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今天選出新總統，TA可能沒有“蜜月”只有“三座大山”

11月16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左翼執政聯盟候選人珍妮特·哈拉在確認進入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后發表講話。新華社發（豪爾赫·比列加斯攝）

當地時間12月14日，智利大選將進行第二輪投票。極右翼共和黨（Partido Republicano）候選人卡斯特與左翼聯盟“團結智利”（Unidad por Chile）候選人、共產黨籍的珍妮特·哈拉（Jeannette Jara）將進行最后決戰。無論哪位候選人最終勝出，都必將面臨長期困擾智利經濟與社會生活的三大核心挑戰：經濟增長乏力、犯罪與安全危機以及非法移民問題。

這兩位候選人均已就應對這些挑戰提出了各自的政策方案。然而，若新政府無法在這些民眾高度關切的領域取得實質性進展，加之強制投票制度可能帶來的國會進一步碎片化，新任總統或將很快陷入支持率下滑與國會強力制衡的困境，從而使原本就很短暫的政治蜜月期提前終結。

第一座大山：經濟增長乏力

智利主要宏觀經濟數據及預測 數據來源：EIU,https://viewpointhtbproleiuhtbprolcom/analysis/article/1242172724.

智利中央銀行今年2月的數據顯示，智利經濟預計將在2025年實現復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預計為2.2%。

盡管在實質GDP增長、消費者物價指數、匯率、短期利率、失業率及出口量等多項預測指標上呈現向好趨勢，但選舉年數據顯示，政府財政收支平衡與失業率等關鍵宏觀經濟指標已攀升至近年高位。此外，通貨膨脹預計將下降，但燃料和食品價格仍持續高于長期趨勢水平，這將對民眾生活造成巨大影響。這意味著，新政府上任時將面臨財政赤字和失業率高企的嚴峻挑戰。

從長期來看，盡管短期經濟前景積極，智利仍面臨結構性瓶頸。由于公共和私人資本積累水平低，生產力增長有限，導致未來的增長前景有限，外國直接投資也低于十多年前的水平。為實現可持續增長，未來政府需著力應對資本成本、勞動力教育、能源與基礎設施政策、社會穩定性以及企業稅負等結構性挑戰，同時仍需化解收入不平等這一傳統難題。

此外，新政府還需應對政府債務高企和政府支出比例過高的問題。前財政部長馬塞爾曾承認公共債務占GDP比例偏高，并承諾在未來幾年內將其控制在45%以下。然而，他所提出的智利經濟增長三大支柱仍圍繞財政收支展開，這也成為本次大選多位候選人爭論的焦點。特別是“推動綠色氫能、可再生能源、鋰礦及數據中心發展，并計劃出臺氫能稅收優惠”以及“加速100個公共投資項目（100 Proyectos de Inversión Pública）推進，通過立法促進脫碳投資”等舉措，仍然是巨大的“政府燒錢項目”。

11月16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極右翼政黨智利共和黨候選人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在確認進入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后發表講話。新華社發

極右翼候選人卡斯特明確反對現任政府的經濟政策，提出包括放松管制、減稅和調整公共支出（計劃在18個月內削減60億美元）為核心的經濟刺激方案。而在左翼陣營，共產黨候選人哈拉與其黨內高層圍繞對前財長馬塞爾的態度已出現明顯分歧。哈拉本人采取謹慎立場，試圖與爭議保持距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日警告，智利需采取相當于GDP 1.5%的“額外財政努力”，才能在2028年前實現財政平衡。

然而，受制于智利的經濟結構，倘若右翼勝選而大規模關停政府投資項目，容易引發與外國投資者的大規模糾紛。貿易爭端不但會使投資者遭遇巨大損失，對智利經濟尤其是智利政府的財政收入更是災難性打擊。倘若左翼勝選而繼續推進現任政府的燒錢項目，顯而易見地會“拉爆”財政赤字，在智利經濟持續萎靡的情況下，智利政府債務會繼續升高直至引爆財務危機，而這將導致劇烈的社會動蕩，從而將使智利民眾和外國投資者被迫承擔相應損失。

第二座大山：犯罪與安全危機

近年來，販毒、綁架和兇殺案的持續增加引發了民眾的普遍擔憂。過去，智利人常將此類問題視為其他拉美國家的困境，而非本國議題。然而現實是，自2016年起，智利兇殺率呈現逐年上升趨勢。該國謀殺案發率從2015年每十萬人2.32起的低點，連續多年攀升，至2022年達到每十萬人6.7起的峰值。盡管2024年略有回落至6.0起，這一數字仍顯著高于十年前水平。

根據2025年6月發布的“Data Influye”民意調查，高達56%的智利受訪者認為，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恐懼感是“有其道理的”，這與國際研究結果相符。在恐懼的來源中，“犯罪和暴力”以55%的比例高居榜首，遠超“經濟不穩定”（17%）和“健康問題”（10%）。此外，調查還揭示，媒體和社交網絡在放大這種恐懼感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68%的受訪者認為其“非常具有影響力”。

公共安全的惡化不僅制造了社會恐慌，也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根據智利天主教大學旗下研究機構CLAPES UC發布的一項研究，犯罪問題每年給智利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占GDP的2.6%，相當于約82億美元。這些損失源于企業因治安惡化而縮短營業時間甚至倒閉、投資意愿下降以及安保開支的增加。

隨著智利國內治安惡化，車輛搶劫與道路劫掠頻發，智利民眾對車輛防護的需求急劇攀升。這迫使智利國會眾議院立法規范防彈車產業與流程。然而，對防彈車使用的擔憂仍然增加，如其被不法分子如販毒集團所利用等。

犯罪與安全問題也是現任總統博里奇支持率持續低迷的關鍵因素。在2022年3月至6月，博里奇政府的支持率急劇下滑，不滿意度從20%飆升至55%以上。這一“蜜月期”的迅速終結在智利近代史上前所未有，而同期兇殺案數量32%的同比增長被認為是重要原因之一。民眾對政府處理犯罪問題的方式普遍不滿，加之博里奇在2022年底決定赦免13名罪犯的舉動引發巨大爭議，進一步削弱了其政治資本，并導致《新安全法》的談判破裂。

2022年3月-2025年10月博里奇政府支持率（紅色）與不支持率（綠色） 數據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Gabriel_Boric

面對民眾要求社會和平穩定的訴求，本次大選的兩位候選人均積極提出了針對性的安全方案。極右翼候選人卡斯特提出了頗為激進的方案，其政策包括為犯罪頭目建造最高安全級別的監獄并實施單獨監禁、對幫派成員施以更嚴厲的懲罰，甚至動用軍隊進入犯罪率高的社區。

左翼候選人哈拉同樣將安全問題置于首位，主張增加警力、擴大監獄容量，并建議解除銀行保密制度以追蹤非法資金流動，從而更有效地打擊有組織犯罪。

顯然，兩位候選人均從博里奇政府的經歷中吸取教訓，對犯罪問題給予高度重視。然而，現實的殘酷并不會給新總統太多時間。如果無法在短期內有效遏制犯罪，甚至任其惡化，新總統將極有可能重蹈覆轍，其政治前途將與其打擊犯罪的成效緊密相連。

第三座大山：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問題與智利當前的經濟困境和犯罪現象存在一定關聯。近年來，智利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自2018年以來，外國出生人口激增47%，這一劇變與國內安全和經濟形勢的惡化在時間上高度重合，使得許多智利民眾將移民問題視為社會弊病的根源。

輿論普遍認為，有組織犯罪的蔓延與非法移民的涌入脫不開關系。同時，在經濟層面，高達8.9%的失業率也讓民眾憂心忡忡，約37%的智利人認為，移民數量增加是導致就業市場緊張的主要原因。這種情緒在民調數據中得到了清晰的印證。智利權威民調機構Cadem在2024年12月的調查顯示，高達87%的受訪者主張應加強對移民入境的限制，這已成為智利社會的絕對共識。而比奧比奧電臺的同期數據則揭示了民意的急劇轉變：認為外國移民的到來對國家“不利”的受訪者比例從2018年的31%飆升至77%，增幅高達148%。

民眾的態度已趨向“零容忍”，79%的受訪者甚至同意暫時關閉邊境，直至現有問題得到解決。此外，89%的民眾支持拘留無有效證件的移民，71%支持將非法入境者驅逐出境。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負面情緒正從非法移民蔓延至合法移民群體：認為合法移民應享有與本國公民同等權利的民眾比例，已從2019年的高點下降了22個百分點，至60%。

兩位總統候選人均承諾加強邊境管控，防止非法人口流入。卡斯特甚至提出關閉邊境并修建隔離墻、溝渠和圍欄等物理屏障。哈拉則主張為部分移民提供合法身份，但同時強調，經司法認定以犯罪為目的入境者將被遣返。

歷史經驗表明，解決非法移民問題遠非易事。無論是前總統皮涅拉在2022年為控制北部邊境移民潮而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并派遣軍隊，還是現任總統博里奇政府多次采取的驅逐行動，都未能從根本上扭轉局勢。

非法移民問題依舊是撕裂社會、影響選情的核心議題。尤其是現任內政部長、曾主張采取“謹慎正規化”溫和路線的托哈在左翼初選中落敗，清晰地表明溫和路線在當前政治氣候下已難獲選民青睞。

然而，效仿卡斯特的強硬路線同樣面臨巨大阻礙。首先，大規模的強制遣返和邊境封鎖，不僅執行成本高昂，操作難度巨大，還可能激化社會矛盾，進一步惡化國內安全形勢。其次，這種單邊主義的強硬政策極易引發與鄰國的外交爭端，破壞區域穩定。尤其是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強硬移民政策引發巨大國際爭議之后，智利新總統若想采取類似措施，必然會面臨巨大的外部壓力和操作空間限制。下一任智利總統在移民問題上將陷入“溫和路線不得安內，強硬路線無法安外”的兩難困境。如何在洶涌的民意與殘酷的政治現實之間找到一條可行之路，將是對其執政智慧的嚴峻考驗。

新總統面臨不是“等死”就是“找死”的困境

經濟增長乏力、犯罪與安全危機以及非法移民問題“三座大山”給新總統帶來挑戰是即時的，并沒有因為總統的“新面孔”有任何的“緩沖期”。現任政府深陷“三座大山”所帶來的巨大麻煩之中，民眾對繼任者既抱有期待又很難抱有耐心。如果“三座大山”帶來問題沒有緩解的跡象，新任政府的“蜜月期”將迅速結束而導致進入“垃圾時間”。主要候選人的政策均不同程度存在“副作用”，這些副作用或是導致財政危機，或是導致內政外交上的更多麻煩，可能導致新政府在解決“三座大山”的行動發生效果之前，就提前“拉爆”危機。

行動遲緩是“等死”而迅速行動可能是“找死”，智利新政府所面臨的是一場“懸崖上走鋼絲”的高難度項目。

李晨，西南科技大學拉美研究中心講師、巴西圣卡塔琳娜聯邦大學（UFSC）法律科學中心博士后；李俊霖，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博士生。本文受國家留學基金委2024年青年骨干教師出國研修項目資助，編號20240939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