而是如何在懲戒與救贖、安全與包容之間找到精準平衡點，讓法治既有雷霆之勢，亦存溫厚之心。

不能辜負的鮮血與記憶

公眾對“吸毒記錄封存”的抵觸情緒，絕非空穴來風，而是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禁毒記憶與現實堅守。從鴉片戰爭的硝煙開啟近代中國的苦難歷程，到當代緝毒民警用生命筑牢防線，禁毒二字始終承載著超乎尋常的重量。

新中國成立以來，禁毒斗爭從未停歇，這是一場用鮮血鋪就防線的殊死較量。2013年至2022年，全國就有169名公安民警在禁毒工作中犧牲，緝毒警察的犧牲率是普通民警的4.9倍，受傷率高達10倍；云南一名代號“冰峰”的緝毒民警，43年職業生涯中見證了60名戰友因公犧牲、300多人受傷的壯烈場面。英雄們隱姓埋名、直面刀鋒，用生命換來的安寧，讓“吸毒”二字成為全社會共同的痛點與禁區。

在這樣的情感底色下，公眾的擔憂顯得無比樸素而沉重。人們害怕，記錄封存會讓違法者輕易抹去歷史污點，變相削弱禁毒工作的震懾力；擔心曾涉毒人員在記錄封存后，進入幼師、保安、網約車司機等直接關聯公共安全的崗位，給弱勢群體與普通民眾帶來隱患；更憂慮這種“包容”會讓英烈的犧牲失去分量，淡化珍愛生命、遠離毒品的社會共識。

這份源于安全訴求與情感共鳴的憂慮，理應得到充分尊重與正面回應，而不是被簡單貼上“保守”“不懂法治”的標簽。唯有正視這份擔憂，才能讓制度設計更貼合民心，實現剛柔相濟的治理效果。

不是“洗白”而是“救贖”

然而，將“吸毒記錄封存”等同于“縱容違法”“背叛英烈”，顯然是對制度初衷的誤讀。深入解讀便會發現，這項制度并非無差別松綁，而是一套邊界清晰、監管嚴密的治理方案，背后彰顯的是區別對待、分類施策的法治智慧。

從適用范圍看，制度嚴格限定于治安違法層面的吸毒行為，販毒、容留他人吸毒等刑事犯罪記錄，不在封存之列。這一劃分清晰界定了懲戒與包容的適用場景：對嚴重危害社會的毒品犯罪保持高壓態勢，對偶爾失足、已戒除毒癮的違法者給予回歸空間，體現的是區別對待、分類施策的治理智慧。

從制度本質看，“封存”不等于消除，而是對記錄使用權限的嚴格限制。相關記錄仍保存在專屬數據庫，公安、禁毒等部門可在監管工作中依法查詢，違法者并未脫離監管視野。這種設計，既避免了一次犯錯、終身受限的極端懲戒，又守住了違法必究、監管不松的法治底線，破解了傳統懲戒模式“一棍子打死”的治理困境。

從實踐價值看，制度瞄準的是“標本兼治”的社會治理目標。對真心悔改者而言，封存記錄是拆除其回歸社會的無形壁壘，避免因標簽化陷入再犯罪的惡性循環；對社會而言，這是從單純懲戒向懲戒與矯正結合轉型轉型的重要一步，通過激發違法者的向善動力，從根源上減少毒品違法的存量風險。

在透明與監管中凝聚共識

法治的進步不是單向度的價值傾斜，而是在多元訴求中尋找最大公約數。破解吸毒記錄封存制度的輿論困局，關鍵在于以透明化細則回應公眾關切，以制度化監管筑牢安全防線，讓制度在共識中落地、在平衡中前行。

消除公眾疑慮的首要前提，是明確制度的剛性邊界。必須細化封存什么、不封存什么，誰能查詢、誰不能查詢，解封條件是什么等核心問題。例如，明確公務員、參軍、教育、醫療等特殊行業，有權查詢相關記錄；明確封存對象出現復吸、再違法等行為時，立即解封記錄并依法從重處罰。這些清晰的規則，能讓公眾看到制度的“牙齒”，打消暗箱操作的擔憂。

筑牢制度落地的關鍵支撐，是建立動態監管的長效機制。封存記錄不是一勞永逸的豁免，而是監管換空間的治理策略。對封存對象，有必要建立常態化禁毒檢測、社區康復跟蹤等監管體系，確保其真正戒除毒癮；對社會而言，需暢通監督渠道，讓制度運行置于公眾視野之下，避免封存異化為脫管。

凝聚社會共識的根本路徑，是搭建民意溝通的對話橋梁。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施行在即，相關部門應抓住輿論熱議的契機，進一步細化制度實施細則，公開透明回應公眾核心關切，讓制度在落地前就贏得更多社會共識。同時，也應加強禁毒宣傳與法治教育，讓公眾明白，法治不僅需要雷霆手段，也需要“菩薩心腸”。

唯有制度邊界足夠清晰、監管體系足夠嚴密、民意溝通足夠順暢，公眾的擔憂方可轉化為對法治的信任，社會治理才能更好地踐行標本兼治的目標，讓禁毒之路在剛柔相濟中，邁向更堅實、更長遠的勝利。（文/孔德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