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理不在“理”上，而在“講”上

——從律師法庭辯護看情理交融的溝通之道
“有理走遍天下”是刻在國人骨子里的認知，可在法庭辯護的方寸之間，無數案例印證著一個更深刻的道理：勝訴的關鍵從來不止于手握法理條文的“理”，更在于讓法理抵達人心的“講”。一紙判決的背后，從來不是冰冷的法條堆砌，而是法理與情理的交融，是律師以“有血有肉”的表達，讓“理”生出溫度、透出人情。
法庭之上的“理”，是白紙黑字的法律規范，是鐵證如山的案件事實，是不容置喙的是非準則；而律師的“講”，則是連接法理與人心的橋梁，是讓刻板條文落地、讓冰冷證據說話的藝術。司法實踐中，從來不乏這樣的場景：有的律師引經據典，將《民法典》《刑法》的條款背得滾瓜爛熟，可一番唇槍舌劍下來，卻讓法官聽得云里霧里，讓當事人倍感疏離——只因他的“講”，少了人情的溫度，缺了事實的血肉。反觀優秀的辯護律師，他們從不會把“理”懸在高空，而是俯身走進案件的褶皺里，去觸摸當事人的處境，去體察事件的原委。就如面對一起因鄰里排水糾紛引發的故意傷害案，生硬拋出“故意傷害罪”的構成要件，遠不如先講述兩家長達十年的鄰里情分，再梳理矛盾從口角升級為肢體沖突的全過程，最后再援引法條辨析“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邊界。這般“先情后理”的講述，讓“理”不再是孤立的條文，而是扎根在生活土壤里的是非曲直，自然更易被裁判者接納，被當事人信服。
律師辯護中“講”的智慧，首在共情式的價值傳遞，讓“理”帶著人情的溫度。古人云“法不外乎人情”，法律的終極目標是維護公平正義，而正義的底色，從來離不開人情的考量。優秀的律師深諳此道，他們辯護時的“講”，從來不是單向的“普法輸出”，而是雙向的“情感共鳴”。面對因一時沖動犯下過錯的少年，律師不會一味強調“未成年人犯罪應當從輕處罰”的法條，而是會呈現少年成長的軌跡——單親家庭的困境、誤入歧途的偶然、幡然悔悟的淚水；面對因討薪未果而與雇主發生沖突的農民工，律師不會機械羅列“勞動報酬權”的法律依據，而是會還原他為了給孩子湊學費而日夜奔波的辛勞，以及被拖欠工資后的絕望與無助。這般講述，不是為當事人的過錯開脫，而是讓裁判者看到法條背后鮮活的人，讓“理”在人情的觀照下，變得立體而豐滿。正如有法官所言：“我們判的不是案子，是別人的人生。”律師的“講”，就是要讓法律的裁量，多一份對人生的體諒。
“講”的智慧，更在結構化的邏輯鋪陳，讓“情”不越法理的邊界。情理不是法理的對立面，而是法理的補充與支撐；而“講”的藝術，就在于以嚴密的邏輯，將“情”與“理”編織成一張無懈可擊的辯護之網。優秀的律師從不會沉溺于情緒的宣泄，而是始終錨定案件的核心爭議點，搭建清晰的辯護框架。或是以“事實認定—證據質證—法律適用”為脈絡，先厘清案件的來龍去脈，再辨析證據的真偽效力，最后再結合情理闡釋法條的適用空間；或是以“主觀故意—客觀行為—危害后果”為線索，層層遞進地論證當事人的行為性質。就如在一起合同糾紛案件中，律師不會只哭訴當事人“被欺騙的委屈”，而是會先拿出合同文本，指出其中的霸王條款；再呈上交易記錄，證明對方存在違約事實；最后才結合當事人因合同違約而陷入的經營困境，請求法院兼顧法理與情理，作出公平裁判。這般“以理馭情、情理交融”的講述，既守住了法律的底線，又體現了人文的關懷，讓辯護既有力度，又有溫度。
“講”的智慧，還在語境化的表達適配，讓“理”與“情”精準抵達受眾。法庭是多元主體的溝通場域，面對專業的法官，律師可以適當使用法言法語，彰顯專業素養；面對人民陪審員，則需將晦澀的法律術語轉化為通俗易懂的家常話，確保裁判者聽得懂、能共情；面對情緒激動的當事人，律師的話語則需溫和而堅定，既要安撫情緒，又要明晰利害。若是不分場合、不辨對象，一味空談法理或沉溺抒情，只會讓辯護淪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從更深層次看，律師辯護中“講理在‘講’不在‘理’”的邏輯，正是司法實踐中“法理情相統一”原則的生動寫照。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而辯護的生命，不在于法條的堆砌，而在于情理的交融。律師的“講”，從來不是一場“誰贏誰輸”的口舌之爭，而是一次“以理服人、以情動人”的溝通——讓冰冷的法條，在鮮活的事實中煥發生機；讓刻板的規則，在人情的觀照下彰顯正義。
法庭之上，“理”是根基，“講”是路徑。對律師而言，手握法理只是起點，學會“講”好法理，讓“理”有血有肉、有情有義，才是辯護的真諦。畢竟，能最終打動人心的，從來不是冰冷的道理，而是帶著溫度的表達。

（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