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2在射血分數保留的心力衰竭患者中的應用價值

（來源：利德曼）

轉自：利德曼

當前，臨床上對心血管疾病終末階段心力衰竭(簡稱“心衰”)的治療缺乏有效逆轉手段。研究顯示，HFpEF患者在心衰患者中占比50%，因其病理生理機制復雜，早期癥狀不明顯且缺乏明確生物標志物，HFpEF診斷困難且常發生漏診。HFpEF的診斷金標準屬于有創檢查且在運動時檢測存在一定技術難度，故尋找檢測便捷、高特異度、高敏感度的HFpEF生物標志物十分有必要。可溶性生長刺激表達基因 2 蛋白作為炎癥及纖維化生物標志物，與 HFpEF 疾病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對HFpEF的診斷、預后評估及療效動態觀察具有重要價值。

一、sST2參與HFpEF發生發展的作用機制

HFpEF的發病機制較為復雜，涉及炎癥反應和代謝性疾病等方面。sST2作為新型生物標志物，兼具促進炎癥反應及心肌纖維化的作用，能夠通過抑制IL-33/ST2L通路損傷心肌細胞。此外，sST2還與代謝性疾病的發病前期和發病期密切相關。sST2與HFpEF發生機制的關系見圖1。

二、sST2在HFpEF中的臨床預測價值

1、sST2在HFpEF早期診斷中具有極大潛力

sST2可在HFpEF疾病的危險因素期(A階段)、心室重構臨床前期(B階段)、診斷不足臨床期(C階段)起到診斷作用。在A階段，代謝性炎癥、高血壓、肥胖、糖尿病等均為HFpEF的高危因素，sST2與這些代謝性疾病的發生發展聯系緊密，因此具備對A階段的診斷及預測功能。

B階段其特征為無心衰癥狀，但存在結構性心臟病證據(如左心室肥大、心室增大)、心功能異常(如充盈壓升高或舒張功能障礙)或利鈉肽或心肌肌鈣蛋白水平升高，常伴左心房增大、心房顫動、肺動脈高壓等情況。然而，運用患者的癥狀及心臟結構功能的改變來對臨床前期HFpEF進行診斷較為困難，因為臨床上對左心室舒張功能障礙患者極少進行嚴格的運動耐力實驗，導致漏診較多。即使進行，也難以區分是心臟或心臟外因素所致。此外，HFpEF患者BNP偏低易造成假陰性，而sST2對炎癥反應和心臟重構的雙重預測作用可幫助診斷。

在C階段，sST2水平呈動態變化，有助于動態觀察療效。近年來，諸多基礎和臨床研究使用sST2觀察HFpEF患者的治療改善情況。沙庫巴曲纈沙坦是臨床上治療HFpEF的常用藥物。在PARAGON研究的亞組分析顯示，使用沙庫巴曲纈沙坦后HFpEF患者癥狀改善，且伴隨sST2水平下降。Nguyen等[37]使用沙庫巴曲纈沙坦治療HFpEF患者5周后，發現sST2顯著降低。劉雨庭等[38]研究發現，sST2是HFpEF不良預后的危險因素(OR=1.045，P=0.013)，ROC曲線分析表明，sST2對HFpEF合并高血壓患者的不良預后輔助診斷的價值較高(ROC曲線下面積為0.721，P<0. 05);隨訪6個月內 sST2>29.12ng/ml組心臟不良事件發生率高于sST2≤29.12ng/ml組(P=0.006)。

（2）sST2可作為HFpEF風險分層工具

已知E/e′是反映左心室充盈壓的無創標志物，截斷值為14。近年研究表明，E/e′>14和<14對應的ST2中位數值分別為110.8U/ml及36.1U/ml，因此可使用sST2對HFpEF進行風險分層，，預測左心室舒張障礙程度。

雖然BNP和NT-proBNP水平與左心室舒張末期壓力及充盈壓力密切相關，但HFpEF患者NT-proBNP水平通常低于HFrEF患者，有時甚至處于正常范圍，這是因為NTproBNP水平常受到HFpEF合并癥的影響。例如，肥胖作為HFpEF常見的合并癥，可導致心房利鈉肽下降。腹部肥胖常伴隨內臟脂肪增加，使得睪酮水平升高，進而降低心房利鈉肽水平，導致假陰性；心房顫動、慢性腎病進展期時，NTproBNP升高，易導致假陽性。此外，NT-proBNP水平存在性別差異，女性普遍偏高。Verbrugge等[6]研究發現，合并低NT-proBNP的HFpEF患者與健康人相比，左心室更肥厚，心臟舒張功能更差。可見使用NT-proBNP預測HFpEF準確性欠佳、干擾因素多，sST2相對而言特異度更高。

（3）sST2可預測HFpEF患者的臨床預后及不良事件

Shi等[45]通過薈萃分析發現，sST2每增加1個對數單位，全因死亡的風險增加2.76倍，全因死亡和心衰住院的復合終點風險增加6.52倍。

研究表明，sST2與HFpEF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參與了HFpEF發病的全過程，是一種較為理想的生物標志物。目前，眾多基礎研究和臨床研究證實，sST2在HFpEF診斷、預后評估及動態療效觀察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且敏感度和特異度較高。與NT-proBNP相比，sST2對HFpEF具有更高的診斷價值，未來可研究兩者聯合是否能夠進一步提高HFpEF的診斷準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