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上臺后，日本的風向，西方媒體終于覺得不對勁了！

這兩天一條消息挺扎眼：法新社12月12日發了篇報道，說日本一些極端民族主義團體覺得“時代站在他們這邊了”。報道里提到一個叫“大行社”的團體，趁著珍珠港事件周年去靖國神社參拜，成員一百多人，多是中年男性。法新社的意思很直接：在高市早苗執政后，日本主流政治更右了，一些過去很邊緣的說法，突然沒那么邊緣了。

我想說，媒體現在才“察覺到不對勁”，有點晚，但也不算沒用。

因為很多事，不是一天變成這樣的。是一點點挪過去的。今天一句話，明天一個政策，后天一種氛圍。等大家回過神來，發現討論的邊界已經變了，街上的聲音也變了。

法新社在報道里講到幾個現象：高市上臺后，一邊在對外關系上制造摩擦，一邊準備更嚴格地限制外國人。與此同時，打著“日本人利益優先”旗號的反移民政黨“參政黨”也更吃香。然后“大行社”里的人就得意了，說這些主張他們喊了四五十年，現在終于“跟上他們的腳步”。

這種“我早就說了”的興奮，其實挺危險的！

為什么？因為極端觀點最喜歡的就是兩件事：一是把復雜問題簡單化，二是把情緒變成政策。經濟壓力大，就把鍋甩給外來者；社會焦慮多，就把矛頭對準鄰國；歷史包袱重，就干脆改寫敘事，甚至否認罪行。這樣做，短期可能能煽起掌聲，但長期一定傷社會，也傷國家信譽。

更關鍵的是，報道里還提到一個細節：在這些極右翼眼里，高市當首相他們當然歡迎，但他們又覺得高市代表的仍是“戰敗國的政治”，他們更想回到軍國主義那套“尊皇”的年代。你聽聽，這已經不是一般的保守了，這是在對二戰后的基本共識動刀子。

很多人對“右傾”兩個字沒感覺，覺得不過是政治立場不同。可真正的問題不在“右不右”，而在“極不極”。一旦把侵略歷史說成“值得驕傲”，把戰爭責任說成“被迫背鍋”，把受害者說成“別有用心”，那就不是觀點之爭了，這是在破壞底線。

而底線這東西，一旦被踩成了“可以討論”，就會被下一步踩成“可以合理化”。再往后，就成了“可以行動化”。

法新社這次其實只寫到一半。它采訪了團體，寫了參拜靖國神社，寫了一些日常，還提到他們和“黑道”有些關聯，但整體更像“點到為止”。沒有繼續深挖高市與極右翼圈子的關系，也沒把那些歷史否認、歷史美化的鏈條講透。

但現實里，這條鏈條并不難找到。

報道之外的公開信息顯示，高市與一些極右翼人物和圈層的互動，并不是“偶爾碰到”。比如，有否認南京大屠殺傾向、長期輸出極端歷史敘事的人，在日本國內并不算少。更麻煩的是，這些人過去更多在小圈子里自嗨，而現在，他們開始覺得自己“進入主流”了。那種感覺一出來，就會更大膽，更愛試探，更愛把輿論往前推一步。

你看，法新社說“大行社”的論調突然沒那么邊緣化了。那這背后是什么？就是主流政治在給空間。不給空間，邊緣就是邊緣；給了空間，邊緣就會裝成“民意”；再往下，“民意”就會被用來壓政策、壓媒體、壓學界。這個路徑，很多國家都見過。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套路都八九不離十。

還有一個點，我覺得特別值得盯緊：當“限制外國人”這種話開始變得好賣，就說明社會已經被情緒帶著走了。嚴格管理當然可以討論，但問題是出發點到底是治理，還是排斥？是依法依規，還是先劃陣營？一旦變成“你不是我們的人，所以你天然可疑”，社會撕裂就會加速。

更讓人擔心的是，歷史問題會被拿來當“凝聚工具”。這招很常見：國內不順，就對外強硬；民意分散，就找共同敵人；要拉選票，就用身份政治。說白了，把復雜的治理問題，包裝成一場“我們對他們”的動員。動員一成功，最先被犧牲的是理性討論，其次是事實，最后是地區穩定。

對鄰國來說，這不是小事。對日本自己來說，也不是好事。

日本社會里當然有很多清醒的人。也有很多反對極端化的人。更有不少人希望把日子過好，別被政治拉去吵架。問題是，清醒的人往往不如激進的人聲音大。激進的人更會喊口號，更會制造話題，更會把媒體拖進節奏里。

所以西方媒體現在“發現不對勁”，我覺得至少說明一件事：過去那種“選擇性失明”，也開始不好裝了。你可以不談歷史，但歷史會從政策里冒出來；你可以不談極端，但極端會從街頭走進議會；你可以不談風險，但風險會從口號變成現實。

我更想把話說清楚：關注日本政治右轉，不是為了制造對立，更不是為了帶節奏，而是為了提醒大家——歷史問題不能拿來做選舉工具，民族情緒不能當成治理能力的替代品。一個國家真正的自信，不是靠否認過去換來的，是靠面對事實、尊重規則、承擔責任換來的！

最后一句話收住：政治可以有立場，但歷史必須有底線；再大的聲量，也壓不過事實；再熱的流量，也不該把社會帶向危險的方向。保持關注，保持冷靜，也要把真相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