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卜天：哥白尼顛覆了人類中心主義嗎？

作者張卜天 原載《科學文化評論》2016年第4期

有一種流傳極廣的說法認為，是哥白尼勇敢地將地球從宇宙中心處移出，使之“降級”為茫茫宇宙中的一顆行星，從而顛覆了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人類中心主義，人失去了那種狂妄自詡的優越位置。在哥白尼之后，人不再位于世界的中心，不再是上帝創世的頂點。

這一觀點流行頗廣，用不著多舉例子，我們幾乎在任何一本科普書或科學史著作中都可以看到類似的觀點。無論是科學家還是人文學者，往往都認為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弗洛伊德說過，人類幼稚的自戀曾經受過三次重大打擊，第一次就是哥白尼的日心說，使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茫茫虛空中的一粒微塵①。

當代理論物理學家霍金則在其暢銷書《時間簡史》中說：

對強人擇原理的第二個異議是，它和整個科學史的潮流背道而馳。我們是從托勒密及其追隨者的地心宇宙論，經由哥白尼和伽利略日心宇宙論，一直發展到現代的圖像。其中地球是一個中等大小的行星，它圍繞一個尋常的螺旋星系外圈的普通恒星公轉，而此星系只是可觀察的宇宙中萬億個星系當中的一個。然而強人擇原理卻宣稱，這整個龐大的構造僅僅是為我們的緣故而存在，這非常讓人難以置信。([1]，p.126)

我們看到，霍金反對強人擇原理并非基于邏輯或經驗上的理由，而是基于一種更深層的流行的世界觀看法。事實上，只要對哥白尼以前的物理學和宇宙論以及哥白尼本人的說法作一番考察，就會發現這種流行的說法是有問題的。一些科學史家已經做過類似的研究，比如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在《自然的觀念》(The Idea of Nature)一書中就指出，這種新天文學的哲學意義很深刻，但卻常常遭到誤解。普遍的說法是，它的效果是貶低地球在萬物格局中的重要性，告訴人類他只是生活在圍繞一顆小小恒星轉動著的一個小小冰冷物質顆粒上的微小寄生物。這種觀點從哲學上說是愚蠢的，從歷史上說是錯誤的。之所以從哲學上說是愚蠢的，是因為任何哲學問題，無論是關于宇宙的、人生的還是關于兩者之間關系的，都不會因考慮它們所占據的相對空間大小而受到影響；之所以從歷史上說是錯誤的，是因為人類在世界中的渺小一直是一個熟知的反思主題。波埃修的《哲學的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這本被稱為中世紀最廣為閱讀的書中有下面一段話：

“你已從天文學的證據獲悉，整個地球與宇宙相比不過是一個點，也就是說，與諸天球相比，地球可以認為沒有大小可言。在這個小角落里，據托勒密所說，只有四分之一的地方可供生物居住。扣除這四分之一當中的海洋、沼澤和其他沙漠地帶，為人類剩下的生存空間簡直連無限小都談不上了。”

哥白尼之前一千年，每個受過教育的歐洲人都知道這段話，哥白尼沒有必要為重復它的內容而甘冒被判為異端的風險。([2]，p.96)

此外，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拉夫喬伊(A.O.Lovejoy)、漢斯·布魯門伯格(Hans Blumenberg)也都有過相關的論述。比如拉夫喬伊就曾諷刺說，中世紀的宇宙論并不是人類中心主義的，而是魔鬼中心主義的(diabolocentric)[3]。但這些論述似乎并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本文也試圖從歷史和哲學上說明，顛覆人類中心主義其實并非哥白尼的原意，后人把這種說法歸于哥白尼乃是對他的曲解。在論述過程中，本文主要參考了德國哲學家漢斯·布魯門伯格的一些觀點。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地心說并不意味著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也不意味著地心說。

事實上，希臘的宇宙形而上學傳統在斯多亞主義之前并沒有產生一種全面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目的論。斯多亞主義認為，靜觀(contemplation)是人的最高滿足，而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恰恰滿足了人的這一需求。在斯多亞主義那里，宇宙中心的觀念得到了一種“對于人的自我理解的重要價值”[4]，它已不再只是空間意義上的，而是被賦予了形而上學含義。地球和人位于世界的中心，意味著人也是一切自然目的的中心，萬物都是為人創造的，人是受造物主青睞的造物。比如斯多亞主義哲學家塞內卡(Seneca，約前4?-65)曾說：

自然賦予我們一種好奇的性情，她完全清楚自己的技巧和美，使我們成為她那壯觀安排的觀察者，因為如果她那如此壯觀輝煌、精心構想、從許多方面表現出美的作品向著一片孤獨的荒涼之地展現，她的勞動果實就會付之東流。……她將我們置于受造物的中心，使我們能用目光掠過宇宙；她不僅把人創造成直立姿態，而且為了使人適合靜觀她自身，又把人的頭顱置于身體頂部，安放在一個容易彎轉的脖子上，以使其能夠追尋眾星的升落，隨著整個旋轉的天空而改變面部方向。②([5]，p.18)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宇宙論的確是地心說的，但它們包含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目的論并不是斯多亞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而是“隱含在亞里士多德強調地上的東西對人的有用性上，這一強調為宇宙整體朝向不動的推動者的目的論傾向所平衡”([6]，p.14)。對亞里士多德而言，把地球想象成世界的中心“只是一個物理意義上的事實，而不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7]。我們知道，在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中，地界由四種可朽的元素所構成，從上到下依次為火、氣、水、土。天界則由沒有重量的不朽的以太所構成，各個天球圍繞地球作永恒的圓周運動。四大元素依其本性都朝著自己的自然位置運動。在中世紀經院學者看來，地球之所以在托勒密的宇宙論中位于宇宙的中心，并不是因為它有多么高貴，而是因為它最粗重、最卑下，而不得不距離天球最遠，位于宇宙的中心。“向上”意味著重要性和等級的增加，“向下”即朝向中心則意味著朽壞和墮落。

猶太哲學家摩西·邁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1135-1204)有一段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他認為宇宙和人之間有許多平行之處，但在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間卻不能一味進行單純的類比，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有生命的造物體內都有一顆心臟，它位于身體中央，周圍是它所統轄的各個器官。因此，心臟由于諸器官的護衛而受益……但宇宙的情形卻恰恰相反。高等的部分包圍著低等的部分……雖然它影響著它所包圍的一切，卻不會反過來受到任何物質存在的任何作用或力的影響。然而，[宇宙和人之間]在這一點上存在著某種相似性。在動物體內，距離首要器官較遠的器官不如距離較近的器官重要。在宇宙中，各個部分距離中心越近，就越是濃密、堅硬、無生氣、模糊和黑暗，因為它們距離最輕的元素，距離自行旋轉的、物質最稀薄的光明之源，即最外層天球越來越遠。根據與這一天球的距離遠近，物體從它之中獲得相應的屬性，并上升到低于它的各個天球之上。([7]，pp.118-119)

邁蒙尼德還在這部著作中提出警告：我們絕不能“認為天球和天使都是為我們創造的”。

基督教思想家也持類似的觀點。奧古斯丁明確指出，上帝不是“為人”創造這個世界的，而只是“因為他愿意”(Quia voluit)③([5]，p.180)。阿奎那也認為：“在宇宙中，所有天球所圍繞的、位于中心的地球是一切物體中最具物質性和最卑下的(ignobilissima)東西。”[8]不僅如此，根據一種合理的外推，中世紀設想地獄位于正中心，從而與地球的中心相合。在但丁的《神曲》中，我們也發現撒旦就在地心，與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是一致的，而且撒旦不是在屬于天界的火中，而是凍結在不動的冰中。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雖然持人類中心主義觀點，認為世界是上帝為了人的福祉而創造的，但他們并不看重地球是否位于宇宙的中心，此時空間意義上的宇宙中心已經與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宇宙中心相分離了。在他們看來，“從一個存在者在宇宙整體中所處的位置來推斷其形而上學等級是無意義的……人在空間意義上在宇宙中居于何處是無關緊要的”[9]。對他們而言，地球仍然是宇宙中最低級的地方。比如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在《關于人的尊嚴的演說》(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寫道，我們所居住的地球是“月下世界最污穢、最不潔的部分”([10]，p.224)。

由此我們看到，在哥白尼以前的中世紀的宇宙論中，甚至是在與其同時期的人文主義者那里，地球雖然處于宇宙的中心，但卻是宇宙中最黑暗、最卑下的地方。對地心說進行人類中心主義的解釋其實并不存在一種連續的或者占支配地位的傳統。“這種聯系只有在原初的、異教的斯多亞主義那里才被保持著。盡管道成肉身可能會使人產生某些聯想，但中世紀的基督教思想主要不是以人為中心，而是以神為中心的。”[6]

那么，哥白尼本人又持什么立場呢?托勒密體系中附加的偏心均速點(equant)以及過多的本輪危及了宇宙的完美秩序，只有把太陽置于宇宙的中心才能使這一秩序重新顯現。哥白尼的初衷并不是要摧毀傳統的宇宙模型，而是想盡力修復它。“將天文學的宇宙模型與形而上學的宇宙信念協調一致是哥白尼的動力。”[4]在《天球運行論》致教皇保羅三世的序中，哥白尼有這樣一段話：

于是，當我對天文學傳統中涉及天球運動推導的這種混亂思索了很長時間之后，我開始對哲學家們不能更確定地理解這個由最美好、最有系統的造物主為我們創造的世界機器的運動而感到氣惱。([11]，頁31)

我們不由得想起邁蒙尼德在哥白尼之前三百多年說的：我們決不能“認為天球和天使都是為我們創造的”，與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一說法并不是一種慣用的修辭或旨在掩蓋新宇宙論的革命性內涵的搪塞。當時哥白尼并沒有受到半個世紀之后伽利略那樣的教會壓力，而且在整個基督教傳統中，“世界是為人創造的”也并不是一個公認的前提。這恰恰說明，哥白尼本人把他的著作置于持人類中心主義觀點的人文主義傳統之中。“此時人的‘中心’地位被‘理想化’了，它不再與一個特定的宇宙論圖示相關聯。”④哥白尼在致教皇保羅三世的序中強調指出，他的作品是在地球上的偏遠一隅(in hoc remotissimo angulo terrae)完成的。當然，他是指自己在弗勞恩堡(Frauenburg)從事研究和寫作，遠離像帕多瓦、佛羅倫薩或羅馬這樣的學術和權力中心。但他也知道，他所處的偏心位置并不妨礙他獲得真理：理性戰勝了偏心性。人的特殊性和優越性不再通過他在世界中所處的位置體現出來([12]，頁249)。在這種思想背景下，哪怕人位于宇宙中最偏僻的一隅，被賦予理性的人也有理由聲稱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他可以通過理論構造來洞悉世界的真相，從而把握現象背后的實在。

事實上，哥白尼消除了人類中心主義與地心說的關聯。這種關聯的消除在基督教對人之尊嚴的理解中有著堅實的基礎：托馬斯·阿奎那已經堅稱，人因其靈魂而高于天體(《神學大全》1.70，art.2 ad 4)。這里我們已經看到了即將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喬萬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那里變得至關重要的認識：身體給人指定的位置并不能真正為人定位，因為精神是自由的([12]，頁249)。人的尊嚴就在于，人生來就是自己的立法者，在這個意義上是自主的。人的自由和缺乏本質是一體的。誠然，皮科也一次次地援引存在的巨鏈，說上帝在“世界的中間”為人指定了一個位置。但人似乎可以把自己定位于這一鏈條上的任何地方：人既可以升至天使，也可以淪為野獸。皮科在《關于人的尊嚴的演說》(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說：

最后，遺物主決定，這個他不能給予任何專屬之物的遺物，要與每一種其他造物共享其所有。因此他把人這種本性未定的追物置于世界的中間，對他說：“亞當，我們沒有給你固定的居所或專屬的形式，也沒有給你獨有的功能。這樣，你選擇的任何居所、形式、功能，都是按照你自己的欲求和判斷所擁有和掌控的。其他造物的本性都要受我們規定的法則的約束和限制。但你不受任何限制的約束，可以按照你的自由意志來決定你的本性，我們已把你交給你的自由意志來抉擇。⑤([12]，頁235-236)

其實連伽利略也不是要推翻《圣經》本身，而是要反對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賦予地球的卑微地位。在《星際訊息》(Sidereus Nuncius)中，伽利略提出，正如月球可以向地球發光一樣，地球也可以發光給月球，這兩個天體之間是可以相互交流的：“出于公平和感激的交換，地球也向月球回贈光，就像它從月球那里接受光一樣。”而且，伽利略寫道，這駁斥了“那些基于地球既不運動也不發光的理由，就斷言地球必須被排除在眾星之舞之外的人。因為……地球的確在運動……它在亮度上超過了月球……它不是宇宙的污穢和蜉蝣聚集的污坑”([13]，p.59)。

在《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中，伽利略的代言人薩爾維阿蒂說：“至于地球，當我們力圖把它變成類似于天體的東西時，我們試圖使它變得高貴而完美。”([14]，p.37)在伽利略看來，正是哥白尼的新日心說宇宙論才真正提升了人的地位。地球不再是宇宙中最卑下、最污穢的地方，而是進入了更高貴的天界，成為一顆星體。只有拋棄地心說，我們才能真正占據宇宙中最優越的位置。

后來，大力宣揚和普及哥白尼主義學說的法國啟蒙思想家豐特奈勒(Fontenelle)最為鮮明地強調了新宇宙論的負面涵義。他在《關于世界多重性的對話》(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中贊揚哥白尼：“我極為滿意地看到他貶抑了人的虛榮，人曾經篡奪了宇宙中頭等的最佳位置。”他還說：“哥白尼世界的令人失望之處的影響[已然]被以下擔保品所緩和，即理性的無限存在并不僅僅是人的事情。”([6]，p.38)其他宇宙中同樣有或許更加理性的東西居住著。這種對哥白尼主義的解釋成了啟蒙運動的標準范本，以至于連歌德都這樣評價哥白尼的貢獻：

哥白尼的學說撼動人類精神之深，自古以來沒有任何一種發現，沒有任何一種創見可與之相比。當地球被迫要放棄宇宙中心這一尊號時，還幾乎沒有人知道它本身就是一個自足的球體。或許，人類還從未面臨過這樣大的挑戰，因為如果承認這個理論，無數事物就將灰飛煙滅了!誰還會相信那個清純、虔敬而又浪漫的伊甸樂園呢?感官的證據、充滿詩意的宗教信仰還有那么大的說服力嗎?難怪他的同時代人不愿聽憑這一切白白逝去，而要對這一學說百般阻撓，而這在它的皈依者們看來，卻又無異于要求了觀念之自由，認可了思想之偉力，這真是聞所未聞，甚至連做夢都想不到的。([15]，頁6-7)

一直到現在，這種看法都沒有什么改變。那么問題是，既然前哥白尼時代的思想家以及哥白尼主義者幾乎都不認為地心說與人類中心主義有什么關系，那么我們為什么會認為，改變了地心說的哥白尼顛覆了人類中心主義，使人和地球不再具有優越性了呢?這種誤解是怎樣形成的呢?

當然，科學中的革命就像政治革命一樣，往往超出了其創立者所預想的程度。以上誤解的源頭已不可考。它或許與哥白尼把尊貴的太陽置于宇宙的中心有關，使后人認為地球失去了那一尊貴的位置。但實際情況肯定要復雜得多。

當豐特奈勒說上面那番話時，顯然不是灰心喪氣的，而是帶有一種滿足感。也許在豐特奈勒看來，人的那種形而上學優越性是宗教的欺騙，正是通過使這種假象不復存在，哥白尼的學說才使我們具有了真正的優越性，這是一種“認識到自己不再優越的優越性”。如今，人可以通過自己的理性來把握整個世界的秩序。無論我們喜不喜歡，愿不愿意接受，這些都是世界的真相。

事實上，相對其日心說模型本身，哥白尼提出的確保人類處于中心地位的真理主張對于天文學的影響是更具革命性的。在哥白尼之前，天文學本質上屬于數學，其任務僅僅是構造假說來描述天上的現象，是用勻速圓周運動來“拯救現象”，而不會認為所構造的假說反映了實際的物理機制。然而，當哥白尼宣布地球是一顆行星，有著和其他行星同樣的自然運動，從而有著相同的本性時，這種傳統就被破壞了。既然此時群星也成了“物體”，那么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反過來說，天降到了地的等級。亞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天與地的區分被打破，描述天界現象的天文學與描述地界現象的物理學交織在了一起。哥白尼拒絕以傳統的方式聲稱他的理論只是一種假說，雖然可以簡化計算，但并不反映真正的實在。也正因如此，在《天球運行論》中匿名加入那篇聲名狼藉的前言的奧西安德爾(Andreas Osiander,1498-1552)的觀點，哥白尼是不會同意的，因為奧西安德爾仍然沿襲天文學傳統，說把太陽置于中心只是數學上的方便，并不反映真正的實在。從這個意義上說，哥白尼第一次使得天文學成為一門完全近代意義上的科學。

不僅如此，從哥白尼開始，視覺與理論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改變。在古代人看來，理論本質上是人與宇宙之間的一種視覺關系，即“對天的靜觀”。而從哥白尼開始，人發現所看到的東西并不一定是真的，就像我們看到地球不動，而地球實際在運動一樣。而且可見世界可能只占實際世界的極小一部分。可見世界與實在世界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以至于后來哥白尼的追隨者迪格斯(Thomas Digges,1546-1595)終于把封閉的世界(cosmos)拓展為無限的宇宙(universe)[16]。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假定世界在目的論意義上與我們的需求(無論是認識上的需求還是一般的需求)相適應”([6]，p.43)。由此人們便很容易誤認為，哥白尼以前的人必定把宇宙理解為人類中心主義意義上的目的論，由于當時的科學水平所限，他們不可能認識到人是那樣渺小。

這就牽涉到現代科學本身所具有的兩面性：一方面，現代科學所取得的成就使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越來越強地控制和操縱自然，使人的地位得到提升；另一方面，這種過程又愈發展示了自然的威力和冷漠一面，地球在宇宙中顯得越來越微不足道，人顯得愈發渺小和孤獨。對于這兩個方面，每一個時代根據其思想背景的不同而會強調不同的方面，產生以上誤解也是可以理解的。

當然，這種誤解的過程太過復雜，我們這里無法完全說清楚。自哥白尼的理論提出以來，幾乎每位重要的思想家都對哥白尼革命表達過自己的看法，對其影響做過不同的闡發。然而，無論后來有什么樣的科學發展，時代精神有什么變革，為后來發生的誤解準備了什么樣的土壤，在哥白尼以前占統治地位的宇宙論都沒有像通常想象的那樣持人類中心主義立場，哥白尼本人的學說也沒有摧毀那種人類中心主義。本文做這些初步的澄清工作，目的只是希望我們能夠意識到，我們有多少習以為常的看法是建立在人云亦云的基礎上的，它們在何種意義上是由我們所處時代的世界觀和世界圖景所決定的，以及當我們由此推出結論時，又會在何種程度上歪曲歷史的本來面目，使歷史變得更加晦暗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