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數字游民喜歡往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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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有平臺發布了今年十大流行語，其中之一就是“數字游民”——無固定辦公場所、依托信息技術遠程辦公，可自由流動的年輕群體。

時代飛速變遷，新群體出現并非新鮮事。但這類人群不僅代表了一種新的工作生活方式，還和具體的空間產生高度關聯。稍加關注會發現，一些數字游民喜歡往鄉村“游”，一些鄉村也建立起數字游民基地或社區。如一條魚進入水中，一些深層的張力也被“游”了出來：為什么到鄉村去？如今的鄉村如何與年輕群體互動？數字游民和數字鄉村發展訴求間能互相帶來什么？

因此，本文不是對一個新群體的簡單描述，而是站在鄉村全面振興推進到當下的時刻，去思考一個年輕群體和一個廣袤場域是如何有效碰撞的。為了體現這些張力，本文選擇了幾組意象，并希望這些意象激發更多可能性，關乎生活的，關乎共存的，甚至關乎價值重構和道路選擇的。

高樓和柿子

1980年5月，一封題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潘曉來信”引發了一場全國范圍內關于“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么”的大討論。有人稱這場討論為一代中國青年的“精神初戀”。40多年過去，精致利己主義者、單向度的人、小鎮做題家等陸續被制造，內卷、懸浮、固化等困境不斷出現，年輕人再度面對如何更好地生活的困惑。

仟一最近的工作，就在福建省寧德市屏南縣熙嶺鄉龍潭村第138號這間老房子里。此前的幾年，她在廣州做城市樓房的室內設計。為何來這里？“在城市做了很多案例，有點倦了。想通過建筑來看設計，城市太同質化了，反而農村有各樣的建筑。”她說這話時，記者想起前一天在隔壁的墘頭村，看到一棵大樹從山洞樣的民宿房間內穿出屋頂，幾棵柿子樹中間“長”出了一方咖啡露臺。

本計劃來這里游學一個月就走，仟一沒想到正好趕上7月份在龍潭、四坪、墘頭三村舉行的“數字游民生活周”。她被游民和村民間隨時隨地的偶遇、共創吸引，后勁太大，就待到了現在，還找到了一份將第138號設計成數字游民基地的工作。基地是做什么的呢？仟一介紹：“游民們初到村里不知道住哪里、這個村是否適合自己的節奏，基地就扮演‘中介’，讓游民們過渡一下。他們覺著村里哪個空間合適，就去哪里或長或短地工作生活。”她說的“空間”，在村里具象化為一處處可以做活動、工作、發呆甚至住宿的民居。

“隨時大小班”“隨處大小聊”，是這些空間給記者的感受。

晚上8點鐘，天氣有點冷了。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溪龍鄉橫山村的DNA社區，透過落地窗可以看到靜音辦公室里還有不少人在工作。主理人梭梭在大屋頂下點起篝火，正聊著，陸續有人加入進來，有人烤肉串，有人玩火把，話題聊得很“飛”。大院子里的燈突然亮起，飛盤游戲開始。

DNA大屋頂下，大家在聊天。鞏淑云 攝

DNA，是數字游民的英文Digital Nomad和安吉Anji的首字母組合。2021年之前，DNA是一間廢棄的竹木加工廠，梭梭還在云南大理。“當時為何喜歡大理？風景、氣候重要，但我和朋友們覺著更關鍵的是人跟人的關系。互相打招呼，互相很熟悉，這種歸屬感和交往給人滋養。所以我們就將這種大家共建共創且自由的社區復制到這里。”梭梭說。

DNA里工作區一角。鞏淑云 攝

白魚是資深數字游民，創建了數字游民的線上社區SeeDAO。游民需要選擇游到哪個具體的物理空間，一些活動也需要落地，在白魚的考察和游動中，他最喜歡的地方是龍潭村。“好山好水的地方多的是，我覺得是這邊的人讓人喜歡。”白魚說。

這種個人性、內在化的感受無法用語言準確衡量并表達出來，但聽了很多故事后，總結起來，就是數字游民看重的不僅是換個低成本的地方辦公，而是逃離城市鋼筋混凝土帶來的連對門鄰居都不認識的疏離感。在鄉村中，他們找到“活人感”，并期望共建一種不躺不卷且和其他人有邊界互動的“新熟人社區”。

游到村里的年輕人的感受，讓記者想到最近幾年的熱詞：附近。這個詞是人類學家項飆提出來的，指的是作為日常互動場所的鄰里和工作空間。項飆認為“附近”的消失這一觀點能引起反響，是因為它點出了年輕人的癥結，就是覺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一方面，年輕人覺得社會非常復雜，充滿不確定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覺得自己的生活沒有選擇，只有一條路可以走，特別是從小地方出來的或者說一般家庭的孩子，只有考學這一條路。”對此，項飆倡導換一種視角看生活，看到周邊的“最初500米”，還召喚藝術家、行動者們探索將附近作為一種觀察世界的基礎。

在屏南縣，記者看到了一種正在廣袤的鄉村行動著的實踐——鄉村在變，青年也在變。

一年多前，本報推出的“藝術鄉建”系列中就以《在這里，人人都是藝術家》為題進行過報道。此番采訪，頭頂是柿子樹，背后是流水和各種空間疊加的鄉村建筑，屏南縣傳統村落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總策劃林正碌說：“工業文明給人帶來的傷害是你站在高樓大廈下就感到渺小，而且作為普通人覺得人類太偉大的時候，想的是我什么時候能有個幾平方米。但是坐在這里，像一只鳥飛到森林里，只要一停下來，整個森林都是我的，也不自覺地對柿子產生了一種審美和人文關懷。”

高樓和柿子，似乎代表了城市和農村兩種生活以及看待生活的方式。聽到林正碌的話，記者抬頭正看見紅紅的柿子，想到了一句詞：“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

飛盤和象棋

中國近代著名社會企業家與鄉村建設先驅盧作孚曾說：“許多青年，苦于沒有出路；許多事業卻又苦于沒有訓練成熟的青年去做。”這句話放在當前“人越來越少的鄉村為誰振興，缺乏人才的鄉村靠誰振興”這兩大難處，且年輕人在鄉村無用武之地的困境中同樣合適。

坐在篝火邊，梭梭說了多次“目的地”。“相比很多風景好、可以直接搞旅游的村，普通的村莊更多。從這個村切入，是想看看能做出一個可復制的模式，讓普通的村也能吸引全國各地的年輕人。畢竟，有了人，才有其他可能。”

采訪時正趕上國仁鄉建社會企業聯盟和西南大學鄉村振興戰略研究院組織的“鄉村CEO與鄉村運營”高級研修班來DNA參觀，梭梭說這幾年累計接待游民超過1.5萬人次，來參觀的人已沒法計算了。“全世界有趣的人聯合起來”幾個字懸掛在社區的樓頂上，翻看DNA客服在朋友圈編輯的每日小報，會發現每天有不同人發起不同活動，采訪當天一行人臨時起意去爬山了，最近這些日子幾個游民忙著在社區里開荒種地。就像點燃篝火后突然有幾個人開始玩飛盤一樣，游民們在園區里隨時互動。

研修班有人問住房條件如何，梭梭說：“條件一般。”她笑著：“我們故意設計得一般，但設計了很多有意思且舒適的公共空間，這樣他們就不愿在一般的房間躺著，而更愿到公共空間里來。一互動，活人感來了，創意也就來了。”

和DNA的“園區型”社區相比，屏南的村子里的游民則身處更大的社區之中，他們稱之為“新型鄉村社區”。

從10年前的藝術鄉建開始，龍潭村、四坪村等村子陸續吸引了老村民返鄉，也吸引了很多外地人在這里從事各種喜愛的事業而成為新村民，2022年，四坪村還在全國首創提出“云村民”。在龍潭村的警務室里，記者見到了輔警小倩，她是返鄉青年，卻常和新村民們打成一片。她既可說是老村民里的“新村民”，也是新村民里的“老村民”。過了一會兒，我們又相聚在了新村民思林的民宿邊的銀杏樹下。她回憶：“數字游民周之前，講真的，他們像來薅羊毛的。活動要來百十號人，組織者到處砍價。但活動開始后，村里每個空間都有活動，走進去一個就很熱鬧，有的活動持續到后半夜。”仟一在邊上補充：“我就是那個經常玩到兩三點的。就因為聊得好，所以被留下來負責設計第138號。”

兩周時間，人文藝術類、科學技術類、社會組織創新類等120場不同類型的活動在村里的不同空間進行。思林端出柿餅來，說：“我家住的是區塊鏈團隊，天天在這討論，我現在也算個專家了。”思林喜歡的不只是內容輸出，而是久違的互動。他掰著手指算，2019年村里氛圍很好，大家經常聊天。疫情后旅游突然火了，尤其是2023年7月進入旺季，忙了幾個月后柿子又火了，又接著忙。“是掙錢，但我們來這里不是只為了掙錢，更看重在這里的生活，以及在互動中形成的韌性。除了商業可持續外，還有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更親密的鏈接。”他看著一起喝茶的另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小錘子，說：“我們是被吸引來做民宿、餐飲的新村民，有微妙的競爭。可因為經常互動，我們就不是熟悉的陌生人，很多問題自然就解決了。”

2025年7月，屏南“數字游民生活周”中，關于教育的“多類型成長體系面面觀”分享活動現場。 SeeDAO供圖。

游民的到來讓思林他們懷念起了當年的熱絡，也反思新村民的創造性和熱情消退后變為“舊”村民后的低沉，所以數字游民周結束后，他們又攢起了久違的朋友局，像白魚一樣很多游民也返場，留在了村里。10月份游民們和新老村民一起組織了象棋比賽，白魚說：“象棋是村民們都可以參與的，活動不能只是游民們自嗨。”

“除了游民間、游民和村民們間的互動，還有什么更深層的共建？”記者問。提此問題的原因，在于數字游民這個群體最先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出現，這個概念也早在上世紀末就誕生了。那些游民喜歡到印度尼西亞巴厘島、泰國清邁等地，原因就是“地理套利”，即用發達國家地區的高收入在物價較低的地區生活，實現貨幣價值的最大化。但這逐漸也產生新問題，就是數字游民雖帶來一些短期消費，但會提高物價，甚至擠占當地居民的生活空間并搶奪資源。

在國內，數字游民游到村時，一方面要看到他們地理套利的“利”，實際上是這些年各類的“鄉建紅利”，既包括水電路網氣等基礎建設，也包括像龍潭、四坪等村近十年來文創、農創、科創的積累以及鄉村價值再發現后的各種激活，才使得游民能有“利”可套；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像白魚、仟一一樣的大量數字游民在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參與到村莊建設中，并與新老村民共創共享鄉村中的人文氛圍與自然環境，而不是換個地方“996”或繼續“黑白顛倒”。

2025年11月，四坪村的鄉建DAO線下工作站，機器狗正為大家送咖啡。 鄉建DAO供圖

白魚認為，年輕人的優勢就在于數字化，“要留下來，那一定是對這個地方有用，你有東西跟別人交換，別人才會需要你，你才能留下來。對年輕人來說，優勢就是數字化。我感覺村里啥都自己可以搞定，但有一個東西搞不定，就是數字的東西。我聽返鄉青年說他回村里最大的貢獻是教會村‘兩委’用電腦。那接下來，我準備做的就是這個村的平臺運營。比如社交媒體，再比如數字平臺，村里每天來這么多人，這些流量怎么保存和利用？這些運營就是為了解決流量大但留量小的問題。”

嚴曉輝是香港嶺南大學的研究員，也是國仁鄉建社會企業聯盟理事長，作為參與鄉建二十多年的資深鄉建人，他看到了像白魚一樣的數字游民在鄉建中的價值以及鄉村與數字人才的相互需要。今年7月，和全國鄉村建設網絡的二十個節點一起在屏南發起“鄉建DAO”，既以“數字化”為引領推動鄉建轉型，也計劃發起包括“程序員下鄉”“產品經理下鄉”等鄉村數字人才計劃。所謂DAO，是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即分布式自治組織的縮寫。“鄉建網絡本來就是DAO，只不過缺少數字工具的使用。鄉建DAO讓愿意參與鄉建的人有一個云端‘數字接口’，相當于鄉建人的‘朋友圈’，無論誰，想為鄉村做點什么，就可以進入鄉建DAO線上社區，接著對應到很多個線下鄉建‘節點’。大家游來游去，到村里有點事做，就變得有‘游’也有‘定’，能定，那就從‘游民’變‘有民’了。”

從游民到“有民”，或者說“數字游民2.0版”，就是因為這些發生在中國鄉村的實踐，正在突破和改寫興起于西方的與數字游民有關的概念甚至是行為方式——他們不僅可以幾個人玩飛盤，也能和村里的人一起下象棋，從你、我到我們。

龍潭村數字游民基地舉辦龍潭象棋比賽，新老村民同臺下棋。SeeDAO供圖

“凈是土”和“是凈土”

“坐好了，山路十八彎。”從寧德車站出來前往四坪村時，司機提醒。兩個多小時的山路后，記者在黑夜中差點嘔吐，開玩笑說：“這是山路一百八十彎，我明天得看看到底值不值得這場暈車。”司機笑答：“還是那片山，還是那些柿子，反正我們看習慣了。”

這場對話的內容，和西南大學鄉村振興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屏南鄉村振興研究院執行院長潘家恩的一次經歷很相似。基于西南大學鄉村振興戰略研究院的教學實踐基地，潘家恩過去五年反復往返于閩渝兩地，一次培訓班上，他介紹完屏南這幾個村后，一位重慶的村支書課間找他交流：“在你們‘城里人’看來‘是凈土’，在我們‘村里人’看來‘凈是土’。”潘家恩初到屏南時老拿著手機到處拍，尤其喜歡拍天，有村民嘀咕：“這有什么好拍的，天難道不是這樣嗎？”

這些經歷不由得讓他思考這些“錯位”背后的價值重估。“數字游民們喜歡的新熟人社會或者新型鄉村社區，有著更為多元的聯結方式，除老村民之間的血緣和地緣，還有村里新老業態互補互動所形成的‘業緣’，還有涉及生活方式、價值取向的‘趣緣’。新主體和新技術帶來新業態新關系，新業態新關系也讓新主體有了留下來的新可能。”

華子來自東北，日常工作就是在網上通過公司接收訂單，然后進行遠程制圖。工作自由，但讓他痛苦的是玩伴們基本四散在全國各地，在家里沒人玩兒。“我在網上看到了DNA，本來住一個月就走，現在決定待到年底。大家年紀差不多大，干啥的都有，還有很多‘大神’，大家隨時就玩兒起來了，所以我在這里挺樂呵。有時我懷疑自己是不是傻子，怎么這么樂呵。但我一想我還會畫圖呢，應該不傻。”華子睡到中午，外賣很快送到村里。吃完飯，空氣清新，陽光正好，華子在院子里邊遛彎邊說。

對村莊的價值重估的基礎，是農村短板逐漸補上之后，長板價值的凸顯。正如林正碌十年前就說到的“地理大發現”：“新時代的山區里古代‘愚公’漸漸消失，因其所關心的交通、勞動及生活便利等問題，正被工業文明與當前各級政府逐步解決，眼前不僅無需移山，還倡導守護‘青山’。這時候看山的人變‘李白’了——‘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四坪村柿子紅了，吸引大量游客。 鞏淑云攝

采訪時，四坪村的上空盤旋著很多無人機，人們在村里拿著手機走走停停。潘家恩說到自己關于“凈是土”和“是凈土”的“錯位”思考時說：“這些山村里的新現象，反映了城鄉融合與生態文明轉型這一大的時代背景。新時代下包括主體、業態、空間、技術、關系、生活方式在內的新變化，人們自然要突破對鄉村的固有觀念與定型化認知，從價值層面上對轉型時代鄉村的新坐標和新可能進行探討。村莊‘老樹發新芽’的可能性如此之大，像數字游民一樣的不同群體也有‘不卷不躺、亦城亦鄉、半碼半農’的別樣選擇。”

說著，紅色的柿子和遠處青山映襯著，潘家恩又不自覺地拿出手機拍了幾張。曾經，山沒什么價值，山就是山；后來，山上有各種可開發的原材料，那么山不是山；如今，與山相看不厭，山與“我”同在，山又成了山……

作者：農民日報全媒體記者 鞏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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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數字游民”游“到村

監制：張燕 編輯：邵泉尉（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