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腐敗犯罪典型案例解析（一）：互聯網企業非公受賄

——從劉某案看互聯網企業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認定及辯護要點

本文作者：安鴻鵬

最高法依法懲治民企內部腐敗典型案例

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互聯網企業內部“小權力、大腐敗”問題日益凸顯，流量分配、合作審批等關鍵環節的隱性權力易滋生貪腐。劉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作為司法機關嚴懲互聯網領域腐敗的典型案例，其對“職務便利界定”“數額巨大認定”的裁判邏輯，為厘清新興領域受賄行為的法律邊界提供了重要范本，也為互聯網企業合規治理、司法機關精準打擊同類犯罪提供了實踐指引。

案情簡介

2019年1月至2023年1月期間，被告人劉某擔任某互聯網公司業務發展經理，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張某某在調整換量比例、恢復換量合作、提供流量扶持等方面提供幫助，非法收受張某某行賄款人民幣600余萬元。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劉某又利用相同職務便利，為陳某在下架違規競品、APP上架審核、提供流量扶持等事項上提供協助，收受陳某行賄款人民幣14萬元，累計受賄金額達614萬余元。

2023年1月31日，劉某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如實供述全部犯罪事實，并退繳違法所得157萬余元。檢察機關以劉某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提起公訴，法院經審理認為，劉某身為公司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鑒于劉某具有自首、認罪認罰、退繳部分違法所得等法定從寬情節，依法從輕處罰，最終判決劉某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繼續追繳剩余違法所得予以沒收，在案錢款及凍結銀行賬戶資金用于執行追繳事宜，涉案四部手機予以沒收。

延伸思考

一、指控定罪的三大核心焦點

1.“職務便利”的認定邊界

本案關鍵在于劉某的行為是否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法院結合互聯網行業特性作出精準界定：

職權關聯性：劉某作為業務發展經理，對流量分配、合作調整、APP審核等事項具有直接經辦或影響決策的職權，其提供的幫助均在職務權限覆蓋范圍內，并非單純利用工作便利。

利益特定性：請托人謀求的調整換量比例、流量扶持等利益，均需依托劉某的職務行為實現，二者存在直接因果關系，符合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構成要件。

2.“數額巨大”的認定標準

根據《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及相關司法解釋，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數額巨大”。劉某累計受賄614萬余元，應當認定為“數額巨大”，且受賄持續時間長達四年，主觀惡性及社會危害性顯著，法院據此作出相應量刑。

3.從寬情節的適用邏輯

法院對從寬情節的認定遵循“法定情節+實質悔罪”雙重原則：

法定情節優先：劉某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罪行，構成自首；自愿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符合法定從寬適用條件。

悔罪程度考量：劉某退繳157萬余元違法所得，雖未全額退繳，但已體現積極悔罪態度，法院結合退繳比例、配合調查程度綜合確定從寬幅度，實現罪責刑相適應。

二、辯護策略的多維啟示

1.犯罪構成要件的抗辯路徑

職務權限拆分：可舉證證明部分事項超出劉某實際職權范圍，需依賴其他部門或人員審批，主張該部分對應的受賄金額不應計入犯罪數額。依據司法實踐，僅利用本人職權可獨立決定的事項所涉財物，才屬于受賄犯罪的數額范圍。

2.量刑情節的運用要點

全額退繳激勵：在訴訟過程中積極籌措資金全額退繳違法所得，結合《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可在自首、認罪認罰情節基礎上進一步獲得從輕處罰。

立功情節挖掘：主動向司法機關提供他人違法犯罪線索，或協助抓獲同案犯，爭取認定立功情節，實現量刑幅度的進一步降低。

三、本案凸顯的企業家犯罪特征

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受賄表現出“小權力、大腐敗”的特點。一方面，行賄人謀求的不當利益不斷迭代更新，并與新興互聯網技術緊密結合，不局限于金錢物質等傳統形式的不當利益；另一方面，受賄人不一定是傳統賄賂犯罪中手握決定性權力的重要角色，互聯網業務流程審批中的每一環節均可能存在貪腐漏洞。

依托行業特性，隱蔽性與專業性凸顯。企業家及核心人員深諳企業管理漏洞與行業規則，犯罪手段具有極強的隱蔽性和專業性。劉某利用互聯網業務線上操作、流程分散的特點，通過合規化的業務審批流程掩蓋賄賂事實，其受賄行為持續四年才案發。此類犯罪往往借助數據操控、流程規避等方式實施，不同于傳統腐敗的直接交易，難以通過常規合規審查發現，導致案發時對企業所造成的損失已難以挽回。

四、相關爭議的分析

實踐中，圍繞本案定性及量刑的爭議焦點，結合法律規定與行業特性分析如下：

1.互聯網“隱性權力”是否屬于職務便利

劉某的職務便利雖未涉及企業核心決策，但屬于互聯網業務流程中的關鍵環節，其對流量分配、合作審批的影響力直接關系請托人商業利益，符合“職務便利”的本質特征。司法實踐中，此類與數據、流量相關的隱性權力已被明確納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職務便利”認定范疇，不因權力層級低而否定其犯罪屬性。

2.部分退繳違法所得的從寬幅度是否合理

法院的量刑已充分平衡犯罪情節與悔罪表現：劉某受賄數額巨大，僅部分退繳違法所得，從寬幅度需與犯罪嚴重性相匹配；同時考慮到其自首、認罪認罰的主動性，在法定刑量刑幅度內從輕處罰，既體現了嚴厲打擊腐敗的態度，也兼顧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量刑合理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