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再添鐵證

或許，也肯定的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絕不敢，也更不能忘記昨天那一幕，那飽受蹂躪侵略、浸滿血淚的一幕。

那一幕，是中華民族的反抗史上最為漫長、最受煎熬的的一段！

那一幕，給中華民族的身軀上留下了一道最為刺眼、最為深重和最為突出的傷疤！

那一幕，便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史！

日本侵華戰(zhàn)爭，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yōu)榫植壳秩A開端，到1937年七七事變標志全面爆發(fā)，最終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結(jié)束。

在這場長達14年的侵華戰(zhàn)爭中，日本侵略者在我國制造了154場千人以上的大屠殺，造成了上百萬人的死亡。

其中南京大屠殺則是日軍在侵略戰(zhàn)爭期間無數(shù)暴行中最突出、最血腥、最野蠻、最兇殘的和最有代表性的一例。

南京大屠殺，是在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師團師團長谷壽夫指揮下對南京后所犯屠殺、奸淫、焚燒、破壞、劫掠等暴行的統(tǒng)稱，主要發(fā)生于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的六周內(nèi)。

南京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經(jīng)調(diào)查判定，日軍集體屠殺有28案，屠殺人數(shù)19萬余人；零散屠殺有858案，死亡人數(shù)15萬余人，總計死亡人數(shù)達30多萬 。

日本投降后，南京大屠殺的兩大罪魁禍首谷壽夫和松井石根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分別判為乙級戰(zhàn)犯和甲級戰(zhàn)犯，處以絞刑。

這倆劊子手的頭目，之所以能被定刑為甲乙級戰(zhàn)犯，那是因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有確鑿詳實的人證和物證在。

截至2025年10月9日，登記在冊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僅剩24人。

哪怕僅剩一人，他也是那段慘案的親歷者，也是日本侵略者兇殘施暴的見證者，更是無可替代、無可辯駁和毋容置疑的“人證”！

但凡他站出來，不用說話，就足以“此時無聲勝有聲”了！

如1947年2月6日，國防部軍事法庭在黃埔廳大禮堂開庭公審南京大屠殺主犯之一谷壽夫。

石美瑜庭長訊問谷壽夫在南京大屠殺中的責任，谷壽夫竟然狡辯稱，自己的部隊未曾殺過一個平民。

氣憤不已的石美瑜將親自在谷壽夫部隊曾駐扎的中華門挖出的受害者骨骸擺在了審判臺上。

不僅如此，數(shù)以萬計的市民爭先恐后地提交了反映日軍暴行的罪證材料：紅卍字會和崇善堂的埋尸調(diào)查記錄；大量控訴日軍暴行的南京市民呈文；李秀英、白增榮、梁廷芳等被害人和其他證人的調(diào)查筆錄；屠殺發(fā)生期間身處南京的中外人士編寫的書籍……

一本包含16張黑白照片的相冊，被列為了南京大屠殺案件的“京字第一號證據(jù)”。

對這場大屠殺負責的不僅有谷壽夫這樣的高級指揮官，還有更多直接參與屠殺、施暴的中下級日軍官兵。

下面這篇帶圖片的新聞報道，就來源于1937年12月13日的《東京日日新聞》上。其篇名為《百人斬超記錄》，記錄了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中國進行殺人競賽、毫無人性的暴行。

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許傳音陳述了紅卍字會收殮遺骨時親眼所見“幾乎無地沒有尸體”的情形。

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斯邁思等人描述了他們親眼目睹的“強奸、刺死與槍斃”“滿城各街盡具死尸”“安全區(qū)人民曾受非常之虐待”等慘狀。

面對這些不容辯駁的鐵證，報紙記載，“谷犯不敢仰視”。

這每一份“物證”，都在真實地還原了昨天那不堪回首的一幕！

這每一份“物證”，都在無聲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反人類的暴行！

時至今日，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文物資料不可計數(shù)，且時時刻刻都在征集中。

12月5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2025年新征文物史料發(fā)布會，侵華日軍國崎支隊村田芳夫的信件、侵華日軍占領(lǐng)南京后拍攝的一組照片、日軍“花見部隊”相冊等13件（套）文物史料入藏紀念館，為侵華日軍罪行再添新證。

侵華日軍國崎支隊步兵第四十一聯(lián)隊士兵村田芳夫于1938年1月8日寫給父親村田龜太郎的4頁家信，用鉛筆書寫，信件記述了該部隊占領(lǐng)南京之后屠殺中國俘虜?shù)那闆r。

侵華日軍國崎支隊步兵第四十一聯(lián)隊士兵村田芳夫于1938年1月8日寫給父親村田龜太郎的4頁家信。

其中在信件第2頁，村田芳夫以滅絕人性的輕松口吻寫道：“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棧橋，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斬殺或射殺中國敗殘兵或傷兵，并且把尸體全部拋入揚子江沖走，真痛快。”

1978年日本發(fā)行的《福山聯(lián)隊史》收錄的戰(zhàn)死者名簿中記載，村田芳夫的家庭住址與信件收件人地址一致，其于1938年4月16日在中國戰(zhàn)死。

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孟國祥認為信件具有很高的價值，“首先，它能證明村田芳夫所在的部隊參與了南京大屠殺；其次，它是一份加害者在南京大屠殺發(fā)生期間記述日軍屠殺和處理尸體罪行的鐵證；最后，這封信的內(nèi)容反映了侵略者滅絕人性，村田芳夫甚至還用了‘很有意思’‘真痛快’這種毫無人性的表述，說明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將殺人視為一件輕松愉快的事”。

一名叫“山川”的日軍中尉于1937年12月18日寄給日本福島縣“山川德太郎”的信件，正面蓋有“南京陷落紀念”郵戳。

信中寫道：“……我們的目的地，首都南京，終于在13日被我們攻占了。在17日舉行了盛大的軍司令官入城式，我們接受了檢閱。請告訴正人君，我發(fā)現(xiàn)了最貴的麻將，我將作為特產(chǎn)送給他。”

經(jīng)專家考證，這個叫“山川”的日軍中尉，全名山川儀仁，是侵華日軍第十三師團山炮兵第十九聯(lián)隊第三大隊第九中隊的中隊長。該部隊是進攻南京的部隊之一，1937年12月12日從鎮(zhèn)江出發(fā)，沿長江南岸一路攻占烏臺山炮臺，駐扎在南京幕府山附近。

孟國祥表示，“這是南京大屠殺期間產(chǎn)生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價值。信件中明確寫道山川儀仁參加了12月17日的南京‘入城式’，以及掠奪‘麻將’的事情。信件于12月18日寄出，是加害方當時的原始記錄”。。

多方資料均能表明，山川儀仁所在部隊參加了南京幕府山的大屠殺，“例如在小野賢二、藤原彰、本多勝一編撰的《南京大屠殺：日軍士兵戰(zhàn)地日記》一書中，與山川儀仁同屬日軍第十九聯(lián)隊第三大隊的士兵目黑福治，在1937年12月17日的陣中日記中明確記載了‘午后五時，去執(zhí)行任務(wù)，槍殺敵兵約一萬三千名’。該大隊的另一名士兵黑須忠信也在日記中記錄了其12月16日在長江邊屠殺俘虜并‘用刺刀恣意刺殺’的行徑，及12月17日參加‘入城式’的情況。”

徐州高中生于聹鵬還捐贈了日軍“花見部隊”相冊，其中收錄44張照片，清晰記錄了醫(yī)院化驗室、物資室、病房的布局以及日軍的醫(yī)療活動和醫(yī)院工作人員的情況，集中反映侵華日軍在天津設(shè)立野戰(zhàn)醫(yī)院的情況。

除此之外，1938年11月22日美國《瞭望（LOOK）》雜志，第54-55頁刊登了一篇題為“殺人為樂”的報道，還刊登了4幅揭露日軍暴行的照片。

截至今天，紀念館今年共征集各類文物史料573件（套），紀念館目前的藏品總量為10.68萬件（套）。

說實在的，即便只是一件（套）文物史料，就已經(jīng)清楚、真實地證明了當年日本侵略者對我國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更何況是高達十多萬件（套）！

可是，身為施暴者的日本政府呢，居然對這一段不光榮的歷史遮遮掩掩，甚至回避篡改！

如篡改教科書，在教材中將南京大屠殺改寫為“進出華北”，把受害者人數(shù)刻意淡化。

如將強征慰安婦等暴行在教學中系統(tǒng)性回避。

如持續(xù)參拜供奉甲級戰(zhàn)犯的靖國神社。

日在2025年仍有勢力試圖為戰(zhàn)爭罪犯翻案招魂。

按理說，面對我國有海量的“人證”和“物證”在，日本政府應該像德國政府一樣，實事求是地承認，誠心實意地道歉，痛徹心扉地懺悔，可它居然做出如此卑鄙惡劣行徑來，讓我們不可容忍和極其氣憤！

犯了錯，不去承認、道歉和反悔不說，反而故意回避和篡改，甚至意欲為當年的軍國主義招魂，讓軍國主義死灰復燃，足見日本政府的卑鄙無恥和邪惡陰險！

我們建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活動，收集日軍侵華的文物史料等，為的是銘記歷史和勿忘國恥，而非是為了延續(xù)仇恨，挑撥中日關(guān)系；為的是警示未來，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為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努力，而非讓當年的戰(zhàn)火動蕩再次卷土重來！

身為受害方的我們，本想著若日本政府能實在承認、真心道歉，能誠心增進兩國的友誼、加深兩國的情感，我們大人不記小人過，暫且翻過昨天，把今后結(jié)交好，把未來團結(jié)好，可日本政府呢，不僅不這樣，反而屢屢做出讓人不可思議和怒不可遏的一幕幕來！

如新上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針對我國的臺灣發(fā)表狂妄的挑釁性言論，且至今拒不撤回。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既然小日本如此無禮無情和無義，那么，身為受害方的我們，何必還再心懷善念、大度寬容和把日本往好處了想呢？

只因為，日本就是這樣一個“知小禮而無大義，拘小節(jié)而無大德，重末節(jié)而輕廉恥，畏威而不懷德，強必盜寇，弱必卑伏”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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