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人聚餐消費后9人離開，最后1人立字據后拒付餐費，誰應該買單？

近日，重慶九龍坡區某飯店發生 10 人聚餐消費 1262 元，吃到深夜后 9 人相繼離開，僅剩張某玻一人面對賬單。他稱是朋友張某銀組局，應由對方付款，卻無法聯系上對方，最終在民警協調下，以個人名義寫下保證書，承諾 12 月 5 日 18 點之前付清餐費，還抵押了身份證，雙方達成協議。張先生離開后卻拒付餐費。字據有法律效力嗎？誰應該買單？

所謂的“酒肉朋友”都逃走了，只有張某玻一個人傻傻留下來，之后的處理方式也不對——他選擇了一個人簽署了付款承諾書，那這事不找你找誰呢。

正常人聚餐會讓一個人單獨留下收尾買單嗎？組局者會中途悄無聲息離開，把賬單甩給同伴嗎？10個人湊在一起吃飯，難道不該提前約定好付款方式，而非等到散場后讓一人陷入窘境？

更關鍵的是，張某玻在民警在場、清楚自身處境的情況下，主動寫下保證書并抵押證件，這絕非被動強迫的行為，而是對付款義務的明確認可。

這些細節拼在一起，已經構成了完整的“消費-承諾付款”鏈條，不存在模糊地帶。

司法實踐中，法院判斷餐飲服務合同的付款責任主體，并不要求必須有書面合同，而是通過“接受服務”這一客觀行為來推定合同成立，同時結合單方承諾的效力綜合認定。

《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九條明確規定：“當事人一方未支付價款、報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錢債務的，對方可以請求其支付。”

而張某玻寫下的保證書，屬于典型的單方允諾，即表意人向相對人作出的為自己設定某種義務、使相對人取得某種權利的意思表示，只要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一經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

他的情況完全符合單方承諾的生效要件：自愿作出、內容明確（付款金額、期限）、經過民警見證，甚至提供了身份證抵押作為履約擔保，幾乎沒有任何可撤銷或無效的法定情形。

哪怕他事后辯稱“怕成冤大頭”“朋友沒轉錢給我”，但這些理由都屬于他與朋友之間的內部約定，不能對抗他對餐館作出的外部承諾。

很多人替張某玻喊冤，覺得他是被朋友算計的“冤大頭”，不該獨自承擔責任。

但這恰恰是認知誤區。

現實中，類似的聚餐逃單糾紛并不少見，張某玻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在無法聯系組局者的情況下，完全可以拒絕單獨承諾付款，要求餐館通過報警聯系其他就餐者共同承擔，而非主動寫下保證書。

他選擇作出承諾，就意味著認可了自己的付款義務，法律不會因為他“被朋友坑”就免除其自愿承擔的責任，相反，這種自愿承諾的行為，本身就構成了獨立的付款義務來源。

再講一個關鍵點：民警的現場協調是否影響字據效力？

從法律層面看，民警在這里起到的是調解見證作用，并非強制干預民事關系。

類似案例其實不少，派出所接到合同糾紛報警后，通過警調聯動機制協助雙方達成和解協議，最終協議得到全面履行，這說明民警見證下的民事協議，反而更具事實證明力。

張某玻在民警在場的情況下寫下保證書，更能證明其承諾的自愿性和真實性，不存在被脅迫的情形，這份字據自然具備充分的法律效力。

還有人質疑：餐館為什么不找其他9人買單，非要盯著張某玻？

這是餐館的合法權利選擇。

10人共同就餐且未約定付款方式，構成共同債務，餐館有權向任何一位就餐者主張全部餐費，這在司法實踐中被稱為“共同債務人的連帶責任”。

餐館既可以起訴所有10人共同付款，也可以選擇起訴作出明確付款承諾的張某玻，畢竟他的保證書讓付款義務更清晰、更易執行。

而張某玻在支付餐費后，完全可以依據他與張某銀之間的組局約定，向其他9人追償相應份額，這屬于他們內部的責任分擔問題，與餐館的權利主張并不沖突。

至于餐館選擇起訴就餐人員的做法，更是合法維權的體現，畢竟在張某玻逾期未付款、聯系其他就餐者無果的情況下，訴訟是最有效的維權途徑。

最后說幾句，這類聚餐逃單糾紛之所以能引發共鳴，是因為很多人都有過和朋友聚餐的經歷，也深知“買單見人品”的道理。

從大學生到職場人，從朋友小聚到同事團建，類似的場景每天都在上演，很多人以為“朋友組局就該對方買單”“先離開就不用管賬單”，卻忽略了最基本的法律規則和誠信原則。

法律不會因為你“被朋友坑”就網開一面，也不會因為你“沒錢”就免除付款義務，相反，主動作出的承諾更需要兌現，共同消費的債務更需要共同承擔。

真正能免責的情形是什么？

比如被朋友欺騙到餐館，全程未參與消費且不知情，發現后立即報警說明情況；或者在作出承諾前就明確拒絕，并協助餐館聯系實際付款人，但凡有一點主動接受服務、自愿承諾付款的行為，就必須承擔相應責任。

所以這個案子最大的警示不是“別和朋友聚餐”，而是：聚餐前先明確付款方式，避免模糊不清的權責；作出承諾前要三思，一旦落筆就必須兌現；更要遠離那些遇事逃避、不負責任的“酒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