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歲受聘浙大研究員，爭議背后的偏見與誤解

26歲青年學者閔超受聘浙江大學“新百人計劃”研究員并具備博士生招生資格的消息，近日在網絡上引發熱議。這位1999年出生的河南駐馬店青年，從鄭州大學本科起步，推免至浙大攻讀碩博，最終提前一年博士畢業，博士論文外審五個意見全優。然而，本應是勵志故事的個人經歷，卻在網上遭遇了大量質疑。有人懷疑其家世背景，有人質疑其學術水平。面對爭議，校方回應稱閔超父母均在家務農，他本人是“能坐得了冷板凳，潛心做學問且低調的人”。盡管如此，輿論的喧囂也未平息。

這場爭議背后彌漫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學科偏見。假如26歲的理工科博士獲聘名校教職，輿論很可能會稱頌其為“天才”“少年科學家”，成為美談。但當主角是人文社科學者時，質疑的聲音便鋪天蓋地而來。“重理輕文”的思維定式，本質上是功利主義教育觀的產物——人們習慣于用“有沒有用”“能不能賺錢”來衡量學科價值，卻忽視了人文社科對社會認知、價值建構的基礎性作用。此外，這種偏見還伴隨著對特定學科“水分大”“易操作”的刻板印象，仿佛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成就天然缺乏含金量，必然存在暗箱操作的空間。

此外，公眾對高校崗位設置的誤解，也是爭議的來源之一。許多人將博士生招生資格等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博導”，將浙大等不少高校針對青年學者特設的“新百人計劃研究員”崗位，等同于傳統上的正高職稱研究員，從而產生“26歲就能當博導”的莫名驚詫。事實上，如校方所言，具備招生資格不等于立即獨立指導博士生，“新百人計劃”也只是一個沒有編制的聘期制崗位。這種不了解、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認知偏差，使得本該被客觀評價的學術任命，被放大為“破格提拔”。錯誤的前提下，輿論其實是在打一個并不存在的靶子。

在這場爭議中，社會對于高等教育的諸多焦慮與偏見得到了集中展示。比如大家再熟悉不過的“第一學歷歧視”，鄭州大學在所謂學術“鄙視鏈”中顯然不及清北復交。網上有意見認為，從鄭大本科到浙大“新百人”，這條上升路徑本身就不夠純正。這種邏輯荒謬卻又真實，如果當事人本科畢業于清華北大或海外名校，爭議恐怕會小得多。“第一學歷”與其他領域用人制度中的“出身論”“血統論”如出一轍，既是對教育公平的消極回應，也在客觀上“反噬”了非名校出身的大多數求職者。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校方詳細說明了“五位外審全優”“提前畢業”等客觀標準，仍有許多人不買賬，這從側面暴露出學術評價體系在公眾心中的公信力危機。近年來學術不端、論文造假、答辯打招呼的新聞頻發，嚴重削弱了人們對學術圈自我凈化能力的信心。當學者選拔的程序正義不再自動獲得信任，即便擺出再多證據，也會被懷疑“有貓膩”。這種信任危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重建它需要的不僅是個案的澄清，更需要學術評價機制的系統性透明化改革。

學術如跑馬拉松，閔超能否展示出令公眾信服的學術實力，時間會給出答案。但此事留下的問題值得深思：我們的社會是否已經喪失了為年輕人的成就喝彩的能力？用懷疑一切來挑戰用人選拔出現的不公，是否適切？當“寒門再難出貴子”的焦慮彌漫時，需要的不是否定每一個突圍者，而是追問：如何讓更多閔超式的突破成為可能？□ 呂德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