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崔桂忠
近日,南京警方破獲的一起系列快遞盜竊案令人瞠:23歲的大學畢業生王某,在半年內瞄準高檔小區快遞驛站作案 40余起,盜竊物品價值超5萬元——從生活用品、衣物食品到鐵鍋,甚至將贓物打包寄給老家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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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看似荒誕的刑事案件,早已超越單純的違法范疇,成為一面照見時代病灶的鏡子,折射出部分青年在消費主義狂潮中迷失的精神困境。當“拆箱快感”異化為“偷竊成癮”,當“物質占有”替代“價值創造”,我們不得不追問:是什么讓本該璀璨的青春,淪為物欲的階下囚?
從市場營銷專業的課堂,到堆滿贓物的出租屋,王某的人生滑墜充滿諷刺張力。她所學本是洞察需求、創造價值的專業知識,最終卻淪為欲望的囚徒,用盜竊“滿足”被無限激發的虛假需求。求職屢屢碰壁,或許是壓垮她的第一根稻草——當現實的大門對她緊閉,電商平臺與短視頻卻向她敞開了“觸手可及”的繁華幻境。算法精準推送著“精致生活”樣板:限量款包包、網紅餐廳打卡、說走就走的旅行……這些共同編織了一個危險謊言:幸福等于占有,身份源于消費。
于是,偷竊成了她扭曲的“降級實現”——既然無法通過體面勞動踏入光鮮櫥窗,便竊取櫥窗里的“符號”,短暫為自己貼上“擁有者”標簽。那些精心包裝的快遞,成了填充自我價值空洞的廉價填充物;那間贓物堆積的出租屋,實則是她用卑劣手段壘起的、對抗現實挫敗與身份焦慮的脆弱堡壘。
然而,將一切歸咎于消費主義的誘惑,仍顯膚淺。此案中更令人脊背發涼的,是深入骨髓的價值紊亂與精神“懶漢主義”。王某并非不知盜竊是犯罪,但她供述中“不偷就難受”的成癮性,以及將贓物寄回老家的“坦然”,暴露了違法行為在她心中已被日常化、甚至賦予了扭曲的“合理性”。這背后,是“勞動創造價值”這一古老信條在部分青年心中的崩塌。
當社會氛圍不自覺地將“成功”簡化為物質的快速堆積,當網絡空間充斥著對“奮斗”的戲謔與對“捷徑”的美化,一些年輕人便在“階層焦慮”的灼烤下,選擇了最不堪的路徑:既然無法快速抵達目標,便不擇手段地“獲取”。從“買買買”到“偷偷偷”,不僅是行為的墮落,更是主體性的徹底繳械——她放棄了以誠實勞動開拓生活的可能,轉而活成欲望的提線木偶,淪為吞噬他人安全感、喂養自身空虛的“寄生蟲”。
王某的出租屋,是一個人的犯罪現場,更是一代青年精神困境的殘酷縮影。我們不得不追問:從求職無門的失落,到滑向犯罪深淵,其間社會的安全網與支持系統何在?我們的教育在傳授知識技能時,是否賦予了年輕人足夠堅韌的心理素質與明晰的價值羅盤?當數字經濟催生出光怪陸離的消費景觀,我們又是否提供了與之抗衡的、關于意義與尊嚴的堅實敘事?
拯救被物欲綁架的青春,絕非空洞的道德訓誡,而需從多維度構筑溫暖而堅固的堤壩:于社會層面,要切實紓解青年就業壓力,提供有效的職業引導與心理干預,讓每個奮斗者都能看到希望;于文化層面,要旗幟鮮明地批判拜物主義,重塑“奮斗本身就是幸福”的崇高信仰,讓勞動的價值重新閃光;于個體層面,要鼓勵青年培育內在定力,在喧囂中辨別真實需求與制造欲望,認清唯有雙手創造的獲得感,才能帶來靈魂深處的踏實與豐盈。
20多歲的年紀,本該是“自食其力”的起點,而非“不勞而獲”的溫床;本該是“理想為帆”的征程,而非“物欲為錨”的沉淪。王某的案件是一記警鐘:物欲永遠填不滿精神的溝壑,捷徑的盡頭往往是深淵。唯有個體堅守底線、社會構建公平健康的成長環境,才能讓更多年輕人在時代浪潮中站穩腳跟,用汗水澆灌出持久而真實的幸福。
青春的真正光彩,始終綻放在堅守與奮斗的路上。

☆ 本文作者簡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隊政治委員,海軍上校軍銜。現任大連市旅順口區委辦公室一級調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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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易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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