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8月，蔣經國的私人醫生程壽山為蔣經國量血壓

1987年8月，蔣經國的私人醫生程壽山為蔣經國量血壓，量完后嚇了一跳，蔣經國的血壓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數的一半，他立刻向蔣經國醫療小組的召集人報告，然后連忙把蔣經國送往“榮總”急救。
說實話，1987年8月的臺北，天熱得讓人心煩氣躁，但蔣經國的私人醫生程壽山卻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心臟，那天上午，程壽山像往常一樣為蔣經國量血壓，儀器上的數字一出來，程壽山差點沒把聽診器掉地上。
正常人的血壓，他心里有數，可眼前這個數字，比常人低了一半還多，程壽山沒敢多說一句廢話，手腳麻利地把結果遞給醫療小組召集人，轉頭捏緊手機，直接把蔣經國送進了榮民總醫院急救。
前前后后，就二十分鐘的事，比平時快得多，誰都知道時間拖不得。
那一刻，蔣經國還坐在輪椅上，臉色發白，眼神卻還帶著點倔強，他問：“又要進醫院？”程壽山只嗯了一聲，連多說一句都不敢，心里直打鼓。
他知道，這不是普通的高血壓或低血壓能輕輕帶過的事，這背后牽連的，是一整個政局的安危。
榮總的東樓三層，臨時成了“禁地”，病房外保安站成一排，里外一共十二個醫生護士，個個簽了保密協議，嘴巴比門鎖還緊，哪怕是老蔣的家人來了，也得提前打招呼，見面不超十分鐘。
每次開會診，醫療組說得很細，外面發的消息卻一板一眼：“身體狀況穩定，仍在休養觀察。”沒人敢說真話，也沒人愿意多問一句，蔣經國的身體，成了全臺北最敏感的話題。
其實，事情的根子早就埋下了，要說蔣經國的身體，那絕對不是“鐵人”，早在1959年，他就查出了糖尿病，醫生一再囑咐要管住嘴，少吃甜食。
可人這東西，哪能說改就改。蔣經國嘴上答應得痛快，私底下讓侍從幫他買桂花糕、冰糖肘子，吃得開心，血糖飆得也歡，醫生看著化驗單都搖頭，血糖常年四五百，遠不是正常人該有的數。
到后來，眼睛花了，看文件得用放大鏡，腎功能也不好，走路都靠攙扶，但這些都被他硬扛著。
這些年，身邊人都知道，蔣經國最怕的不是病，而是病情被外人知道，1975年他親爹蔣介石去世那會兒，消息還沒捂熱，外頭就亂成了一鍋粥，“權力真空”成了臺北茶樓的熱門話題。
蔣經國那時就暗暗下了決心，以后自己的身體絕不能讓人隨便議論，尤其是1987年，剛宣布解除戒嚴，民主運動風起云涌，街頭的標語一天比一天多。
黨外活動分子天天上街，媒體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好糊弄，這種時候，領導人一旦出事，消息要是真傳出去，后果誰都擔不起。
最離譜的是，蔣經國進醫院那幾天，外面風平浪靜，里面卻忙得像打仗，醫生給他上胰島素泵，每天輸液，強行把血糖壓下來。
蔣經國還要堅持出席活動，每次出現在公眾場合，身后都有人暗中撐著他，別人看不出來，只有貼身的侍從知道，蔣經國在臺上站得筆直，其實腳下早就發軟。
國慶彩排，他讓人提前給他打強心針，硬撐著揮手，表面風光，背后全靠藥物吊著。
有時候，醫療組會為救治方案爭得臉紅耳赤，有人主張保守治療，有人覺得要“短期爆發力”，能出席活動就行，可在蔣經國看來，什么都沒有“穩住場面”重要。
每次醫生勸他多休息，他都笑著搖頭：“只要我還在，大家就安心。”其實，誰都明白，這種“以命維穩”的做法，早晚要還賬。
島內的氣氛其實比外面傳得更緊張，7月剛解嚴，黨禁、報禁的聲音越來越大，蔣經國感覺到周圍的老同志們私下里說話越來越小心。
有人猜測他會不會指定接班人，有人則擔心他一倒下，局面就全亂了，李登輝那會兒還沒完全坐穩副手的位置，黨內外“主流派”“非主流派”都在磨刀霍霍，大家都在等一個信號，可這個信號，沒人敢明說。
其實，蔣經國自己也沒什么幻想，晚年這幾年，他幾乎見不得冷，也不愛出門，但只要是重要場合，絕不會缺席，有一次，他在辦公室里咳嗽得停不下來，侍從遞上藥，他擺擺手，要先把文件批完再說。
那一刻，誰都看得明白，他不是不怕死，只是比起身體，他更怕政局出岔子。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官邸突發大出血，醫生搶救了半夜，最后還是沒能拉回來，那時他的長子在外地，身邊只有侍從陪著。
醫生出來時，臉色都鐵青，沒一個人敢大聲說話，尸檢報告后來寫得明明白白，糖尿病拖了幾十年，腎、胃、心臟早就耗光了力氣，最后扛到吐血，算是把所有能撐的日子都撐滿了。
蔣經國一走，臺北的風向立刻變了，權力交接程序馬上啟動，李登輝趁機站穩腳跟，黨內外的派系斗爭一時熱鬧起來，有人說，蔣經國一生都在維穩，最后卻沒能穩住自己，也有人感慨，這種“用命換平穩”的做法，終究還是一場孤獨的冒險。
細想起來，蔣經國晚年的病，其實不只是一場病，更像是個人和時代的較量，他怕的是，自己一倒下，幾十年建立的秩序瞬間崩盤。
可歷史總是不會因為一個人的意志就停下腳步，即使醫院的門再厚，保密做得再好，終究還是有人要接過那根接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