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財長：中國的反制我料到了，可我哪知道中國的反應會這么大？

荷蘭開啟的“安世之亂”已經過去兩個多月了，荷蘭可以說已經是滿目瘡痍，輸的一塌糊涂，荷蘭大臣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問題所在。

荷蘭知道自己這一手有多可恥，也明白中國一定會給予相應的回擊，但是他只是沒料到中國的反制他完全接受不了。

荷蘭真的認輸了嗎？安世之后還會歸回荷蘭控制嗎？

幾個月前，這位看守政府的高官還顯得意氣風發，他在9月份重新啟用了一部充滿冷戰氣息的《商品供應法》。這把已經塵封許久的“尚方寶劍”，被他毫不猶豫地指向了聞泰科技旗下的安世半導體。

他動用行政力量，強行切斷這家公司與其中國母體之間的聯系，禁止任何形式的技術回流、資金劃轉或產能轉移。那時的卡雷曼斯，信心爆棚。在接受《衛報》采訪時，他甚至放話說，這是一次經過所謂“周密風險評估”的行動，即便時間倒流，他也會毫不猶豫地重來一次。

他天真地以為，只有西方才有資格通過出口管制來設定游戲規則，而作為制造基地的另一方，只能默默吞下苦果，現實給了這種傲慢一記響亮的耳光。就在卡雷曼斯按下那個暫停鍵僅僅五天后，也就是10月4日，來自東方的反制措施便如雷霆般降臨。

中國直接限制安世半導體位于東莞的封測工廠向外出口成品芯片，這一招，讓那些坐在布魯塞爾和海牙辦公室里的決策者們瞬間傻了眼，卡雷曼斯在議會辯論中那句蒼白的辯解，道出了整個西方決策層的盲區。

他說他們確實沒想到中國會對成品芯片下手，在他們的傳統認知里，出口管制是為了防止技術擴散，而不是用來切斷商業供應的，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我以為只能我卡你的脖子，沒想到你也能卡我的呼吸。

這種“沒想到”源于對全球產業鏈構成的極度無知，雖然安世半導體的總部掛著荷蘭的牌子，晶圓的設計可能也在歐洲完成，但它的生命線其實早就深深扎根在中國，安世半導體每年生產約100億顆成熟制程芯片，這其中高達70%的產量，必須在中國東莞的工廠完成最后的測試和封裝。

很多人可能不懂這道工序意味著什么，換句話說就是不管你在荷蘭的實驗室里設計出的電路圖有多精妙，不管你在歐洲晶圓廠里刻錄的紋路有多復雜。

只要沒經過東莞那一關的封裝和測試，這些所謂的芯片就是一堆毫無價值的工業廢料，連一分錢都賣不出去，這就是現代工業分工的殘酷。

東莞這邊口子一收，那邊歐洲的汽車生產線立馬就感受到了寒意，這些不起眼的基礎芯片，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先進制程，但它們卻是現代汽車身上不可或缺的“神經末梢”，少了一顆幾塊錢的芯片，幾十萬的豪車就下不了生產線。

正如卡雷曼斯后來在聽證會上不得不承認的那樣，他的這一魯莽決定，直接引發了歐洲乃至全球汽車產業鏈的劇烈震蕩，原本就脆弱的供應鏈根本經不起這種人為的切斷，多家全球汽車巨頭的工廠因為缺乏關鍵零部件，不得不面臨停產的窘境。

中國早在10月4日就已經實施了反制，這本來是驚天動地的大事，荷蘭議會竟然直到整整10天后才收到政府的正式通知，這失去的十天，對于瞬息萬變的商業戰場來說，足以決定生死了。

在那個充滿了火藥味的夜晚，荷蘭議員們的憤怒不僅源于經濟上的損失，更源于被蒙在鼓里的羞辱感，他們質問在如此重大的外交危機和經濟動蕩面前，作為民意代表的議會為什么一無所知？難道這個國家的外交決策是黑箱操作嗎？

卡雷曼斯的解釋聽起來相當拙劣，他聲稱之所以搞“信息封鎖”是為了保密，怕走漏了風聲會讓中方加速轉移資產，這個理由顯然站不住腳。

在這一切的背后似乎總有一只看不見的大手在操控，盡管卡雷曼斯面對質詢時，把頭搖得像撥浪鼓，堅稱自己和美國“毫無關系”，堅持所有決定都是荷蘭獨立做出的，但他這個動作的時間節點，以及在芯片限制政策上與美國高度同步的節奏，讓外界很難相信這純粹是一個巧合。

不管他說得多么義正詞嚴，在外界看來，這更像是為了掩護那個在大洋彼岸發號施令的“帶頭大哥”而不得不說的外交辭令，如今，局面已經變得無法收拾。

面對這一地雞毛，那個曾經強硬的卡雷曼斯也不得不開始往后退，在12月4日晚的辯論中，他透露了一個關鍵信息，那個強制接管安世半導體的命令已經暫時中止了。

他給出的理由頗為講究，說是既然中方已經“邁出了第一步”，允許東莞工廠恢復了部分出貨，那么作為“外交姿態”，荷蘭這邊也就順坡下驢，暫停接管動作，這話說得好聽，但在明眼人看來，這不過是被現實撞得頭破血流之后的被迫妥協。

卡雷曼斯承認，現在安世半導體中方股東與歐洲實體之間的關系已經處于“極度緊張”的狀態，雙方的溝通渠道即使恢復了，也是非常有限且充滿了猜忌，信任一旦崩塌，想要重建，談何容易。

在這個早已深度交織、誰也離不開誰的全球化體系里，從來就不存在單方面的獵殺，當你把商業規則當成武器扔向對方時，就必須做好被回旋鏢擊中面門的準備。那些試圖通過“脫鉤”或者所謂“去風險”來遏制對手發展的人，往往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物理常識：力的作用是相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