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渝北法院的“詞匯保護傘”：富豪為所欲為，媒體不能多嘴

圖片

【劇情】
電影《黑暗騎士》。
小丑把一整座“鈔票金字塔”點燃。
他說：“It’s not about money… It’s about sending a message.”
即，“這不是錢的問題……
這是個訊息。”

【映射】
金錢足以扭曲秩序；
權力制造荒誕規則；
真正被焚毀的不是錢，而是常識與正義；
荒誕本身，就是訊息。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戲

在山城重慶，一場圍繞著一個詞匯展開的“名譽保衛戰”，正以前所未有的荒誕感，成為法律與輿論場上的最新“奇觀”。

故事的主角，是億萬富翁何某某，以及一眾被他告上法庭的媒體和自媒體。何老板的訴求很明確：他可以做一切不符合公序良俗的事，但你不能用一個特定的詞來形容他——那就是“不正當性行為泛濫”。

重慶市渝北區法院的一審判決，給出了一個堪稱“驚世駭俗”的答案：富豪贏了。

判決書稱：媒體使用“不正當性行為泛濫”一詞描述其行為，構成侵權。主審法官甚至以“小偷”作比：一個人即便曾因盜竊被判刑，媒體在報道其其他行為時也不能稱其為“小偷”，否則即為不當。

一個富豪，以“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維護司法正義”的名義，對所有膽敢用這個詞語描述其行徑的媒體發起訴訟，并全線獲勝。

這出戲碼，冷峻、辛辣，且充滿了強烈的黑色幽默感。因為它不僅關乎詞匯，更關乎金錢、權力，以及司法在公序良俗面前的“選擇性失明”。

（關聯報道和評論，請檢索并關注微信公眾號“”賓曰語云”查閱。）

1、 兩個何某：一個被譴責，一個被保護

我們首先要理清，何某某究竟“做了多少不正當的行為”。畢竟，法官李超反復強調：“無論何某某到底做了多少不正當的行為，多少不正當的行為，媒體都不能用‘不正當性行為泛濫’去評價他。”

既然富豪的行為與名譽侵權被做了切割，那我們就來看這些“不關聯”的行為清單，它們全部來自法院的判決書、調查筆錄及公訴書：

1）被法院公開譴責的“雷克薩斯情侶”

這是最清晰的一樁。在何某某與女教師何某的“贈與合同糾紛案”中（2010年），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法院的判決書白紙黑字寫著：

“何某男自己有家室，而去追求何某女，使之成為情侶。何某女明知何某男已有配偶而未拒絕。何某男和何某女的行為應當受到譴責。”

“因何某男贈與何某女 46 萬元，目的是與何某女成為情侶，其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有關規定，而且不符合道德規范。”

一個細節：何老板送給“情侶”一輛雷克薩斯，價值46萬元，并被法院認定贈與無效，要求女教師返還。金錢與婚外不正當性關系的交易，被司法公開認定為“違反道德規范”，且“應當受到譴責”。

吊詭之處在于：

同為人民法院，江北區法院敢于公開譴責何某某“違反道德”，將其釘在公序良俗的恥辱柱上；

而渝北區法院在處理名譽侵權案時，卻對這一“被江北區法院蓋章認證的劣跡”選擇性隱匿，法官李超稱“這不是法院查明的重點”。

延伸出來的結論：

同一個何某某，在江北區法院那里，是“違反婚姻法和道德的被譴責者”；

在渝北區法院這里，搖身一變，成了“名譽神圣不可侵犯的受害者”。

2）“推銷圖書”的酒店性行為疑云

時間回到1998年。

檢察機關曾對何某某提起公訴，指控其犯強奸罪。雖然最終九龍坡區法院以“證據不足”判何某某無罪，但判決書查明的事實，令人細思極恐。

女推銷員許某某和同事李某上門推銷圖書。何某某要求許某某一人到酒店1203房間見面，李某在大廳等候。

許某某在房間待了一小時，法醫學鑒定證實二人發生性行為。許某某稱被強奸，何某某辯解“系許出于自愿，是為了推銷其圖書”。

第二天，何某某又要求李某一人到2103房間送書。李某不久哭著離開，罵何某某是流氓，并告訴男友何想強奸她。

一個細節：何某某兩次約女性在酒店房間私聊“購書”或“推銷”，并要求“一個人上來”，完全避開大堂等公共區域。富豪買書非要在酒店房間一對一密談？這個場景，是商務洽談，還是金錢/權力與性交易的天然溫床？

吊詭之處在于：受害人陳述被強奸，何某某辯稱自愿發生性關系。法院在證據不足判無罪的同時，卻隱匿了“許某某稱在房間內系被強奸，而被告人何某某則辯解系許自愿發生性關系”這一關鍵事實。

法官說，我們只寫“指控犯罪不能成立”就好，至于“強奸”還是“推銷圖書的自愿性行為”，跟本案關聯不大，選擇不寫。

3）豪華別墅里的保姆與“動手動腳”

在何某某前妻李某的離婚訴訟中，渝北區法院自己采集的調查筆錄，更是揭開了富豪生活的冰山一角。

保姆熊某某證言（2013年法院筆錄）：“我正準備睡覺，何在二樓說手機不見了，讓我幫他去三樓找，然后他就跟我強行發生了關系。”（“強行”二字，法院筆錄原文，法律風險自擔）

公司部門經理余某云證言（2013年法院筆錄）：

“后來很多保姆反應何對保姆動手動腳。我了解何只要是女人都不放過。”另有50歲左右的保姆被何某某“強行發生關系”，因何某某威脅要殺她孩子而未報警。

一個細節：證人余某云還指出，何某某與一女醫生魏某“涉嫌強奸”被報警，后“因證據不足銷案”。證人唐某平證實，“我看見何某某每個月都要帶一至兩個女人回家”，“何老板人太壞，太可怕了。”

吊詭之處在于：這些證言均由渝北區法院的法官、書記員親自調查記錄，是同一司法機關的“自家證據”。

它清晰地指向了何某某長期、與多名女性、非正常關系，甚至涉嫌強制性關系的品行。然而，在審理媒體名譽侵權案時，法院對這些“自家證據”全部隱匿未提。

最終的結論卻是，法院對自身掌握的犯罪線索，涉嫌沒有依法移送檢察機關立案審查，這可能觸及《刑事訴訟法》與《刑法》中關于“瀆職”的規定。

此前，江蘇寶應法院在民事案件中，都能發現線索并移送強制猥褻案獲刑，而渝北法院在掌握如此多“強行發生了關系”的明確證言后，卻選擇了“捂臉遮羞”。

2、 詞匯的戰爭：你不能說土豆是馬鈴薯

何某某的訴訟，與其說是一場名譽保衛戰，不如說是一場“詞匯壟斷戰”。

富豪所有的劣跡，法院都知道，但你就是不能用“不正當性行為泛濫”這個詞。

法官李超的邏輯很“精妙”：

事實不重要：“我們認為你文章侵權的關鍵點，并不在于何某某他到底做了多少不正當的行為…他做的再多或者干嘛，跟我這個案子關聯并不大。”

字典不重要：《現代漢語詞典》對“不正當性行為泛濫”的釋義是“性行為放縱、違反道德準則”，與何某某行為高度吻合。但法官認為，字面解釋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詞“是不是侮辱性的言辭，屬不屬于罵人的”。

評價即侵權：媒體基于事實的描述被定性為“評價”，而“評價就構成侵權”。

這簡直是黑色幽默的高峰：

一個人長期性關系混亂，公然違反公序良俗，甚至被同一法院系統的前輩譴責，但他對自身的“惡”有極強的“詞匯保護傘”。媒體用符合詞典釋義的詞進行描述，就是侮辱人格。

按照這個邏輯，媒體報道雷政富與趙紅霞發生婚外性關系，人民網使用了“不正當性行為泛濫視頻”，豈不是也侵權了？

新華社、人民法院報使用“人渣”、“衣冠禽獸”、“禽獸不如”形容犯罪分子，是否也屬于“侮辱性言辭”，是否也應該被富豪告倒？

荒誕的內核在于，法院的判決實際上在說，事實成立，但你用的詞“不夠文明”。這是一種對不良社會風氣的變相縱容。

它向社會傳遞的信號是，你可以做傷風敗俗的事，但只要你有錢有權力，就能讓法律為你提供一套“名譽高定服務”，清洗掉一切負面且精準的社會評價。

這使得輿論監督徹底淪為一場“詞匯捉迷藏”。媒體要絞盡腦汁，找一個既能精準描述富豪行徑，又不會被法院認定為“侮辱”的詞，比如：

“性關系廣泛且非主流人士”， “長期、多頻次、跨界限，無差別的異性交往行為人”， “被江北區法院公開譴責，并有大量指控的性伴侶收藏家”

在這一刻，法律的尊嚴，被富豪的“詞匯保護傘”碾壓成了碎片。

3、 誰在“保護”富豪？從“賭咒發誓”到“可能判錯”

真正令人不安的，是渝北區法院在整起事件中展現出的“護短姿態”與“司法失職”嫌疑。

1）避而不談的“名譽權”來源

名譽權是自己珍惜的，不是法院幫忙硬洗的。

一個被法院公開譴責“違反道德規范”、有刑事案底（故意傷害判刑）、被多人指控“強行發生關系”且與女檢察官通奸生子的富豪，他的“社會評價”還能低到哪里去？

他如今的聲名狼藉，是媒體“一個詞”造成的，還是他自己十多年如一日的“行為藝術”造成的？

法院的判決，相當于從茅廁里撈起一塊垃圾布，洗干凈，染成金色，重新給他披上“名譽權”的金縷衣。這難道不是對社會公德的嘲諷，對公序良俗的公然挑戰？

2）“天打雷劈”與“枉法裁判”的距離

李超法官在案后答疑中的表現，更是將這場荒誕劇推向高潮。

法官的“毒誓”：“如果我真的沒有按照法官職業道德跟良心判的話，天打雷劈！”

法官的“改口”：僅僅10天后，面對“枉法裁判”的質疑，法官改口，“有可能是我們基層法院對于這個東西的認識不夠全面，有可能是判錯啦，但是你不能講我們是枉法裁判。”

從對天發誓的決絕，到承認“可能判錯”，這種戲劇性的轉變，暴露的不是法官的坦誠，而是司法體系在處理權貴案件時的壓力、搖擺與心虛。

一個不得不問的疑問：

法院對自身掌握的涉嫌強奸、猥褻線索，有沒有依法移送？——沒有。

法院有沒有采信另一家法院（江北區法院）對何某某“道德譴責”的權威判決？——沒有。

法院有沒有采信自己當年調查的多名證人“強行發生關系”的筆錄？——沒有。

法院有沒有對“不正當性行為泛濫”一詞進行法律和詞典層面的專業界定？——沒有。

如果一個判決故意隱瞞事實、選擇性采信證據、回避法律原則、最終結果連審判長自己都承認“可能判錯”，那么它與“枉法裁判”之間的距離，到底還剩多少？

4、富豪的“免死金牌”與法律的尊嚴

重慶的這起案件，給全國的媒體和自媒體敲響了警鐘：在涉及權貴人物的負面報道中，事實可能被隱匿，證據可能被無視，而一個普普通通的詞語，卻可能成為你敗訴的“原罪”。

這個判例的惡劣影響在于：它以司法判決的形式，為那些公然違反公序良俗的權貴披上了一層“詞匯保護裝甲”，讓他們可以一邊為所欲為，一邊享受“名譽不可侵犯”的特殊待遇。

它讓大眾產生強烈的觀感：法律在金錢和權力面前，是戴著耳塞的，只聽得見富豪的哭訴，卻聽不見社會公德和眾多受害女性的哀鳴。

司法本應是明辨是非、引領風尚的。

當它開始為劣跡斑斑的富豪提供“詞匯凈化服務”時，法律的公信力，就如同李超法官那句“天打雷劈”的誓言一樣，變得不堪一擊，搖搖欲墜。

這出戲尚未終結。

我們且看上級法院將如何裁斷這起圍繞一個詞匯展開的、關于金錢、道德與司法良心的黑色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