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于蒙古國杭愛山支脈下暴雨的夜里,一道閃電將天劈開,沖刷著紅色砂巖上千年的塵泥。當地牧民次日早上放羊時,看見巖壁上出現幾行蝌蚪樣的刻痕,趕忙拍視頻發給成吉思汗大學的教授。當中蒙聯合考古隊趕到的時候,內蒙古大學的齊木德道爾吉教授伸手觸摸巖壁,指尖觸及“封燕然山銘”的“封”字最后一筆之際,忽然雙膝跪進泥水里,年輕隊員舉著《后漢書》的手在顫抖,史書里沉睡兩千年的文字正在從石頭中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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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石刻的發現過程,猶如歷史所開的延時玩笑。1990年時,兩名牧民在同一巖壁下避雨時就見到字跡,蒙古國學者還拓過片,可一直沒人讀懂。到2016年,齊木德道爾吉收到蒙方發來的模糊照片,將放大鏡挪到第四張時突然停下,“永元元年”的“元”字右下角缺筆,與南宋版《后漢書》的避諱特征完全相同。這種跨越千年的校對,比偵探小說還更具趣味。更為絕妙的是,考古隊第一次拓印失敗時,一場暴雨竟將巖面洗凈,陽光斜射下隸書筆鋒如同刀刻般清晰,當年班固或許也是在這樣雨后的黃昏,看著工匠在巖石上錘鑿出第一筆。
我認為最令人鼻子發酸的不僅是石刻自身,而是它所見證的宿命輪回。公元89年竇憲刻石的時候,大概未曾料到千年之后他的功績會以這般模樣被重新擦拭。這位將軍因其外戚身份被《后漢書》釘在“權奸”柱上,但是留下的石刻卻刻著“恢拓境宇,振大漢的天聲”。2017年跪在石刻前的中國學者,不也是另一種“振天聲”——用考古鏟證明史書沒有糊弄人,比任何翻案文章都更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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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讓現場專家淚崩的細節是石刻位置和《后漢書》的記載完全吻合,史書稱“去塞三千余里”,GPS測距顯示從內蒙古陰山到杭愛山正好1200公里;記載的“西鄰翁金河”,實際就在石刻西邊30公里處,這樣的地理精度連現代軍事地圖都為之佩服。有年輕隊員開玩笑說班固要是活到現在肯定是頂級地理定位專家,可笑著笑著就突然安靜了,因為他想起出發前在圖書館翻閱民國版本《水經注》時,看到書頁間夾著一張1937年寫有“燕然山疑在唐努烏梁海”的鉛筆紙條,那是戰亂年代學者無奈的嘆息。
那么或許如此來看,此次發現最為厲害之處在于打破了“歷史任人打扮”的偏見,石刻上“斬溫禺以釁鼓”與《后漢書》僅有一字之差,“溫禺”是匈奴小王稱號的另一種寫法,這微小的差別反而更具真實性,如同當下戰地記者發稿或許也會存在拼寫錯誤但核心事實不變一般,當年懷疑竇憲戰績的學者,如今面對巖石上的鐵證,就仿佛是在用放大鏡找尋史詩韻腳的書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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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動人的是中蒙考古隊合作的很多細節。蒙古國教授巴拉吉尼瑪每次拓印前都按草原傳統灑奶茶祭山神,中國隊員帶了西安碑林的宣紙說要讓班固的墨魂沾沾長安氣息。這種文化默契和石刻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的聯軍氣象暗合。最后一行銘文“振萬世”被拓出來時,當地牧民策馬繞山三圈,長調聲驚飛巖鷹,他們不一定懂漢字但懂這是祖先馬蹄踏過的土地
黃昏返程的時候,齊木德道爾吉將拓片放入防潮箱之后,忽然對年輕人說,想知道為何是暴雨沖刷出來的不,歷史等得太久,只能夠用眼淚來提醒咱們。這番話聽著好似抒情,實則是考古人的職業感悟,眾多遺跡的發現,借助的不是技術而是機緣。如同《文心雕龍》對《燕然山銘》所評的“序亦盛矣”,真正的盛大氣象,從來都是要經受千年風雨的拷問的。
當下杭愛山旅游手冊的石刻介紹當中夾有中蒙兩國國旗,許多不知名學者還在其他荒山中探尋史書里的坐標,或許下一場暴雨過后,又有一塊石頭將會開口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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