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歲閔超成博導：慶幸生在“破五唯”時代，少年中國的學術鋒芒

26歲，當很多同齡人還在為博士論文絞盡腦汁時，閔超已經站上了浙江大學的講臺，成為一名手握博士生招生資格的研究員、博導。

這個出生于1999年的青年學者，用“碩博連讀提前畢業”“入選浙大新百人計劃”“斬獲浙大人文社科研究一等獎”的履歷，在學術界掀起了一場關于“年齡與資歷”“天賦與努力”“制度與機遇”的熱烈討論。

有人驚嘆他的“天才速度”，有人好奇他的“逆襲密碼”，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閔超的崛起，從來不是孤立的個人傳奇，而是中國高校“破五唯”改革浪潮中，一朵最鮮活的浪花；是學術評價體系從“資歷本位”向“潛力本位”轉型的生動注腳，更是“少年中國說”在當代學術領域的鏗鏘回響。

一、26歲博導的“破格”：不是偶然，是厚積薄發的必然

“26歲當博導，是不是太草率了？”

閔超的名字剛出現在浙大博導名單上時，質疑聲鋪天蓋地。在很多人的固有認知里，學術圈是“論資排輩”的代名詞——從講師到副教授，再到教授、博導，往往需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熬資歷”，發表多少篇論文、拿多少個項目、積累多少人脈，都是必不可少的“硬指標”。

但質疑聲很快被扎實的學術成果擊碎。

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領域的青年學者，閔超的學術履歷堪稱“含金量十足”：博士在讀期間，他以獨立作者或第一作者身份，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思想理論教育導刊》等多個權威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其中《馬克思1848年法國革命研究與唯物史觀的具體化轉向》一文，更是斬獲浙江大學第十一屆學生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這也是其所在學院首次獲此殊榮superscript:1superscript:5。

這篇發表在頂尖期刊的論文，絕非“運氣使然”。它深入剖析了馬克思對1848年法國革命的研究，精準提煉出唯物史觀從“一般原理”到“歷史具體”、從“社會形態”到“國家形態”、從“批判思潮”到“介入斗爭”的三重轉向，不僅彰顯了扎實的理論功底，更展現了超越同齡人的學術洞察力superscript:1。

除此之外，他還參與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曾獲“博士研究生國家獎學金”“第二屆高等學校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學生獎勵基金”等重磅榮譽，甚至還當選為浙江省研究生“三助崗位之星”superscript:4superscript:5。

更關鍵的是，他并非“在讀博士當博導”的爭議情況——作為碩博連讀生，他2021年入學，2023年轉為博士，2025年提前一年畢業，完全符合學制規定，之后才通過浙大“新百人計劃”被聘為研究員、獲得博導資格superscript:4。

所謂“破格”，從來不是打破規則的縱容，而是對“學術實力”的精準認可。正如浙大馬克思主義學院工作人員所說：“百人計劃研究員的考核非常殘酷，一般人不一定有勇氣來走這個通道。閔超老師本人非常優秀，人才引進程序都很規范。”superscript:4

這份優秀的背后，是天賦，更是極致的努力。在學術研究的世界里，沒有“一蹴而就”的神話，只有“日積月累”的沉淀。那些深夜亮著燈的書房、反復打磨的論文草稿、逐字逐句研讀的經典文本，才是他26歲就能站上學術高地的真正密碼。

二、制度托舉：“新百人計劃”，打破“論資排輩”的堅冰

如果說閔超的努力是“起跳”的力量，那么浙江大學的“新百人計劃”，就是讓他“跳得更高”的平臺。

在“破五唯”改革之前，中國高校的人才評價體系長期被“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唯項目”的枷鎖束縛。年輕學者哪怕天賦異稟、成果突出，也往往要在“按資排輩”的隊列里慢慢等待——沒有足夠的工齡，就評不上高級職稱；沒有高級職稱，就沒有博導資格；沒有博導資格，就難以組建自己的研究團隊，形成學術影響力。

這種“資歷本位”的評價模式，不僅消磨了很多青年學者的創新熱情，也讓不少學術人才錯過了最具創造力的黃金時期。

而浙江大學的“新百人計劃”，恰恰打破了這層堅冰。根據計劃要求，申報者年齡一般在35周歲左右，核心考核標準不是“工齡長短”“職稱高低”，而是“學術潛力”和“創新價值”——只要具有國際高水平大學助理教授或副教授相當的學術水平，能獨立發展一個學術方向，就有機會被聘任為研究員，直接獲得博士生招生資格superscript:2superscript:6。

這意味著，評價體系的核心邏輯，從“你熬了多少年”變成了“你能做什么”；從“看過去的資歷”變成了“看未來的潛力”。

閔超正是這一制度的直接受益者。他的研究方向聚焦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與歷史哲學，屬于學科前沿領域，其發表的論文展現出的理論深度和創新思維，顯著高于所在學科的聘任標準，因此成功入選“新百人計劃”，跳過了“講師—副教授”的常規晉升階梯，直接成為博導superscript:6。

更值得關注的是，“新百人計劃”并非“一聘了之”，而是采用“長聘-預聘”制，聘期內有嚴格的考核標準，倒逼入選者持續產出高質量成果。這種“給機會但不養閑人”的制度設計，既為青年人才開辟了快速成長的通道，又保證了學術隊伍的整體質量。

從這個角度來說，閔超的“學術躍遷”，本質上是“潛力本位”對“資歷本位”的一次勝利，是“破五唯”改革在高校落地生根的生動實踐。它證明：真正的學術高地，從來不是資歷的圍城，而是思想的曠野；真正的人才選拔，從來不該被年齡、輩分綁架，而應讓每一份學術才華都能被看見、被尊重。

三、時代回響：從“論資排輩”到“唯才是舉”，中國學術的新曙光

閔超的案例之所以引發全網熱議，不僅僅因為他的“年輕有為”，更因為他戳中了很多人對“人才成長環境”的期待——在任何領域，真正的公平，都不是“人人平等的慢節奏”，而是“讓有能力的人跑得快”。

回望過去，中國學術界曾長期陷入“數量焦慮”：論文數量位居世界前列，但真正具有創新性和影響力的成果相對較少；2019年，我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論文數量約60萬篇，但被國際權威期刊引用的論文數量僅2.5萬篇，占比不足5%superscript:3。

這種“重數量輕質量”“重形式輕內容”的現象，根源就在于“五唯”評價體系的束縛。學者們為了晉升、評獎，不得不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刷論文數量”“搶項目名額”上，反而忽視了學術研究的本質——探索真理、解決問題。

2018年，教育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深化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評價改革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破除“五唯”現象，推動評價體系向“重質量、重潛力、重創新”轉型superscript:3。

多年來，從“代表作制度”取代“論文數量考核”，到“同行評議”重視“成果影響力”，再到高校紛紛推出類似浙大“新百人計劃”的青年人才項目，中國學術界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評價革命”。

閔超的崛起，就是這場革命的“階段性成果”。他的存在，向整個學術圈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年齡不是限制，資歷不是枷鎖，只要你有扎實的學術功底、突出的創新能力，就能在學術舞臺上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更重要的是，這種制度變革，正在為中國學術的未來積蓄力量。青年是學術創新的主力軍，很多重大的學術突破，都誕生于學者的青年時期。當“論資排輩”的堅冰被打破，當“唯才是舉”的氛圍越來越濃厚，就會有更多像閔超一樣的青年學者脫穎而出，在各自的研究領域發光發熱。

這正是“少年中國說”在當代學術領域的生動回響——“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學者強，則學術強；少年學術興，則國家興。

四、尾聲：最好的時代，是讓每一份才華都不被辜負

有人說，閔超是“天選之子”，既有天賦，又遇良時。但我們更應該看到，天賦需要努力澆灌，良時需要制度托舉。

閔超的故事，不是一個人的傳奇，而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它告訴我們：中國正在變得越來越包容、越來越開放，越來越愿意給青年人才機會；中國的學術環境，正在從“論資排輩”的保守氛圍，走向“唯才是舉”的開放格局。

對于青年學者來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不必再為“資歷不夠”而郁郁寡歡，不必再為“機會不均”而怨天尤人，只要沉下心來深耕領域、打磨成果，就有可能被時代看見、被制度托舉。

對于整個社會來說，這更是值得欣慰的變革。因為一個國家的進步，從來不是靠少數“資深者”的固守，而是靠無數“年輕人”的突破；一個民族的創新，從來不是靠“按部就班”的積累，而是靠“敢為人先”的勇氣。

26歲的閔超，站在了學術生涯的新起點。他的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學術評價體系的改革，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至少，我們已經看到了曙光——那是打破束縛的曙光，是尊重才華的曙光，是少年中國昂首挺胸、闊步前行的曙光。

愿更多像閔超一樣的青年才俊，能在“潛力本位”的土壤里自由生長；愿中國學術界，能涌現出更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佳話；愿我們的時代，能讓每一份才華都不被辜負，讓每一個夢想都能揚帆遠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