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在新兵連每月6元津貼，想著一年攢10元以后娶媳婦

1978年12月，北去的軍列在夜色里咣當前行，車廂頂上昏黃的燈泡忽明忽暗。滿列的新兵都守著行李卷打盹，卻有人把那6元津貼在手心里掂了又掂——錢不多，心思卻重。

腳一踏進營門，隊列口令像洪水一般灌進耳朵。家里窮、父親早逝、母親帶著三個妹妹的窘迫，被高聲的“一二三四”暫時壓住。那時的打算簡單：每月寄回5元，余下1元買牙膏肥皂，再攢半年夠湊10元，可向媒人提一句“能成家”。

新兵連對“做好事”有種近乎狂熱的崇拜。誰也不肯落后，少說話、多出力，成了默認規則。第一周班務會，班長點名批評：有些人總把白饅頭讓給別人，自己撿玉米面的發糕吃，“先人后己值得表揚”。名單里沒有本人，一張臉燙得難受。

從那天起，打飯口號改成“搶”。饅頭、發糕統統先抓再說，只為證明“無私”。上鋪的小李身量瘦，常圍著空飯桶抹眼淚。一次本人感冒吃病號飯，旁邊戰友蠢蠢欲動想洗碗掙表現，“來，小李！”一聲招呼，那碗遞過去，小李笑得見牙不見眼。晚上的班務會里，小李“關心病號”成了光榮事跡。

發糕不夠分，碗也刷不過來，大家另辟蹊徑。有人凌晨四點摸黑起床打掃衛生；掃帚排排臥在床板底，每根都寫了名字，生怕被“順走”。那股子競爭勁兒，比后來搶高炮彈殼還激烈。

搶不到工具便自掏腰包。小賣部里2角5分錢的竹掃帚一夜脫銷。有意思的是，人多掃把少，甚至傳出“誰抱掃帚睡誰”的怪招。

撿不到活就去轉悠。有天路過鍋爐房，看見老司爐推煤渣出灰溝，立刻沖過去：“大爺，給我吧！”老人被嚇一跳，灰鏟差點掉地。自此，倒煤渣成了“專屬”。班務會一亮相，吆喝聲比口令還響。

津貼日是月里最亮的日子。6元現金，上繳母親5元，剩下雞零狗碎。肥皂1角5分、牙膏3角，能剩5角就偷著樂。偶爾能擠出一本中篇小說，夾在被褥里翻到夜深。

拉練途中，一只瓦盆被碰碎。老鄉滿臉肉痛，連長賠禮不成，本人摸出剛到手的6元遞上去，“大娘，別生氣。”心里疼得直滴血，回到隊列低聲罵自己“敗家”。

書是最大開銷。不到兩年，口袋里流進流出的紙幣換來兩百多冊書。轉到邊遠連隊時背不動，撿了幾本小說塞背囊，其余全寄給團圖書室和山村中學。郵費不菲，心里卻踏實。

分兵臨近，氣氛緊張。那年代當司機吃香，報考者扎堆。因家族里有印尼親戚，政審卡住了駕駛班指標。宣傳科來人點名要人，正吹糠見米之際，指導員突然回家料理喪事，手續懸空，名額作廢。

最終落在警衛通訊連。接收電報、架線、爬桿，樣樣要練。新兵得先學在5秒之內攀上6米電桿，再用大腿卡住桿頂扭線。多數男兵雙腿打顫，女兵更艱難。

一次綜合考核，話務班的劉燕剛上桿頂就哆嗦：“天這么高！”聲音沒落地，人已松手。好在機警，雙臂抱桿往下滑。到地時制服磨出血道子，嘴里卻硬：“還能爬！”此話讓訓練場嘩然。

新兵連的硬骨頭都在這點滴里長出。揉著酸胳膊繼續摸電臺，踩著煤渣奔廚房燒火；一身塵土，口袋卻還揣著省下來的3角5分。那3角5分不算什么，卻代表著“攢錢娶媳婦”的念想。

時間推到1979年春，津貼漲到7元。漲幅不大，可戰士們興奮得像打了勝仗。有人算賬：再增一次，置辦棉被的錢就齊了。技術不含糊，算盤也打得響，這大概是軍營里最接地氣的浪漫。

熔爐似的訓練、花名冊上的表揚、扎口袋的書香、半夜寫信寄走的5元現鈔……這一樁樁混合起來，構成了那個年代新兵的全部日常。嫁妝般的小算盤沒能幫所有人立刻脫貧，卻讓每一次流汗都看得見去路。

后來陸續轉戰數省，津貼漲到10元，電報速度也越練越快。救火、抗洪、架線，崗位變了，攢錢的節奏沒變。那“攢10塊娶媳婦”的目標，一直讓背囊里的那本薄賬單保持著未來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