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吳富善回到闊別多年的老家，嫂子上下打量：你是三弟？

1950年那年春天，江西吉安一個叫橫嶺的小村子出了件怪事。

村口那條土路上，突然開來一輛冒黑煙的軍車，孩子們追著跑，大人們站在田埂邊看，誰都沒見過這么大動靜。

車門一開，一個穿軍裝、背短槍的陌生人跳下來，臉黑、肩寬、眼神沉靜。

看著不像外地人，但也不像本地人。

更奇怪的是，他一路打聽著往村子深處走，走到吳家老宅門口，站了很久沒進。

屋里那位正在灶臺邊喂雞的女人轉過頭，愣住了。

她盯著那人看了好幾眼，嘴角動了動：“你找誰？”

那人沒說話，只是脫下軍帽，站在那兒，陽光打在臉上，顯出深深的皺紋。

他從口袋里抽出一張泛黃的信紙，輕聲說：“記不記得你小時候打我三下，就因為我偷了你鍋邊上的炒飯？”

那女人手里的筷子“哐”地掉在地上，一時間也說不出話來。

半晌后，她聲音都有些顫了：“三弟？你是三弟？”

這事兒要從二十年前說起。

那時候吳富善只有十八歲，家里窮得叮當響，父親常年給人扛活，還得低聲下氣。

村里人都知道吳家祖上有點文化，可是到了吳富善這一輩，連張像樣的紙都買不起。

1925年，鎮上辦了掃盲夜校，他悄悄跑去聽課，聽著聽著就不想停了。

課上講的不只是字，還有“窮人怎么活”“人不能一輩子跪著”這些話。

他記住了。

再后來是1928年，農協來了人，說要組織鄉親丈量田地、對抗地主。

吳富善第一個報名。

那年冬天，他帶人去丈量地，被當地的保丁打得鼻青臉腫，可他回來說的只有一句：“這是我們的地。”

1930年，紅軍到了吉安邊上。

他扛著一袋干糧跑去投軍，父親堵門不讓。

他沒吵沒鬧，只拿出那張夜校講義，上面寫著“打土豪，分田地”。

父親氣得一巴掌扇過來，把他扇倒在門框上，額頭撞破了。

他沒還手，只說了一句：“我去了，就不回頭了。”

從那天起，這個家就少了一個人。

沒人知道他去哪了，只聽說他參加了紅軍，后來又跟著部隊轉戰四方。

途中寫過幾封信，信里說自己在紅四軍十二師當特務連，打仗打得兇，訓練也不輕松。

有一次夜行軍十天，飯里全是糠，腳底磨破了皮也不能停。

他從新兵干到副政委，沒寫過一句抱怨。

可從1938年起，信也斷了。

那段時間幾乎沒人知道他在哪里，偶爾聽到消息也是支離破碎的。

村里人以為他早不在了。

大哥不說話，大嫂卻每年清明都去墳邊嘆氣：“三弟要是還活著，也該記得家吧。”

1949年，解放戰事已經進入尾聲。

吳富善從東北一路打到湖南，聽說部隊要在湖北休整，他就找兵團司令請了假，說想回趟老家。

司令批了條子，地方還專門派人護送。

那時候，吉安一帶還有不少地痞和散兵游勇，怕出事。

他穿著軍裝，帶著短槍，沿著那條熟悉又陌生的田間小路一路走回去。

村子已經變了，但那三間舊木屋還在。

父母的墳草長得老高了，他站在墳前一句話沒說，只慢慢點了三炷香，低頭道，“兒回來遲了。”

回家的那三天，村子幾乎每天都有人來。

有的送雞蛋，有的送苞谷粑粑，大多是來看這個“當兵回來的吳家三娃”。

孩子們圍著他看槍看軍裝，大人們打量著，說他像又不像。

吃飯的時候，大嫂從柜底翻出一塊干肉，說是“過年都沒舍得吃的”。

鍋里還是紅薯稀飯和野菜，吳富善看著碗里那一小片肉沒動筷子，只說了一句：“跟小時候一樣。”

晚上他不去縣里安排的招待所，就睡在老屋的土炕上。

那炕是他小時候自己和泥搭的，鋪著陳年土布。

大嫂勸不動他，他只說：“三天就走，哪都不去。”

第二天一早，他背著布包、拿著一束紙花，要去父母墳上再走一趟。

大哥從墻角拿出鋤頭，一路走在前頭。

墳地在村西坡上，野草、露水、蟲聲，什么都有。

他跪了很久，風吹得香點不著，他又點了兩次才點著。

那時候，大嫂站在一旁低聲說：“你爹臨走前最后說了一句‘不該打那一巴掌’。”

他沒抬頭，只是用指尖沾了點土，壓在香上，說：“他們要是活著，會看到新日頭。”

回來那天晚上，他把探親補助的一百塊錢留在桌上，說：“給大哥蓋屋用。”那時候一百塊不是小數目，大嫂眼圈一下就紅了。

第三天下午，命令下來了，要他即刻回防。

吳富善坐在炕上縫鞋底，一針一線地縫著，像是想多留一會兒。

大嫂從灶屋拿出腌菜和兩塊土布，說是“路上吃的”。

大哥送他到村口，走得慢，腳下像灌了鉛。

吳富善背著包，快走出村子時回頭看了一眼，大哥還站在那兒沒動。

兩人眼神碰了一下，都沒說話。

一聲軍車喇叭響起，士兵來接人了。

大哥只是抬手，輕輕揮了揮。

吳富善咬著牙，轉身上車。

車開動了，那背影越來越遠，最后拐個彎——就看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