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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七點,商場還未蘇醒。我在員工通道昏暗的燈光里換上制服——一件挺括的白色襯衫,一條及膝的黑色A字裙。料子是廉價的化纖,為了保持筆挺,洗后總要上漿,摩擦著皮膚,有一種干燥的粗糙感。我對著更衣室巴掌大的鏡子,將絲巾折成標準的三角,在頸側系成一個毫無個性的溫莎結。鏡子里的臉,敷了一層薄粉,口紅是公司規定的“珊瑚粉”,意在營造親切。我看著這個被制度勾勒出的、得體的形象,輕輕吸了口氣,像戰士披上他的甲胄。只是我的戰場,是十米長的玻璃柜臺,武器是永遠上揚的嘴角,與一套熟極而流的“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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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臺是一道透明而堅硬的界限。我將價值不菲的商品從絲絨墊上取下,指尖戴著薄棉手套,動作輕柔得像對待雛鳥。顧客的目光卻銳利如刀,挑剔地刮過商品的每一寸,也順便刮過我。他們問價、比較、試戴,然后隨意地將東西放回,有時連一句“謝謝”或“不用了”都懶得施舍。我則必須立刻上前,用鑷子和絨布,將每一枚指紋拭去,將每一處被體溫焐熱的痕跡復原,讓一切回歸冰冷、完美的初始狀態。這個過程,日復一日,像一種西西弗斯式的儀式:建立聯系(展示),然后親手抹去聯系(復原)。我維護的不是商品,而是一種“未被觸碰”的幻覺,以及商品背后,那個我無法觸及的價格所代表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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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的疲憊,并非來自久站的腰酸背痛,也非重復千遍的話術。而是一種緩慢的、無孔不入的“工具化”磨損。在許多人眼里,我并非一個有名有姓、有悲有喜的“人”,而是柜臺后一個會移動的、功能性的配件——一個“開鎖器”(打開柜門)、一個“說明書”(介紹功能)、或一個“障礙物”(當他們的要求超出規定時)。曾有一位女士,因試戴三枚鉆戒后仍不滿意,將不滿發泄在我身上,指責我的笑容“不夠真誠”,影響了她的判斷。我低頭聆聽,道歉,保持微笑,心里卻一片冰涼的荒謬。我的情緒,乃至我表情的弧度,都成了被評估的“服務”的一部分,需要為顧客的購物體驗負全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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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半小時,我通常躲在倉庫貨架后的角落。這里沒有明亮的射燈,只有安全出口幽綠的微光。我脫下高跟鞋,揉著腫脹的腳踝,吃一份早已冷掉的便當。這一刻的寂靜如此珍貴,因為我不必笑,不必說話,不必成為一個“形象”。我和隔壁柜臺的李姐有時會對望一眼,什么也不說,只是共享這片刻屬于“人”的喘息。我們身上昂貴的香水味,與倉庫陳舊的紙箱、灰塵味混合在一起,構成我們真實處境的隱喻——光鮮與陳舊,體面與卑微,如此矛盾地黏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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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夜幕降臨,送走最后一位顧客,鐵閘門“嘩啦”落下,將內外隔絕。我再次站到柜臺前,進行最后的清點與整理。燈光熄滅大半,柜臺里那些珠寶、名表在陰影中靜靜閃爍,它們被呵護得一絲不茍,明日又將迎接新的審視。而我,卸下絲巾,松開襯衫第一顆紐扣,感到一種從骨縫里滲出的疲憊。這份工作的心酸,不在于售賣商品,而在于你的一部分自我,似乎也和那些商品一樣,被日日擦拭、展示、估價,然后在打烊后,被鎖進黑暗里。走在回家的路上,晚風拂過臉頰,我才感覺那個作為“工具”的、緊繃的自己在慢慢融化,而那個會疼、會累、會望著夜空發呆的、真實的自己,正一點一點,蹣跚著走回來。明日,鬧鐘照常會響,制服依舊挺括,微笑仍需精準。但我知道,有些磨損是看不見的,它發生在每一次熱情遭遇冷漠之后,發生在每一次自我意識向職業要求低頭之時,靜靜地,沉淀在靈魂最不易察覺的褶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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