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小學教師也搞末位淘汰制嗎？

當小學教師也搞末位淘汰制嗎？人民教師每天含辛茹苦，對他們上綱上線合理嗎？

今年貴州長順縣發布了教師退出機制后，各地紛紛開始搞起了老師末位淘汰制：連續三次考核不通過，就直接下崗。部分家長立刻拍手稱快，覺得“那些混日子的老師早就該被淘汰了”；另一邊的老師則集體抗議，質疑“考核標準誰說了算呢？是領導打分還是家長投票呀？”

其實這場爭論早在2022年就埋下了伏筆，當年浙江、北京就提出過建立教師退出機制，只是今年各地才開始拉開大幕。老師可能也會覺得不服氣，為什么整個社會就是跟老師過不去呢？

但其實這場縮編大戰砸碎的是每一個“鐵飯碗”。從2023年開始，國家機關人員就縮減了5%，老師之所以震感最強，是因為這個群體太龐大——全國加起來的老師接近1880萬人，占到了體制內總人數的47%。

但和人滿為患的教師編相對應的，卻是不斷下滑的“收益率”。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我國新生人口數量跌得一塌糊涂，從2016年的1846萬到今年的900萬，少了將近一半。

人少了，自然就不需要那么多學校。光是2023年，全國就有5600多所小學關閉。這就好比原來一個蘿卜一個坑，現在坑變少了，蘿卜還是那么多，你說蘿卜們能不著急嗎？以前捧著鐵飯碗，好歹大家都能有飯吃；但現在飯碗數量有限，自然就要開始內卷，誰更優秀誰才能留下來。

這么看，老師實施末位淘汰制似乎是大勢所趨，但事情真的這么簡單嗎？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太好了，有淘汰制，老師們肯定拼命抓教學，到時候學生的成績豈不是坐著火箭往上竄？”

這個想法聽起來很美，卻漏洞百出。大家想想，如果學生分數真的成了衡量老師的唯一標準，那老師們肯定會擠破頭去教那些基礎好、天資聰穎的尖子生，畢竟在這樣的班出成績快，自己也安全，不用擔心會成為末位；而那些更需要幫助、基礎薄弱的學生反倒可能成了燙手山芋，誰都不愿意接。

再或者說，體育、音樂、美術這些老師怎么辦呢？他們的科目又不參加主要考試，他們的業績如何量化呀？難道是比哪個班在校運會上拿到的獎牌多，還是比誰帶的合唱團在市里拿的名次高？如果找不到公平的考核方式，這些陶冶情操、關乎孩子全面發展的副課老師，會不會成為首批被優化的對象呢？

那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其他國家經歷過類似的事情，可以給我們提供一點兒前車之鑒呢？還真有，我們的鄰居日本早就淌過了這條河。在1986年，日本的老師是名副其實的“金飯碗”，屬于國家公職人員，工資比普通白領高出近20%，社會地位又高，比我們過去對老師的推崇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到了1990年，日本生育率也開始了縮減，孩子越來越少，幼兒園里甚至出現了老師比孩子多的情況。于是日本政府發現要不了那么多老師了，就干脆來了招狠的，直接把老師踢出了公務員隊伍，結果工資暴跌30%，福利全沒了，鐵飯碗一夜之間變成了臨時工，各種雜活也全丟給老師，工作壓力直接翻倍，每周上班時間從40小時增長到了62小時。

時間久了，優秀的人才紛紛離開，原本教書育人的行業，反而成了混日子人的聚集地。

這么一看，咱們好像正在走日本的老路，都是因為孩子少了，所以要對老師“動刀子”。但中國的情況其實比日本要復雜得多，如果簡單地把答案硬套在自己身上，那就大錯特錯。

我們面臨著孩子變少的壓力不假，但這個壓力還疊加了我們國家一個巨大的現實，那就是各地的教育發展不均衡：當上海、北京的一些學校為招不滿學生發愁時，廣大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學校卻還在喊缺老師，他們缺老師，尤其缺好老師。

所以我們國家的核心難題不是老師太多，而是好的老師都扎堆在大城市和好學校，偏遠和薄弱學校卻無人問津。這種根本性的差異自然也就決定了我們的應對方式不同：日本當時的全面收縮是因為財政壓力下被迫做減法，而中國現在的一系列動作更像是一場主動的調整和優化，不僅要控制老師數量，還要提升質量，讓教育資源分布得更合理、更公平。

不是只單純思考“學生少了怎么辦”，更需要思考“如何讓每個孩子無論出生在哪里，都能享受到優質的教育”。

這條路走起來肯定不容易，輪崗會遇到現實阻力，編制改革會帶來身份困惑，這些都需要一步步解決。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教育的未來不是在簡單重復日本的故事，未來教師縮編也是必然，但這并不代表我們不需要教師，我們從始至終需要的都是堅守教育理想的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