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只能做按摩？在美國讀全獎博士的他不這么想

從此

世界在我面前

新東方CEO周成剛老師2025年的全新力作《從此，世界在我面前》，書中收錄了30個打破常規、向光而行的成長故事。

我們將在公眾號持續分享，與您一起見證那些向光而行的生命軌跡。今天，先讓我們來聽一聽張煒軍的故事。

張煒軍

1996 年生，湖北人

兩歲因病失明

2018 年畢業于長春大學

2025年畢業于美國雪城大學

同年拿到伊利諾伊大學博士offer

你一旦是視障人士，從小到大，周圍的環境都會告訴你，你只能做按摩。

——張煒軍

01

聽見世界

1977 年，全國恢復高考。這場牽動億萬人心的變革，在之后的 40 余年間，改寫了億萬中國人的命運軌跡，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但當張煒軍告訴我“中國在 2014 年才有第一份盲文高考試卷”時，我才猛然意識到：關于高考改變命運的敘事，對于視障人士而言，其實才剛剛拉開序幕。

在張煒軍的人生軌跡里，或許沒有大眾口中 “高考改變命運” 的典型橋段，但他無疑是通過一次次主動 “選擇”，重塑了自己的人生走向。

過去 20多年里，父母始終盡全力為他鋪就教育之路。

在老家盲校完成初中學業后，父母將他送到中國優質的青島盲校繼續深造；

2013 年，他通過單考單招進入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學習針灸按摩專業；

2020 年，他成為湖北省首位使用盲文考研的視障學子，成功考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

2023 年，在基金會資助下，他遠赴美國，進入雪城大學攻讀教育文化基礎專業碩士學位，在我們采訪的當下，他正在努力完成自己的碩士論文和答辯。

張煒軍算得上小有名氣的 “紅人”，在網絡上搜索他的名字，“盲人不愿做按摩”“首位考研的視障學子”“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等標簽便會映入眼簾。

因此，采訪前，我帶著滿滿好奇翻看了他的朋友圈。他那個名為 “張煒軍是誰” 的視頻號，幾乎占據了朋友圈的全部內容，里面記錄著各式各樣的 “盲人生活”——“盲人留學生回歸墓景房（通常墓地旁的房子租金更便宜）”“盲人留學生如何購物”“盲人留學生想穿個燒烤串兒結果撲了個空”…… 其中，一段被他置頂的吉他彈唱格外引人注目，是樸樹的《那些花兒》，琴弦震動的聲音里，藏著一個看不見世界的人對生活的溫柔。

他的留學生活，和所有留學生并無二致：聽不完的文獻、一個接一個的小組作業、周末趕 due 的忙碌……他也會去中國超市采購，去健身房鍛煉，甚至和同學們一起劃過船。那段劃船的視頻里，他耳朵像雷達般捕捉同伴敲擊船槳的節奏，以此錨定自己的位置。他也曾被河岸絆住，但總能沉著分辨水流聲與同伴的指引，直到找到正確的方向。似乎，看不見世界這件事，并未真正阻礙他的日常生活。

十分鐘后，我們的視頻連線接通了。他身處美國的傍晚，我則在北京的清晨，太平洋的壯闊將我們分隔在兩端。“抱歉，最近確實有點忙。” 張煒軍匆忙上線，他閉著眼睛，語速飛快地說道。后來我才了解到，“聽” 是張煒軍認識世界最關鍵的方式。視障人士長期以 3 倍速以上的速度聆聽信息，在這樣的訓練下，他們的語速自然比常人快上不少。

“過去，很多教材、書籍、文獻都沒有盲文版，我們能獲取的信息和知識十分有限。后來移動設備普及了，有了讀屏軟件，我們才開始借助機器‘聽’到盲文之外的世界。”

因為張煒軍的介紹，我第一次知曉：我們習以為常的閱讀，對于視障人士來說竟是一種奢侈。這種受限于 “聽” 的信息獲取方式，也讓他在留學生活中吃了不少苦頭。

張煒軍通過“聽”來獲取手機信息

“大家看文獻時，可以用眼睛快速掃描、瀏覽，輕松抓取重點，但‘聽’卻不行，只能老老實實地從頭聽到尾，再努力回憶其中的關鍵內容。而當文獻變成英文時，這個問題就會被放大很多倍，導致我一開始很難跟上上課進度。”

AI 的出現，極大提升了張煒軍的閱讀效率。“我會先讓它總結出關鍵信息，再帶著這些前置條件去讀文獻。” 當然，他也并非完全依賴 AI，“它也不是萬能的，有時候 AI 也會抓錯重點。” 張煒軍笑著說道。不過，他仍然要花費比常人更多的時間，去彌補因看不見而產生的差距。好在人的韌性總會在時間的沉淀下迸發出力量，到了第二個學期，張煒軍終于能夠游刃有余地安排自己的時間了。

如今，除了日常的學習和活動，張煒軍每周還要做十個小時的研究助理工作，主要研究烏茲別克斯坦融合教育的情況。這是他主動申請加入的課題。“原則上只有博士才能參與，但我去和教授爭取了一下。而且我是盲人，融合教育自然是我感興趣的方向，我也希望未來能為國內的融合教育出一份力。” 張煒軍毫不掩飾地談及自己未來的方向，語氣里滿是篤定，沒有半分猶疑。

02

融合教育

融合教育，指的是殘障學生和普通學生在同一學習環境中接受教育。與之相對的是特殊教育，比如盲校、聾校等專門為某類殘障學生設置課程和設施的教育模式。

“目前，融合教育做得比較好的，仍然集中在英美澳加等少數發達國家，因為殘障學生所需的個性化支持，需要各種配套資源來支撐。”

張煒軍介紹道。

張煒軍接受采訪

融合教育的基礎思想最早出現在二戰之后。彼時，歐美各國經濟迅速復蘇，民主、平等、人權等思潮也隨之興起，殘障人士的去機構化運動應運而生。其目的是讓殘疾人脫離看護機構，回歸社區，進一步融入社會，與之相應的便利措施也隨之逐步建立，才有了如今完善的體系，而融合教育便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統計，美國大學新生中，有 9% 是殘疾人；而在中國，這個比例僅為 0.1%（《2020 年普通本專科招生 967.5 萬人，中國殘聯副主席程凱：“十三五” 期間 每年 1 萬名殘疾人進入大學讀書》）。“美國的大學都設有殘障資源中心或殘障辦公室，以幫助殘障人士融入校園，而國內目前缺乏這樣的系統性支持。” 但張煒軍在研究烏茲別克斯坦融合教育的課題中，學會了“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

“中國的經濟比烏茲別克斯坦好很多，所以我們在這方面的資源也會比烏茲別克斯坦更有優勢，雖然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以視障學子為例，適配他們的教育資源目前確實存在不足。根據中國殘聯統計年鑒，2020 年，中國僅有 104 個特殊教育普通高中（部、班），其中盲人在校生只有 1491 人。而我國視障群體約有 1800 萬人，其中 18 歲以下的青少年就有 500 萬（中國殘疾人聯合會）。

到了高等教育階段，資源則更為緊張。在張煒軍考學的時候，全國只有三四所大學的特殊教育學院招收視障學子，且幾乎都是針灸按摩專業，零星有音樂表演、心理學專業。所以，當他在 2020 年決定考研到北二外時，發現自己成了湖北省首位申請考研的盲人大學生。他需要額外付出大量精力，去了解目標院校是否愿意錄取視障學生，還要和教育考試院溝通盲文試卷的制作等事宜。

在北二外讀書，是他真正意義上第一次接觸融合教育。他第一次和普通學生在同一間教室上課，第一次踏入一個周邊沒有盲人的世界。學院、老師和同學們給予了他許多額外的照顧，但他依舊會遇到很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只能靠他自己去聯系不同的人，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向他們重復自己遇到的困難。“當你身處這樣的環境，卻沒有系統性的殘障支持時，即使是很簡單的需求，也只能靠個人去尋求幫助。” 張煒軍解釋道。

張煒軍操作手機郵箱

與國內尚處于發展初期的融合教育不同，美國雪城大學的系統性殘障支持給了張煒軍很多幫助。他剛拿到雪城大學的 offer 時，學校的殘障辦公室就主動聯系了他，“他們直接約了一個 zoom 會議，想初步了解我的情況，看看我需要什么樣的支持。” 進入校園后，學校也提供了諸多服務，比如有專業人員帶他熟悉校園環境、免費的點對點接送無障礙巴士等，一些基礎性需求的申請也已流程化。

此外，學校還給張煒軍配備了一對一的殘障協調員，幫助他協調資源、對接教授和學校部門等。“我上課時看不到 PPT，所以通常需要提前向教授要 PPT，在課前聽完。如果在國內，我只能自己一位一位地去找教授溝通。” 張煒軍說道，“當然，國內的教授們都很樂意幫助我，但在雪城大學，我只需要告訴殘障協調員，他就會幫我給所有任課教授發送信函（accommodation letter）說明情況。”

身處國外的他，見識到了另一種殘障人士保障體系，相對成熟且完善。這些經歷也讓張煒軍更加明確了自己想做的事：

“研究生畢業后，我想再讀一個博士，最好和技術相關，這樣回國之后就能為殘障群體做一些實事，至少能讓后來者不再受困于思想鋼印。”

03

與思想鋼印作戰

“思想鋼印”，這是劉慈欣科幻小說《三體》中的詞匯，但在我與張煒軍對話的那一刻，卻仿佛成為了現實。

“你一旦是視障人士，從小到大，周圍的環境都會告訴你，你只能做按摩。”

對于張煒軍來說，這就像是在自己的腦中打下了思想鋼印 —— 從失去色彩的那一刻起，其他的人生路徑似乎就從此消失了。

在這種思想鋼印的束縛下，張煒軍的確曾 “順從” 了社會的固有想象，所以才會在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學習了五年針灸推拿。大二時，盡管父母問過他是否要休學參加普通高考，但一時的怯懦讓他沒能做出徹底的選擇。他在言談間也坦然承認了自己那時的不勇敢：“我那時候就知道自己不喜歡針灸推拿，但還是沒有下定決心。”

張煒軍出行

直到 2018 年大學畢業后，當他真正開始工作，對針灸推拿徹底的厭惡與對既定命運的不甘，終于在日復一日的積累中爆發。張煒軍決心向那個植根腦海 20 多年的思想鋼印宣戰 ——

他開始備戰考研，并于 2020 年順利考入北二外，而后成為全國首位取得翻譯碩士學位的視障學子，從此開啟了自己全新的人生。

如今，他偶爾會回想起大二時未能選擇高考的那份怯懦，也會憶起小時候的盲校。那里很溫暖，卻也很封閉，老師和同學永遠是同一群人，聽到的永遠是同一種觀點，長大后似乎也只有同樣的職業可選。但行走在雪城大學校園里的張煒軍清楚地知道，受限的專業通道、缺失的設施和系統、還有社會大眾難以撼動的過度同情…… 正是這些未被解決的問題，給視障人士打下了那個思想鋼印。

“但我看到過一種觀點，說近視也是一種視力障礙，很多高度近視的人沒有眼鏡，也什么都看不清，眼鏡就是掃除這種障礙的輔助器，所以高度近視的人也能正常生活。如果社會對全盲人士的輔助設施和系統性支持能完善到一定程度，我們和普通人的生活也不會有差別。”

張煒軍說道。

聽到這里，我仿佛看到了張煒軍腦海中的那幅圖景：在那幅圖景里，視障學子都能在普通的校園里接受教育，他們不用再懼怕獨自穿行，不用再為一份盲文試卷反復奔波，不用再在 “只能做按摩” 的定論里困守一生。此刻，我也更能理解他對于學業的選擇，無論是學習融合教育，還是期待將來在博士學位中結合實際應用，無一不是在為實現這幅圖景而努力前行。

張煒軍彈奏吉他，他對音樂很感興趣

當然，社會也一直在進步。

盲道被占的事件屢屢登上新聞，引發廣泛關注；

地鐵、商場等越來越多的公共場所允許導盲犬進入，并配備了盲人引導服務；

電梯按鈕、指示牌等標志物上也加上了盲文……

無論是抽象的人生發展，還是觸手可及的生活細節，視障人士乃至整個殘障群體的發展前景都在逐漸開闊。

國內的融合教育也在朝著積極的方向邁進。自 2014 年起，教育部開始為盲人考生提供盲文試卷，后來的學子終于可以通過高考改變命運；而在張煒軍之后，越來越多的盲人考取了研究生，過程中教育考試院和錄取學校都為他們提供了諸多便利，比如設置獨立考場、制作盲文試卷等。在他之后，盲人考研的選擇也越來越多，有人考上了人大、哈工大，還有人考上了清華在職研究生。

張煒軍通過操作盲文點顯器來記筆記

“我不敢說這都有我的功勞，但讓我欣慰的是，這證明了我走出的這條路，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追隨。”

如今，在我完成這篇文章的當下，張煒軍已經拿到了他的碩士學位，并成功申請到了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信息科學博士，正如他采訪時所說的那樣——“我想再讀一個博士，最好和技術相關，這樣回國之后就能為殘障群體做一些實事，至少能讓后來者不再受困于思想鋼印。”他確確實實地，實現了自己的計劃，也完成了自我的突破。

“我們可以選擇在黑暗中前行，也可以選擇走向光明。”

1933 年，一篇名為《假如給我三天光明》的文章發表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從此，海倫?凱勒不僅創造了美國第一位獲得學位的盲聾人士的歷史，還成為了世界各國孩子們成長過程中必讀的勵志人物。

而在大半個世紀之后，當張煒軍和我在那個周末的清晨，聊起他一次次尋求別樣人生的故事時，我深知，有足夠的理由去相信，張煒軍所打破的思想鋼印，終將在成千上萬視障人士的大腦里被打破。而這位閉著雙眼、語速飛快的年輕人，在某種意義上，或許也正在創造屬于他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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