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卡夫卡的《萬里長城建造時》：皇權專制、絕對權力與普遍奴性

卡夫卡

卡夫卡是奧地利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人物，代表作《變形記》《審判》《城堡》。卡夫卡享有世界頂級文學大師的盛譽，西方眾多的流派都尊其為“鼻祖”。

《萬里長城建造時》

《萬里長城建造時》發表于1917年。小說用第一人稱寫成。這是卡夫卡放棄用第一人稱撰寫《城堡》后，他用第一人稱寫的最長的一篇小說。小說沒有什么故事，更多的是議論，揭示出所有龐大帝國權力體系的運行邏輯，專制結構與個體奴性之間互為因果的深刻悖論。

卡夫卡筆下的中國，是一個經過高度抽象與象征化處理的“文化他者”。幅員遼闊的帝國、森嚴的等級制度、至高無上的皇帝、任人宰割的百姓，乃至辮子、繡袍、煙鍋、笛子等器物，共同構成了一幅異域圖景。然而，這幅圖景并非現實中國的復刻，而是卡夫卡用來映照所有專制權力體系的鏡像。正如學者所言，卡夫卡的中國是一個“沒有具體歷史時間的空間”，這里的“長城”與“皇帝”本質上都是“傳說”——一種維持帝國想象的敘事建構。

小說的結構本身便暗含深意：第一部分解構長城的建筑方式與目的，第二部分解構帝國的組織架構。兩者之間的隱喻關系構成了文本的核心張力。長城不再僅僅是磚石壘砌的邊防工事，而是帝國權力意志的物質化身；皇帝也不再是具體的統治者，而是權力結構必需的象征符號。這種雙重解構使得文本超越了單純的東方主義想象，升華為對一切龐大官僚體系與極權結構的哲學批判。

卡夫卡最深刻的洞見之一，在于他對長城修建動機的顛覆性解讀。敘述者反復思考并最終暗示：長城的真正目的可能并非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而是通過這項永無止境的工程來“組織人民”，將分散的民眾納入統一的帝國管理體系。

“分段修建法”的設定尤為精妙。工人們被分成小組，各自修筑約五百米長的段落，段落之間留有缺口，隨后又有新的施工隊從更遠的地方開始修筑。這種看似不合理的方式，恰恰揭示了工程的本質：修筑本身比連接更重要，過程比結果更關鍵。皇帝驅使成千上萬的百姓在數千年的時間里修筑一道或許永遠無法完成的圍墻，這需要的不僅是強權與想象力，更是一種將工程本身制度化的非凡組織能力。

在此意義上，秦始皇修筑的有形長城只是表象，其本質是構建一條“無形的長城”——一套從制度框架到意識形態的完整專制文化體系。長城成為權力展示的劇場，每一塊磚石都在訴說著帝國的威嚴；修筑過程則是規訓的儀式，每一個勞動者都在參與中內化了服從的邏輯。長城內外之別，與其說是文明與野蠻的地理分野，不如說是“我們”與“他們”的政治建構，通過對外部威脅的持續言說，強化內部的身份認同與權力服從。

小說第二部分對帝國組織架構的解構，達到了卡夫卡式荒誕的頂峰。這個在空間上廣闊無邊、在時間上靜止不動的帝國，其權力結構竟如同“激流中的漩渦”——迅速有效地流動，卻既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核心不過是一個空洞。

皇帝居于帝國中心的深宮，卻可能對自己的帝國一無所知；圣旨從京城發出，傳遞過程中被不斷扭曲、誤解甚至遺忘；官員們在層級中忙碌穿梭，卻無人真正知曉命令的源頭與目的。卡夫卡描繪的是一幅令人絕望的權力圖景：帝國大廈建立在信息的迷霧與行動的盲從之上，每個人都在執行命令，卻無人理解命令的意義。

這種結構產生了一種獨特的權力悖論：皇帝作為絕對權力的象征，在實際治理中卻可能是最無力的；越是接近權力中心，越能感受到核心的空虛。官僚體系成為一個自我維持、自我復制的巨大機器，其存在本身成為目的，而最初設定的治理目標反而被懸置。帝國的廣闊與永恒，不是強大生命力的證明，而是僵化停滯的表征——如同“亙古天幕下蒼老的浮云，神秘而遙遠”。

皇權專制、絕對權力與普遍奴性

卡夫卡通過長城的隱喻，深刻揭示了皇權專制的雙重本質：一方面是權力的絕對集中，另一方面是臣民的普遍奴化。這兩者如同硬幣的兩面，相互依存，互為條件。

在卡夫卡想象的帝國中，君主擁有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國家是統一的、專制的、人治的”。皇帝通過“法、術、勢”駕馭群臣：以嚴苛律法確立規范，以權術謀略控制官僚，以威勢威嚴震懾萬民。權力的金字塔結構從皇帝向下層層延伸，每一級都是上一級的奴隸，同時又是下一級的主人。中央牢牢控制地方，地方完全聽命中央，最終所有權力匯聚于帝王一身。

與這種絕對權力相對應的，是社會中彌漫的普遍奴性。卡夫卡尖銳地指出：“在皇權專制社會中，只有君主一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是奴隸。”專制教育系統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培養臣民的奴性人格——通過規訓使民眾完成從被動服從到主動認同的心理轉變。在這種文化中，皇帝的威嚴需要大臣的諂媚與百姓的卑微作為襯托；“萬歲”的山呼不是情感表達，而是政治儀式的必需環節。

最令人心悸的是卡夫卡對“平等”的顛倒解讀：在皇帝之下，“人人平等是因為每一個人‘什么都不是’”。這種平等不是尊嚴的平等，而是虛無的平等；不是權利的平等，而是無權利狀態的平等。每個人都同樣地微不足道，同樣地隨時可被替代，同樣地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懼之中。

恐怖，在卡夫卡的分析中，是專制社會得以運轉的內核。這種恐怖既表現為外在的暴力鎮壓，也體現為內在的精神馴服。

外在層面，國家暴力機器對民眾實施全面而嚴密的控制。司法系統不是公正的仲裁者，而是“君王統治的工具”；任何可能威脅穩定的因素都會遭到殘酷鎮壓。民眾生活在持續不斷的恐懼中，財產權無從談起，生命權也隨時可能被剝奪。這種不確定性導致人們發展出特殊的生存策略：小心翼翼、謹慎保守、麻木不仁、自私自利。匍匐在權貴腳下卑微生存，成為唯一的理性選擇。

內在層面，專制權力通過意識形態完成對民眾的精神馴服。皇帝被神化為超越凡俗的存在，成為民眾頂禮膜拜的偶像；長城的修筑被賦予神圣意義，個體的犧牲被納入宏大敘事。當敘述者說“我們不知道為什么就去修筑長城、不知道皇帝是誰、不知道哪朝哪代但是卻依然順從”時，卡夫卡揭示的正是意識形態成功運作的狀態：規則的內化達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人們不再需要外部強制，就會自動服從甚至擁護那些“離奇、荒謬或不合邏輯”的要求。

卡夫卡通過《萬里長城建造時》最終發出的，是一則關于文明發展的深刻警示：“專制與奴化窒息了文明發展的生機。”當專制強化和奴性加重，社會就會停滯不前，文明就會倒退。

歷史反復證明，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普遍奴性扼殺創新活力。長城帝國在卡夫卡的描述中雖然龐大永恒，卻缺乏真正的生命力；它的靜止不是穩定，而是僵化。皇帝深居宮中，與真實世界隔絕；官員忙于形式，無視實質問題；百姓麻木服從，喪失主體意識。這樣的社會或許能夠維持表面的秩序，卻已失去進步的動力。

《萬里長城建造時》作為卡夫卡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其價值不僅在于文學形式的創新，更在于思想洞察的深度。卡夫卡以長城為隱喻，解剖了所有專制權力體系的運行邏輯：通過宏大工程組織民眾，通過層級結構虛化核心，通過恐怖統治維持控制，通過意識形態培養奴性。卡夫卡留給我們的終極啟示或許是：真正的文明進步，不在于修筑了多少有形的高墻，而在于拆除了多少無形的枷鎖；不在于權力的高度集中，而在于權利的普遍保障；不在于民眾的整齊劃一，而在于個體的多樣綻放。在這個意義上，解構“長城”的工作，至今仍未完成，也永不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