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下午兩點,我帶著侄子走進電影院。IMAX廳里坐滿了人,燈光暗下時,孩子們屏住呼吸——朱迪和尼克再次出現在大銀幕上。三小時后,散場的人群還在討論樹懶閃電的新工作、兔狐CP的曖昧瞬間。貓眼評分9.7,票房破31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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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旁邊的國產新片放映廳,觀影人數稀稀拉拉。
我舅舅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放映員。他常念叨:“那時候在村口放《紅高粱》,《精武門》場場爆滿,散場了觀眾還圍著討論。”他抽屜里珍藏著一張褪色的《霸王別姬》票根,“這才叫電影,能鉆進人心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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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們的電影不缺技術——特效可以砸錢,場景可以搭建,明星可以堆砌。可就像侄子說的:“看的時候很熱鬧,出來就忘了。”我們學會了造夢,卻弄丟了夢中該有的心跳。
馮小剛多年前說過:“因為有垃圾觀眾,才有垃圾電影。”這話雖刺耳,但現在想來,或許真的如此。
我記得《瘋狂動物城1》是我們幾個人一起到電影院隨機看的一部劇,平日里,沒事也會刷上一遍(實在沒啥看的)。當然里面最打動我的,是那只賣盜版碟的黃鼠狼——配角中的配角,卻有自己的完整邏輯:為了生存游走灰色地帶,但保留著奇怪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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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的電影里,小人物要么是喜劇丑角,要么是煽情工具。我們急于給出答案,卻忘了生活本身充滿問號;我們熱衷塑造英雄,卻忽略平凡人的史詩更貼近大地。
偶爾我也會看看影視創作經歷,據說現在拍電影前要先做數據畫像——什么年齡段愛看什么表情包,什么城市偏好什么梗。”我知道數據不會說謊,但數據好像從未誕生過《肖申克的救贖》。
當創意會議變成數據表格,當人物弧光變成流量密碼,我們得到的是一部部精準投放的“產品”,而不是能穿越時間、觸動人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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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說我常刷的幾部劇:《活著》里福貴哼著皮影戲的蒼涼,《陽光燦爛的日子》里馬小軍爬上煙囪的迷茫,《我不是藥神》里老奶奶說“我想活著”的顫抖,《高山下的花環》里的大娘拍著指導員的母親說中國能興旺啊。現在的電影看完你還能記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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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作品共同的特點是:它們不害怕展現生活的毛邊,不急于給出標準答案,不把觀眾當“需要教育”的對象,而是當作可以對話的成年人。
有人說現在是票房的寒冬,新片上映要算日子,要挑時間,爭取更多排片......而《瘋狂動物城 2》上映在周內,既不是節假日也不是周末,為什么可以吸引觀眾紛紛入場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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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肯定有專業人員知道為什么,我們不比人家聰明到哪兒去。但《瘋狂動物城2》的31億票房,是一面鏡子。照見的不僅是別人的成功,更是我們自己電影工業的某些缺失——不是缺錢,不是缺技術,而是缺一點敢于復雜、敢于真實、敢于把觀眾當成有思考能力的人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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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部是哪吒2。下一部國產爆款會在何時出現?也許就在我們停止計算風險、開始尊重觀眾智商的那個下午。
畢竟,最好的電影從來不是造夢機器,而是能讓散場后的人們,在回家的路上多想一想自己的生活——哪怕只想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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