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組建40國新群，聯合國獲通知，古特雷斯呼吁捐款

全球治理的版圖正在悄悄發生變化，而這場變化的導火索，并不是哪個國家突然“想另起爐灶”，而是聯合國在一連串重大危機中的無力感被徹底暴露。俄烏沖突拖了快兩年，巴以局勢頻頻爆炸，全球都在看著聯合國安理會一次次開會、一次次僵住，卻誰也動不了誰。原因幾乎寫在空氣里——當沖突雙方背后都有常任理事國的影子，任何決議想邁出一步都難如登天。

長期以來缺乏對“五常”的制衡，讓聯合國的手腳被天生的結構鎖死，外界對其權威的信任也一寸寸流失。有國家甚至敢在聯合國大會上撕毀《聯合國憲章》，有人拖欠會費拖得理直氣壯，說明這個體系的根基正在松動。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社會并非突然對聯合國產生質疑，而是在持續的失望中被迫尋找新的出口。各國面對越來越復雜的地緣沖突，無不感受到“規則失靈”的壓力，這種壓力累積到一定程度，自然會引發對全球治理體系的重新審視。

就在聯合國功能不斷被現實檢驗的同時，它的“燃料”也快見底了。紐約當地時間某天，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6年中央應急基金高級別認捐大會上說得格外直白：“人道體系的油箱正在耗盡，數百萬人的生命處在危險之中。”短短幾十字，把聯合國“錢荒”的窘境揭得徹底。

全球沖突增多、災難加劇，本該擴大的救援需求反而遇上資金萎縮。靠著會員國捐款“續命”的體系，如果錢都快花干了，那整個救援系統就像一輛在高速上突然失去動力的車，剎不住也沖不動，危險都堆在前面等著。古特雷斯已經不是第一次“敲警鐘”，但這次用詞的急迫程度，說明問題早已不只是預算缺口，而是整個國際治理機制在肉眼可見地疲軟。

多個國家在地緣動蕩中不斷提高本國軍費，資源進一步被擠占，投入人道體系的預算反而縮水。這種“軍事強化與救援弱化”的反差，讓全球治理體系變得更不平衡，使聯合國的救援職能承受超過設計上限的壓力。

要理解這種疲軟為什么會發生，還得往歷史深處看。聯合國出生在二戰的廢墟上，那時候世界被戰爭燒得傷痕累累，各國人民對和平的渴望幾乎到了極限。法西斯剛被打倒，軍國主義人人喊打，聯合國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自然是“應時代之召”。

可幾十年過去，當年的記憶被淡忘了，不少國家又開始蠢蠢欲動，試圖重走軍國主義的老路。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言行就是典型，他們還想曲解《聯合國憲章》，試圖否認“敵國條款”的存在；美國更是不改窮兵黷武的習慣，到處點火、到處武裝。聯合國賴以生存的那種普遍共識正在損耗，組織結構和現實時代之間的縫隙越拉越大，導致聯合國越來越難承擔它原本的角色。

如果說聯合國在冷戰后還能依靠“勝利者機制”維持運行，那在今天多極化趨勢明顯、區域力量崛起的時代，這種機制就顯得愈發僵硬。新興國家的利益訴求得不到有效吸納，老牌大國的博弈方式卻仍然停留在舊框架里，這種錯位最終反映成聯合國效率的下降。

在這種背景下，國際社會迫切需要一套新的、能補上缺口的治理和調解工具。中國看得很清楚，也行動得格外快。從不久前“國際調解院”在香港掛牌成立，到不斷推出針對國際治理的倡議，中國不是在另搞體系，而是在盡力修補既有體系的裂縫，讓全球在舊框架搖晃的時候還有新的支點可抓住。這種補位的意義在當下格外重要，因為世界上的很多沖突，并不是缺少人去解釋，而是缺少能讓對立雙方都坐下來談的機制。

更深一層的考量在于：如果國際治理體系繼續原地踏步，未來的沖突只會更難控制。中國推動這些機制的出現，是在為全球提供“危機緩沖帶”，避免所有問題都集中爆發在聯合國一個平臺上而導致體系癱瘓。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治理之友小組”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正式成立。這個由中國倡議推動的小組，一共有40個創始成員國。啟動會議上，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大使主持會議，他強調這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平臺，各國可以在這里共同探討如何把全球治理體系往更公平、更合理的方向推。

小組的目標不是替代誰，而是為現有體系搭一個新的支撐點，讓那些在大國角力縫隙中掉下去的問題，能有一個被處理的機會。可以預見，隨著成員國數量繼續增加，這個平臺可能逐步演變為“聯合國之外的協調橋梁”，為多邊合作提供更多靈活空間，也讓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聲音更容易被聽到。

說到底，“之友小組”的意義從來不是“建立另一個聯合國”。中國的邏輯很簡單：聯合國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多邊平臺，它的權威不能被削弱，但它的不足也不能再被忽視。修補它、增強它、在關鍵領域為它“兜底”，才是真正負責任的大國該做的事。無論是國際調解院，還是這一次的“之友小組”，都是在為世界提供更多化解沖突、處理危機、促進合作的路徑。

如果說聯合國是全球治理的大殿，那這些新機制像是在殿外加上新的梁柱，讓整棟結構不至于在風雨面前搖搖欲墜。在全球政治版圖快速變化的當下，各國都在尋找穩定機制，而中國提出的這些治理平臺，本質上是一種“公共產品”，不是為了誰而建，而是為了讓國際社會在面對共同挑戰時多一個解決問題的選項。

全球格局正在變化，但真正決定時代走向的，不是聲音最大的人，而是能在混亂中提出方案、承擔責任的人。在這一點上，中國給出的答案，比口號更實際，也比爭吵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