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壽成：回憶父親黃永年教授

父親黃永年教授（1925—2007），江蘇江陰人，陜西師范大學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復旦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七屆代表，享受國務院突出貢獻專家特殊津貼。他學識廣博，視野開闊，其深厚的文獻功力，當世學界罕有其匹。除專于中國古代史外，還兼及古文獻學、書法史等研究，特別是在古籍版本研究方面有著極高的造詣。他幾十年潛心精研，著作等身，在歷史學、中國古代文學和古文獻學等諸多研究領域均有精深造詣，不僅是中國古代史尤其是北朝隋唐史及唐代文學、古典詩詞小說的著名研究專家，更在版本學、目錄學、碑刻學、古籍整理等領域內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是古文獻學學科的一代宗師。

一

父親早在中學期間就受業于呂誠之（思勉）先生，接著又認識了與呂先生同編《古史辨》第七冊的童書業先生。抗戰勝利后又認識了顧頡剛先生，投入他們門下。在復旦大學入學考試時，國文課程考試取得了100分的滿分成績，深得時任中文系主任陳子展先生賞識。據言陳先生曾向時任歷史系主任的周谷城先生提出將其要到中文系就讀，被周先生斷然拒絕。1950年畢業于復旦大學，被統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學任教，1956年隨校遷至西安，1978年調入陜西師范大學。

他在大學就讀期間，買到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使其跳出了以人之忠奸賢愚來論史的窠臼。他對前輩學者滿懷敬仰之情，但并不盲目崇拜權威。其間先后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涉及中古史、考古學、文獻學諸多方面。其中，《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胡臭〉兼論“狐”與“胡”之關系》《補論“狐”與“胡”之關系》得到陳先生贊賞，還糾正了羅振玉先生的“魌頭”之說，后被所有博物館采用。他大學畢業論文講唐代河北藩鎮，也與陳先生以昭武九姓胡為安祿山主力之說不同，認為安史叛軍主力為契丹、奚等東北少數民族。

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父親主要從事唐史研究，兼及古典詩詞和小說。研究玄武門之變、武周政權及其影響、宦官與禁軍、肅代朝政局、涇師之變、二王八司馬事件、元和后期黨爭。弄清楚這些無非是權力之爭，而并非如通常所說庶族士族之爭。他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又上溯北齊、北周和楊隋，探討這一時期的史事。弄清楚北周實較北齊落后，周之滅齊惟恃府兵之強實為落后吞滅先進，但府兵緣隋開皇時“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而失去戰斗力，文武合一之關隴集團在隋至唐初亦不復存在。其中，仍多有與陳寅恪先生舊說之異同之處。至于古典文學方面，則寫過《士先器識而后文藝正義》《長恨歌新解》等文字，并發現了僅存的元刻《新編紅白蜘蛛小說》一張殘頁，使得中國古小說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他還點校了《西游證道書》并考知《西游記》成書經過和版本源流，糾正了作者為吳承恩的舊說。他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來指導學術研究，注重解決歷史研究中的實際問題，諸多研究成果以史料扎實、考證細密、見解精卓，而引起學術界的廣泛矚目和推重，他的學術論文多收在結集出版的《唐代史事考釋》《文史探微》《文史存稿》《樹新義室筆談》《學苑零拾》《學苑與書林》等著作中。尤其是凝聚他數十年心血研究中古史的力作《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以歷史上北朝至中晚唐一系列影響巨大的事件和制度為重點，進行了系統考察。他以敏銳的歷史洞察能力、全面深厚的文獻功底、縝密嫻熟的考據方法，不僅厘清了諸多千古疑案，大大擴展了對這一時期某些重大史實的深入認識，填補了北朝及隋唐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以歷史發展的宏觀視野，提出若干獨具創見的新觀點，代表著研究這一時期政治史的最高水平，充分展現了一代史學大家的風范。他參與了古文獻學學科體系的創立和建設，撰寫了《古籍整理概論》《古籍版本學》《古文獻學講義》《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和《唐史史料學》等多部著作，享有很高聲譽，被國內多所著名大學選作教材，為培養文獻學人才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還積極從事古籍整理事業的實踐，精心標點校勘《類編長安志》《雍錄》《西游證道書》等多種古代典籍，均以質量精良而被視作權威版本。他對古代文史知識的普及工作十分盡力，主持完成國家教委古籍整理重點項目《二十四史全譯》中的《舊唐書》《新唐書》全譯工作，并為《祖國叢書》撰寫了《舊唐書與新唐書》《唐太宗李世民》，還承擔了《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內《舊唐書》《北齊書》《周書》《顏氏家訓》《韓愈詩文》等6種的選譯，成為該類讀物具有典范性的佳作。

二

父親1956年隨交通大學西遷至西安，且于1978年調入陜西師范大學，但始終沒有離開西部。其間雖然復旦大學等經濟發達地區的著名高校力邀其加盟，可是他秉承“西遷精神”及“西部紅燭精神”，婉拒了對方的盛情邀請，堅持在西安這一經濟欠發達的西部地區任教，不離不棄，堪稱教書育人的楷模。

他還是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獻學的創建人。自1979年起招收中國古代史隋唐史方向碩士研究生，1982年起招收歷史文獻學碩士研究生，得其親傳的及門弟子已近百人，有多人成為學術名家。他先后開設目錄學、古籍版本學、碑刻學、文史工具書簡介、古籍整理概論、唐史史料學、《舊唐書》研究、《太平廣記》研究、《吳梅村詩》研究、隋唐史專題等課程。后為他的學生所傳承，在國內外許多高校講授這些課程。特別是日本明治大學氣賀澤保規教授，曾于20世紀80年代到陜西師范大學跟隨先父進修，其間恰逢先父給研究生講授碑刻學課程，他深受影響，對此學投入其中，現已為舉世著名的碑刻學名家，出版多部碑刻學著作，其中《復刻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附解說》對郭玉堂的原著做了全面的校勘整理，堪稱《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最為精審的版本。此外，氣賀澤教授還將先父《碑刻學》譯為日文，介紹給日本學者。

父親不僅在學業上對學生多加指導，還秉承孔老夫子“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對任何一個向他請教的學人都傾其所能地進行解答。特別是對年輕學子更是極力幫助，如杭州師范大學馬雪琴教授在入學前沒有上過正規的大學，可是先父仍然堅持將其收入門下，多加指導，使其在學術上不斷進步，著述頗多，成為該校著名教授。泰山學院的周郢教授雖然最初只有中學學歷，可是先父也愿意讓他報考自己的研究生，后雖因外語成績不理想而未能遂愿，不過此后先父還在學術上對他多有關心指導，最終使其破格評為教授，且成為泰山文化及石刻研究方面的著名學者。此外，先父還在生活方面對學生多有關心，甚至可以為他們的入學、住房、職稱等問題與學校相關部門據理力爭。

在子女教育方面，雖然父親對筆者這唯一的子嗣在學業方面的關照遠不如學生，不過很早就指導我閱讀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均是無標點斷句本），為我打下很好的歷史學及古代漢語基礎，亦不至于我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誤入歧途。此外，在我就讀碩士研究生之后，父親對學業很少過問，可是對我畢業后撰寫的學術論文幾近苛刻，毫不留情面，甚至對幾篇還不錯的論文也是高標準嚴要求。而且對于我的職稱他基本不予關注，副教授是在他退休后數年通過的，正教授是在他去世后七年多才評上的，并未受到他的蔭庇。這從另一方面也培養了我獨立治學的精神，撰寫出版專著兩部、學術論文數十篇，其中有關北朝乃至隋代選官制度的論文在學術界頗有影響。

總的來說，父親不僅是經師，亦為人師，更是我們在學術與為人方面學習的榜樣。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