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艷偉｜傅振倫與《中國史學概要》之編撰

作者介紹

薛艷偉，太原師范學院歷史系講師，歷史學博士，畢業于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主要從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

基金項目

2024年度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明清民國時期山西山志研究”（2024YB131）。

文章來源

《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4期，第380-387、432頁。

摘要

傅振倫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先驅之一，《中國史學概要》是其在抗戰時期編撰的一部中國史學史專著。《中國史學概要》的成書，一方面建立在傅振倫多次講授中國史學概論等課程形成的講義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參考了梁啟超、朱希祖、金毓黻等人的著作。該書基本遵循梁啟超所提出的編纂方式，以史官、史家、史書為全書的基本架構；內容豐富，先后論述了史之解誼、史官建置、史學起源、史書名目、史書流別、史體得失、史學名著舉要、劉知幾和章學誠、史籍之整理等諸多問題。《中國史學概要》的特點比較顯著，但也存在缺陷。

關鍵詞

傅振倫；《中國史學概要》；中國史學史

傅振倫（1906—1999），字維本，河北省新河縣人，20世紀中國著名史學家。傅振倫在方志學、史學史、檔案學、考古學、簡牘學、博物館學、陶瓷史、科技史等許多領域都作出了杰出貢獻，是其中諸多學科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俞偉超稱贊傅振倫是“我國近代人文科學發展的同齡人”。傅振倫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少有的在多個學科領域都取得顯著成就的學者，中國史學史是其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傅振倫是國內最早開展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學者之一，也是中國史學史在20世紀的中國成為一門學科并得到長遠發展的見證者和參與者。但是，學界對傅振倫在中國史學史方面的貢獻關注甚少，相關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數，這與傅振倫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貢獻很不相稱。對傅振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方志學、檔案學兩個領域。其實，傅振倫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貢獻甚大，成果也比較豐碩，除了《劉知幾之史學》《劉知幾年譜》《中國史學概要》等專著外，還有數十篇專題論文，這在中國史學史研究界也是極為引人注目的。比較遺憾的是，當今諸多回顧20世紀中國史學史學科發展歷程的論著，都很少提及傅振倫的研究成果。可以說，傅振倫是20世紀中國史學史學術史上被忽視的學者。在20世紀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學術版圖中，理應給予傅振倫一席之地。

《中國史學概要》是傅振倫在抗戰時期編撰的一部中國史學史專著。在20世紀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學術譜系中，一般以金毓黻為前半期最重要的代表學者，輔以王玉璋、魏應麒、蒙文通等數位學者。后半期則以白壽彝為最具代表性的學者，輔以尹達、劉節、楊翼驤、張孟倫、吳澤、倉修良、謝保成、瞿林東、陳其泰、吳懷祺等十余位學者。1947年，白壽彝在給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一書所寫書評中，簡要介紹了金毓黻、王玉璋、魏應麒三人的著作，并進行了比較。他說：“這幾年內，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三種中國史學史。一種是王玉璋的《中國史學史概論》。一種是魏應麒的《中國史學史》。第三種是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魏書作得最壞，書內充滿了人名和書名，沒有他自己的見解，也看不出他在材料方面的功夫。王書比較地好些，但它用的材料和說出的見解都很少能走出金書的圈子。王書比金書雖早出了兩三年，但作者是先看過金書的稿子的，所以他能受到這樣大的影響。在三書中，金書可以說是一部最好的書。”這里并未提到傅振倫的《中國史學概要》，可見該書當時并未進入白先生的視野。

白壽彝之后的學者們在回顧民國時期的史學史發展狀況時，往往沿用白先生的如上看法，將金著和魏著、王著看作民國時期中國史學史學科的代表作，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一書更被認為是代表著20世紀上半期史學史研究的最高成就。近年來，僅有周文玖的《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和發展》一書第三章《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展開》在重點論述金著和魏著、王著后，對傅振倫的《中國史學概要》一書進行了簡略介紹。其他一些回顧20世紀中國史學史著作的專著或論文，在提到傅振倫的《中國史學概要》時通常僅列舉書名。可見，此書依然在大多數學者的研究視野之外。其實，傅振倫的《中國史學概要》是一部重要的史學史著作，為20世紀40年代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繁榮作出了貢獻。

一、《中國史學概要》的編撰背景

中國史學有源遠流長的發展歷程，但直到20世紀，中國史學史才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1919年，朱希祖開始在北京大學開設“史學史”課程。據1919年10月24日《北京大學日刊》公布的《文本科史學系三二一學年課程時間表》載：“史學史朱；學術史葉；本國通史陳。”這里的“朱”即為朱希祖。畢業于北大史學系的楊翼驤回憶說：“首先在大學課堂上講授中國史學史的，應推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朱希祖先生。他于1919至1920年間開了《中國史學概論》一課，并編寫了約有三萬四千字的講稿，內容包括《中國史學之起源》與《中國史學之派別》兩大部分。”但是，朱希祖似乎對史學史學科沒有明確的定位，次年他就將課程改稱“中國史學概論”，并一直沿用這一名稱。可以說，朱希祖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開拓者。

梁啟超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真正的倡導者和奠基人。1926年10月到1927年5月，梁啟超在清華學校教授歷史研究法，講課內容后經他的受業弟子姚名達整理成《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書。梁啟超在該書中設立“史學史的做法”一節，詳細論證了史學史的重要性和主要內容。他說：“史學，若嚴格的分類，應是社會科學的一種。但在中國，史學的發達，比其他學問更厲害，有如附庸蔚為大國，很有獨立做史的資格。中國史學史，最簡單也要有一二十萬字才能說明個大概，所以很可以獨立著作了。”和朱希祖相比，梁啟超有更加明確的史學史學科意識，他還提出了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對象和內容，他說：“中國史學史，最少應對于下列各部分特別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及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梁啟超既指出了研究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必要性，又指明了研究的具體路徑。

在梁啟超的大力倡導之下，學界掀起了研究中國史學史的熱潮。首先付諸行動的是姚名達。他在整理《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書時，加了一段按語：“民國十四年九月，名達初到清華研究院受業于先生，即有著《中國史學史》之志，曾向先生陳述；至今二年，積稿頗富，唯一時尚不欲草率成書耳。”由此可知，姚名達較早立志編撰一部完整的《中國史學史》。只是由于時事變遷，加之姚名達英年早逝，最終沒有完成。近年出版的《姚名達文存》中所收的《中國史學史講義》，只存緒論和史官制度兩部分。

與姚名達同時的何炳松，也立志撰寫一部《中國史學史》。他在《浙東學派溯源》的自序中提到：“著者所以要研究這一段中國學術史，本有他的動機。當民國十七年時，他很想立志去述一部《中國史學史》，當時他想研究中國史學史北宋以前的一段是比較簡單而容易，南宋以來的一段卻就茫然無頭緒了，因此他就先去研究南宋末年浙東諸家的學說，同時亦研究程朱陸三家的學說。”何炳松計劃寫作該書，商務印書館曾將此書列入《中國文化史叢書》的出版計劃中，還刊登了出版預告。遺憾的是最終并未完成。

20世紀30年代，在北京大學的帶動下，很多高等院校史學專業都開設了史學史課程。為適應講課需要，不少學者編寫了講義。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陸懋德在北平師范大學授課時編寫的《中國史學史》、蒙文通在四川大學編寫的《中國史學史》、衛聚賢在上海持志學院編寫的《中國史學史講義》，可惜這三部由史學名家撰寫的史學史著作當時都未公開發行，學者無法評判其高下。對于20世紀30年代中國史學史的發展情況，王玉璋在《中國史學史概論》自序中有精彩的論述，他說：“梁啟超先生前曾力為倡導，希于全部中國文化史完成之時，甚或文化史其他部分，尚未獲出世之時，而中國史學史即得與學人相見。而一般有志此業之學人，亦頗有能追隨梁先生之后，思于其計劃之下，有所成就也。然年來事實告訴吾人，片斷或某一小問題之專論史著尚有成就，而全部之史學史論著則未見于世。即或云某某已從事著述矣，但終如甘霖之來，只見電閃聞雷聲，而未有沛然之雨降也。”這段話生動地描繪了當時史學史的發展情況。

20世紀40年代，連續出現多部史學史專著。單是商務印書館就先后推出魏應麒、王玉璋和金毓黻各自所著的中國史學史著作。這些成就是在二三十年代史學史發展的基礎之上取得的。這些著作都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結晶，且大都在30年代已經基本成形，只是在40年代出版罷了。在這種熱潮之中，傅振倫的《中國史學概要》一書問世了。

二、 《中國史學概要》的學術淵源

傅振倫特別強調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必要性，在1930年發表的《整理中國史籍之必要及其方法》一文中指出：“竊嘗以吾國今日史學界最需要之書部有三：一曰《中國史學概論》；二曰《中國史學史》；三曰《中國通史》（研究法亦頗需要）。”他認為中國的史籍浩如煙海、卷帙浩繁，這些都是“吾先民活動陳跡之記錄也”，可是“近人競言研究國史矣，競言整理史籍，改造史體矣，然昧于史學源流派別，利病得失，亦徒見其能言而不能行之也”。也就是說，民國以來的史家雖高聲倡導研究國史和整理史籍，但并不了解古代史學的源流、派別、利弊和得失。這樣會阻礙史學的研究進程，所以有著述中國史學史的必要。

從《中國史學概要》一書的《自敘》來看，傅振倫寫該書的時間是1942年5月。在此前后，他在位于江津縣白沙鎮的國立白沙女子師范學院講授“中國史學概論”“隋唐史”和“史學方法論”等課程。因講課所需，他編寫了講義。此前，在1929年，傅振倫曾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史地系講授“中國史學概論”課程，為授課需要就先后編寫過《本國史學概論講義》和《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講義》。只是抗戰爆發后，傅振倫不得已在北平蟄居一年，之后攜帶少數行李匆匆離開。等到傅振倫在白沙女子師范學院再開此課時，原來的講義已經杳無蹤跡。他只好根據記憶，并添加自己的一些新見解，重新編撰史學史講義。《中國史學概要》是傅振倫在為“中國史學概論”課程編寫的講義基礎上整理而成的。

傅振倫寫作該書時還參考了朱希祖的《中國史學通論》和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朱希祖是傅振倫在北京大學時的恩師，他的《中國史學通論》一書也是根據他在北大授課的講義整理而成的。傅振倫在北大上學時，就聽過朱希祖的這門課程，因此他對朱希祖的史學史觀點非常熟悉。抗戰期間，朱希祖和傅振倫同在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工作，朱希祖的《中國史學通論》于1943年出版后，傅振倫必然也讀到了該著作。傅振倫在《中國史學概要》一書中數處提到朱希祖此書，而且有些觀點明顯襲用了朱希祖的有關論述。

金毓黻與傅振倫是相交多年的好友。早在1934年，傅振倫就在故宮古物館館長徐森玉的介紹下，與金毓黻結交。1940年，傅振倫供職于重慶歌樂山國史館籌委會，恰好金毓黻也在此任職，二人的交往日益密切，傅振倫時時向金毓黻取經請教。金毓黻當時兼任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1941年5月11日，中央大學史學系召開歷史學會第二屆年會時，在重慶沙坪壩舉辦歷史文物展覽會。傅振倫應金毓黻之邀，也慷慨拿出自己的30余種藏品參展，金毓黻還寫詩一首《文物展覽會紀事詩》作為紀念。可見，二人當時有頻繁的學術交往。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早在1939年就已經寫作完畢，并在一些好友之間傳閱。王玉璋的《中國史學史概論》于1942年出版，王玉璋就明確說他參考了金著，他說：“二十八年暑期，于蓉城得從金靜庵、蒙文通諸先進游，獲益甚多，靜庵先生復出其中國史學史講演大綱相授，更是以資鼓勵而多所借助也。”傅振倫也在《中國史學概要》一書的《自敘》中坦言：“金靜庵先生撰中國史學史講義，以吾國史學發展歷程，分為五級。今本其說而略論之。”毫無疑問，傅振倫撰寫該書時參考了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

三、《中國史學概要》的編撰方式和內容

自從梁啟超提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對象至少包括史官、史家、史學的成立及發展、最近史學的趨勢等四個方面的內容后，20世紀前半期問世的中國史學史著作，基本都遵循了這種研究思路和編撰方式，朱維錚稱之為“‘做’史學史的四部曲”。金毓黻在《中國史學史》的《導言》中坦承，他編撰本書時“謹依劉、章之義例，緯以梁氏之條目，粗加詮次，以為誦說之資”。無怪白壽彝批評金著“帶有濃厚的史部目錄學的氣味”。朱維錚也對這種史學史的編撰方式總結說：“以后出現的中國史學史專著，如金毓黻、魏應麒、李宗侗諸書，無不墨守梁氏設計。也有的諱言梁名而實襲梁說。但透過其中的意識形態化術語，察其述史思路，很難說已經實現對于梁氏四部曲的超越。”傅振倫的《中國史學概要》也未能克服如上局限。20世紀40年代，出現了多部中國史學史著作，形成了中國史學史的第一個研究熱潮。現將這一時期問世的諸多史學史著作篇目列表如表1。

從表１可見，傅振倫的《中國史學概要》基本遵循梁啟超提出的編撰方式：第二篇《史官建置》敘述“史官”；第七、八篇《史學名著舉要（上、下）》論述“史家”；第九篇《史學上兩大思想家》講了劉知幾和章學誠。而梁啟超所謂“史學的成立及發展”主要就是指研究劉知幾、鄭樵和章學誠三位史學理論家的史學思想。梁啟超所說的“最近史學的趨勢”，指的是近現代史學，主要是清代中期以來的史學發展狀況。可惜的是，《中國史學概要》對清朝滅亡以后的史學史并沒有過多涉及。從結構上來看，《中國史學概要》并不是沒有自己的特色。如設立專門章節來論述史書名目和史籍之整理，就是其他中國史學史著作所沒有的。另外，作為附錄的《編輯史籍書目提要之商榷》一文也體現出傅振倫重視史籍提要對編撰史學史的作用。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的史學史著作更多地呈現出史部要籍解題式的特征。

該書第一篇為《史之解誼》。傅振倫首先解釋了“歷史”的涵義，接著指出“史”的本義為史官，最后指出，中國先后出現文學史觀、政治史觀、倫理史觀和唯物史觀等四種史觀。

第二篇是《史官建置》。該篇敘述了上起黃帝，下迄抗戰時期中國歷代的史官制度。傅振倫認為我國有源遠流長的史官制度。自三皇五帝時起，中國就出現了史官。夏代有太史、左史和右史。商代出現了御史和內史。周代則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左史、右史以及女史。上自天子，下至諸侯列國，都配置史官。秦漢時設置太史令一職。王莽新朝時，設有柱下五史。魏晉時期，設立著作郎。南朝的史官制度主要繼承了魏晉的著作官制度，并稍有創新，如齊、梁設置有修史學士，陳朝則有撰史學士。北魏時設立著作局，下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后設置起居令史，負責修撰起居注。北齊時設立秘書監、丞，領著作事務。北周則設立著作上士和中士。唐代正式于門下省設立史館，史官名稱有史館修撰、直史館、起居郎及起居舍人等。傅振倫認為，肇始于唐代的史館制度，對后世影響深遠，“歷代因之，遂成千古不變之局矣”。五代和宋朝都沿襲了這種史官制度，體現了這種史官制度強大的生命力。遼代有國史院，元明清各朝則皆以翰林院兼掌國史。1940年，國民政府在重慶歌樂山成立了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包括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在內的絕大多數史學史論著在敘述史官制度時，一般說到清末就戛然而止。其實，民國的史館制度繼承自唐宋以來的史館制度。傅振倫將中國的史官制度從上古一直敘述到抗戰時期，反映了傅振倫融會貫通的史學眼光。

第三篇為《史學起源》。該篇雖以史學起源為題，但并未多談及中國史學的起源問題，而是主要論述了古代史學體裁的歷史演變。對于有的學者提出史學起源于六經的觀點，傅振倫進行了修正。他認為六經中只有《尚書》和《春秋》是后世史書體裁的權輿，《尚書》已經具備紀傳體史書的規模，《春秋》則編年記事，類似西方的年代記。傅振倫又分析了《世本》一書的內容，包括記、帝系、世家、傳、氏姓篇、居篇、作篇、王侯大夫譜等。其中記、帝系、世家和氏姓篇敘述帝王貴族的譜牒，傳則記載名人事跡，居篇記述帝王諸侯的國都，作篇記載占驗、飲食、禮樂、車服、圖書、藝術等，譜則記述年爵。據此，傅振倫分析認為《世本》也是“正史之椎輪”。因為《尚書》和《春秋》兩種體裁存在缺陷，或者不能記載一代的全部情況，或者不能呈現一個人或一件事的首尾始末，司馬遷創造出一種新的體裁——紀傳體。司馬遷之后，南宋的袁樞又發明了紀事本末體。這樣古代史學就形成了編年體、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三種體裁三足鼎立的格局，這就是世人所說的“史學三體”。傅振倫還總結了中國古代史書體裁的發展規律，他說：“學術進步，有恒例焉。大率由單純而趨繁復，更由繁復而趨單純。由分而合，更由合而分，學藝進化之歷程然也。”史學由分而合和由合而分的兩種趨勢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同時并行”的。

第四篇為《史書名目》。傅振倫指出中國古代史書的名稱，先后有“書”“志”“春秋”“紀”“史記”“史”等名目，并梳理了“三史”“四史”“十七史”“二十一史”“二十四史”等史書名目的發展變化。

第五篇為《史書流別》。傅振倫首先將中國古代的史籍目錄著作分為六類。接著列舉了從阮孝緒的《七錄》，直到朱希祖在《中國史學通論》提出的史部分類，其間還有《隋書·經籍志》、鄭樵《通志·藝文略》、《四庫全書總目》、孫星衍的《孫氏祠堂書目》、章太炎和梁啟超等人的分類法。傅振倫提出自己的史部分類法，總體上將史書分為分述之史和總載之史兩種。分述之史下分為年代之史、地方之史、人物之史和普通之史及文物之史四種。其中年代史是指依年代而編次的史書，傅振倫把編年體、綱目體和起居注以及實錄等類型的史書都劃入年代史范疇。地方史則包括國別史、地理書、地方志和方記四種。人物史包括本紀、列傳、別傳和家傳。傅振倫所謂普通史，指的是紀事本末體史書。文物史則是記載社會風俗、典章制度和學術思想的著作，下分政治史和社會文化史兩類。因為普通史和文物史都是“依事類纂集”，因而傅振倫把它們劃為一類。總載之史，就是綜合各種體裁匯為一書的紀傳體史書。

第六篇為《史體得失》。傅振倫首先論述了紀傳體、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三大史書體裁的優劣得失，主要引用劉知幾和皇甫湜的有關言論作為論據。總體而言，傅振倫對紀事本末體的評價最高，他認為紀事本末體是“吾國史學最進步之體”。接著論述了方志、家傳、別傳、通史和斷代史的利弊。傅振倫認為，方志雖有“矜其鄉賢，美其邦族”的缺陷，可以通過方志“窺見社會之人物，亦不無裨于史學焉”。傅振倫認為家傳和別傳多出家屬委托，并有潤筆之費，大多有褒無貶，世人有“諛墓”之譏，但是其中也有“具真相，考異聞，為史家所不廢者”。最后，又論述了官修和私家修史的利弊。他認為，官修的實錄和私家的雜書，二者不可偏廢，“官書私史，均有可取”。在古今史家幾乎“一邊倒”地抨擊官方修史的弊端和偏愛私家修史的氛圍下，這種議論，無疑值得重視。

第七、八篇為《史學名著舉要（上、下）》。上篇依次記述了以二十四史為主的紀傳體史書的編纂情況。對每本史書的介紹雖簡略，但比較全面，包括作者、編纂過程、特征、后人評論以及流傳等。下篇介紹了除紀傳體之外的其他體裁的著作，有編年體（如《漢紀》《資治通鑒》）、紀事本末體（如《通鑒紀事本末》《三朝北盟會編》）、典制體（如《通典》《文獻通考》）、正史補編（如《歷代史表》《隋書經籍志考證》）、學案體（如《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史評（如《史通》《文史通義》）、史考（如《考信錄》《廿二史札記》），以及地理著作（如《讀史方輿紀要》《洛陽伽藍記》）等。值得一提的是，像《徐霞客游記》這樣的地理游記通常不被納入史學史著作，傅振倫則將其納入史學名著的范圍。他認為徐霞客此書“以耳目所親，見聞較確”，而且“于山川脈絡，剖析詳明，尤為有資考證。于史地之學，未嘗無補也”。

第九篇為《史學上兩大思想家》。所謂史學上兩大思想家，是指劉知幾和章學誠。傅振倫認為，中國的歷史學至劉知幾和章學誠出現才得以成立。中國的史學思想，也以二人最為著名。朱希祖在《中國史學通論》提出：“史學上有兩大派別焉：一曰記述主義，一曰推理主義。”傅振倫認同此觀點，并指出司馬遷為史學記述派之權輿，劉知幾和章學誠為推理派的圭臬。這一篇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劉知幾的生平、史館修史“五不可”說、史家三長說、史書分類、對正史的十大改造建議以及記事之法，最后簡要敘述了《史通》對后世修史的影響。第二部分，首先介紹了章學誠的生平，接著分析了章學誠在六經皆史、史部類別、史料、記注與撰述、史家四要、史書體例、闕訪體法、敘事方法和整理舊史等九個方面的觀點。第三部分，列舉了劉知幾和章學誠在六經皆史說、史學分為記注與撰述二體、紀傳體史書的書志起源于三禮說、不立天文志、改造五行志、重視氏族志、史家諸長說、闕訪傳等方面的相同之處。另外，傅振倫認為，《文史通義》的篇目設置也受到《史通》的影響，章學誠的諸多史學思想系推衍自劉知幾而來，且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大有后來居上之勢。

第十篇為《史籍之整理》。傅振倫認為中國上古史籍無多，學者容易瀏覽周遍，后世史籍日益繁雜，閱讀難以周詳，因此有整理史籍之必要。后世的史籍整理方法有多種，包括編修通史、紀事本末體、紀傳體、編年體等多種體裁的著作，或者制作表譜、書志，或者加以注釋。傅振倫認為，如果沒有初步的整理工夫，以上這些工作都不容易完成。他提出四種史籍的初步整理方法：編纂史書總目、編制篇目索引、編纂史籍提要、編纂史學別錄。

1945年，一位化名為璋的學者專門為傅振倫的《中國史學概要》寫了一篇書評，除了敘述此書的基本內容外，還對各篇作出簡短的評論，頗為精當。如璋說《中國史學概要》的第一篇《史之解誼》“于史誼之各方面，均有簡明之解釋”。又評論第二篇《史官建置》對于“史官制度，言之甚詳。網羅文獻，折衷一是，而為有系統之敘述，亦自可貴”。再評論第九篇《史學上兩大思想家》道：“本篇所論，以劉章為主。于其史學主見，皆能具體言之。所論兩氏對于史體之更張，尤可供今人修史之參考。”

四、《中國史學概要》的特點和缺陷

傅振倫的《中國史學概要》一書和同時代問世的其他中國史學史著作相比，雖然學術價值不是第一流的，但也有其特點。總結起來，有如下幾點：

第一，該書所立各章節內容，此前作者都撰有專門的論文討論過相關問題，也就是說，傅振倫對大多數內容都做過專題研究，這成為他寫作該書的學術基礎。如傅振倫早在1935年出版的《劉知幾年譜》一書的《引言》中，就已經比較詳細地論述了中國古代史書的名稱和史官源流。《中國史學概要》一書的第二篇《史官建置》和第四篇《史書名目》，就是對這部分內容的補充和完善。又如第三篇為《史學起源》，傅振倫早在1931年發表的《中國史學之起源》一文就論述到中國史學的起源問題。第五篇為《史學流別》，傅振倫早在1930年發表的《中國史籍分類之沿革及其得失》一文中就論述了古代史籍的分類問題。第九篇為《史學上兩大思想家》，傅振倫早在1928年就曾發表《中國三大史家思想之異同》一文。第十篇為《史籍之整理》，傅振倫早在1930年發表的《整理中國史籍之必要及其方法》一文中就論述了古代史籍的整理問題，并有一節專門討論中國古代史書的三大體裁之利弊得失，這節內容構成《中國史學概要》之第六篇《史體得失》的主體。至于書末作為附錄的《編輯中國史籍書目提要之商榷》一文，早在1933年就曾發表過。由此可見，《中國史學概要》一書絕大部分內容都以作者之前曾經發表的相關論文作為參考對象和基本內容。可以說，《中國史學概要》是傅振倫十余年來研究中國史學史的結晶和總結性成果。

第二，傅振倫在編撰該書時借鑒吸收了當時最新的史學史研究成果。如對“史”的解釋、關于史官制度以及中國史學的派別等問題的看法，就吸收了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的有關結論。再如，《中國史學概要》的《自敘》中將中國史學發展分為五期：上古時期、兩漢、魏晉以降至唐初、唐代一直到清代、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這種觀點基本借鑒于金毓黻的分期方法。又如，傅振倫對史書的分類方法吸收了章太炎、梁啟超、柳詒征、朱希祖等學者的分類法。博采眾家之長，也是本書的一個重要特征。

第三，傅振倫有明確的中西史學比較觀念。他在論述中國史學史的問題時，時常拿西方史學的相關概念和方法作為參照。如他在論述《詩經》和《春秋》時說：“此等歌謠韻語，與西洋古代史詩Epics相似，亦古史也……《春秋》編年，有類西方年代記，亦史也。”再如，傅振倫在論述史觀時說：“西人研究史學，有所謂史觀者……取此以例吾國史學，亦有相似之旨焉。”傅振倫據此總結提出，中國史學先后出現四種史觀。又如，傅振倫在論述章學誠的史料學思想時，先引用章學誠《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中論述史料的一段話，然后說：“此即西哲所論史料蒐集、鑒定與編次諸法。”傅振倫的相關類比并不是牽強附會，而是非常貼切，并且通俗易懂。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史學概要》也存在不少缺陷。第一，傅振倫在論述相關問題時大段引用古今學者的言論，而缺少自己的裁斷和分析。如第六篇《史體得失》在談及通史和斷代史的優劣問題時，只是援引劉知幾、鄭樵和章學誠的有關言論，作者沒有進一步地深入闡述。再如，第八篇《史學名著舉要（上）》在評論正史體例時，完全照搬趙翼《廿二史札記》中的《各史例目異同》關于本紀、世家、表、書志、列傳的說法，在按語中又引用王鳴盛和劉知幾的觀點，最后加一句“言甚近理”了事。當然，這種現象在民國時期的學術著作中比較普遍，反映了在現代學術機制逐步建立的過程中，史學發展還未完全脫離傳統著作形式的影響。

第二，該書對史家和史書的論述范圍不是很廣，研究深度也有欠缺。歷史編纂學和史學思想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一般也是史學史通論著作的主體內容。1947年，齊思和評論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時說：“抑吾人猶覺美中不足者，書名史學，自宜論其體裁之得失，編次之良否，態度之偏正，考訂之精粗，俾讀者了然于二千年來史學演進之大勢，及今后改良之途徑，作者過重故實，而忽略史學，僅言纂修經過，鮮及體例得失，史學之義，似猶未盡也。”齊思和認為，史學史著作應該將重點放在敘述史書的體裁、體例和史學家的著述宗旨上面。這段批評也同樣適用于傅振倫的《中國史學概要》。該書涉及歷史編纂學的主要是《史學名著舉要》上、下兩篇，其中對每部史書的敘述過于簡略，讀者難以通過簡短的介紹了解史書的全貌。史學思想則只是重點介紹了劉知幾和章學誠兩位史學家的史學思想。對司馬遷、班固、司馬光、朱熹、顧炎武等其他時期的重要史學家的史學思想，并沒有進行論述。該書也未涉及史學發展演進的脈絡、各個時代的史學特征、史學發展規律以及史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等史學史深層次的問題。

結語

如前所述，《中國史學概要》一書的結構，基本上按照梁啟超提出的“史學史的做法”四大框架設計。史部目錄學或史部要籍解題式的特征較為明顯，在史學史著作的編纂方式上缺乏創新之處。在史學史學科的草創時期，按照梁啟超的既定模式來撰寫史學史著作，是必然會經歷的過程。治學如積薪，后來居上，任何學術論著都是后出轉精。正是有傅振倫這樣的老一輩學者堅持不懈地探索史學史著作的編纂模式，從而為后來的學者編寫史學史著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鑒。1945年，璋對《中國史學概要》一書的價值作了總結：“是書雖寥寥八萬余言，而于中國史學之各方面，均有扼要之論列，頗可供各大學及師范學院史學史地各系師生之參考。”在20世紀中國史學史的著作之林中，傅振倫的《中國史學概要》應該擁有一席之地，該書屬于中國史學史著作鏈條上的重要一環。

信息采集：邵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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