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等死就是找死？智利今天選出的新總統(tǒng)，將面臨些啥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李晨 李俊霖

當地時間12月14日，智利大選將進行第二輪投票。極右翼共和黨（Partido Republicano）候選人卡斯特與左翼聯盟“團結智利”（Unidad por Chile）候選人、共產黨籍的珍妮特·哈拉（Jeannette Jara）將進行最后決戰(zhàn)。無論哪位候選人最終勝出，都必將面臨長期困擾智利經濟與社會生活的三大核心挑戰(zhàn)：經濟增長乏力、犯罪與安全危機以及非法移民問題。

11月16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左翼執(zhí)政聯盟候選人珍妮特·哈拉在確認進入總統(tǒng)選舉第二輪投票后發(fā)表講話。新華社發(fā)（豪爾赫·比列加斯攝）

這兩位候選人均已就應對這些挑戰(zhàn)提出了各自的政策方案。然而，若新政府無法在這些民眾高度關切的領域取得實質性進展，加之可能帶來的國會進一步碎片化，新任總統(tǒng)或將很快陷入支持率下滑與國會強力制衡的困境，從而使原本就很短暫的政治蜜月期提前終結。

第一座大山：經濟增長乏力

智利主要宏觀經濟數據及預測 數據來源：EIU,

https://viewpointhtbproleiuhtbprolcom/analysis/article/1242172724.

智利中央銀行今年2月的數據顯示，智利經濟預計將在2025年實現復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預計為2.2%。

盡管在實質GDP增長、消費者物價指數、匯率、短期利率、失業(yè)率及出口量等多項預測指標上呈現向好趨勢，但選舉年數據顯示，政府財政收支平衡與失業(yè)率等關鍵宏觀經濟指標已攀升至近年高位。此外，通貨膨脹預計將下降，但燃料和食品價格仍持續(xù)高于長期趨勢水平，這將對民眾生活造成巨大影響。這意味著，新政府上任時將面臨財政赤字和失業(yè)率高企的嚴峻挑戰(zhàn)。

從長期來看，盡管短期經濟前景積極，智利仍面臨結構性瓶頸。由于公共和私人資本積累水平低，生產力增長有限，導致未來的增長前景有限，外國直接投資也低于十多年前的水平。為實現可持續(xù)增長，未來政府需著力應對資本成本、勞動力教育、能源與基礎設施政策、社會穩(wěn)定性以及企業(yè)稅負等結構性挑戰(zhàn)，同時仍需化解收入不平等這一傳統(tǒng)難題。

此外，新政府還需應對政府債務高企和政府支出比例過高的問題。前財政部長馬塞爾曾承認公共債務占GDP比例偏高，并承諾在未來幾年內將其控制在45%以下。然而，他所提出的智利經濟增長三大支柱仍圍繞財政收支展開，這也成為本次大選多位候選人爭論的焦點。特別是“推動綠色氫能、可再生能源、鋰礦及數據中心發(fā)展，并計劃出臺氫能稅收優(yōu)惠”以及“加速100個公共投資項目（100 Proyectos de Inversión Pública）推進，通過立法促進脫碳投資”等舉措，仍然是巨大的“政府燒錢項目”。

11月16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極右翼政黨智利共和黨候選人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在確認進入總統(tǒng)選舉第二輪投票后發(fā)表講話。新華社發(fā)

極右翼候選人卡斯特明確反對現任政府的經濟政策，提出包括放松管制、減稅和調整公共支出（計劃在18個月內削減60億美元）為核心的經濟刺激方案。而在左翼陣營，共產黨候選人哈拉與其黨內高層圍繞對前財長馬塞爾的態(tài)度已出現明顯分歧。哈拉本人采取謹慎立場，試圖與爭議保持距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日警告，智利需采取相當于GDP 1.5%的“額外財政努力”，才能在2028年前實現財政平衡。

然而，受制于智利的經濟結構，倘若右翼勝選而大規(guī)模關停政府投資項目，容易引發(fā)與外國投資者的大規(guī)模糾紛。貿易爭端不但會使投資者遭遇巨大損失，對智利經濟尤其是智利政府的財政收入更是災難性打擊。倘若左翼勝選而繼續(xù)推進現任政府的燒錢項目，顯而易見地會“拉爆”財政赤字，在智利經濟持續(xù)萎靡的情況下，智利政府債務會繼續(xù)升高直至引爆財務危機，而這將導致劇烈的社會動蕩，從而將使智利民眾和外國投資者被迫承擔相應損失。

第二座大山：犯罪與安全危機

近年來，販毒、綁架和兇殺案的持續(xù)增加引發(fā)了民眾的普遍擔憂。過去，智利人常將此類問題視為其他拉美國家的困境，而非本國議題。然而現實是，自2016年起，智利兇殺率呈現逐年上升趨勢。該國謀殺案發(fā)率從2015年每十萬人2.32起的低點，連續(xù)多年攀升，至2022年達到每十萬人6.7起的峰值。盡管2024年略有回落至6.0起，這一數字仍顯著高于十年前水平。

根據2025年6月發(fā)布的“Data Influye”民意調查，高達56%的智利受訪者認為，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恐懼感是“有其道理的”，這與國際研究結果相符。在恐懼的來源中，“犯罪和暴力”以55%的比例高居榜首，遠超“經濟不穩(wěn)定”（17%）和“健康問題”（10%）。此外，調查還揭示，媒體和社交網絡在放大這種恐懼感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68%的受訪者認為其“非常具有影響力”。

公共安全的惡化不僅制造了社會恐慌，也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根據智利天主教大學旗下研究機構CLAPES UC發(fā)布的一項研究，犯罪問題每年給智利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占GDP的2.6%，相當于約82億美元。這些損失源于企業(yè)因治安惡化而縮短營業(yè)時間甚至倒閉、投資意愿下降以及安保開支的增加。

隨著智利國內治安惡化，車輛搶劫與道路劫掠頻發(fā)，智利民眾對車輛防護的需求急劇攀升。這迫使智利國會眾議院立法規(guī)范防彈車產業(yè)與流程。然而，對防彈車使用的擔憂仍然增加，如其被不法分子如販毒集團所利用等。

犯罪與安全問題也是現任總統(tǒng)博里奇支持率持續(xù)低迷的關鍵因素。在2022年3月至6月，博里奇政府的支持率急劇下滑，不滿意度從20%飆升至55%以上。這一“蜜月期”的迅速終結在智利近代史上前所未有，而同期兇殺案數量32%的同比增長被認為是重要原因之一。民眾對政府處理犯罪問題的方式普遍不滿，加之博里奇在2022年底決定赦免13名罪犯的舉動引發(fā)巨大爭議，進一步削弱了其政治資本，并導致《新安全法》的談判破裂。

2022年3月-2025年10月博里奇政府支持率（紅色）與不支持率（綠色） 數據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Gabriel_Boric

面對民眾要求社會和平穩(wěn)定的訴求，本次大選的兩位候選人均積極提出了針對性的安全方案。極右翼候選人卡斯特提出了頗為激進的方案，其政策包括為犯罪頭目建造最高安全級別的監(jiān)獄并實施單獨監(jiān)禁、對幫派成員施以更嚴厲的懲罰，甚至動用軍隊進入犯罪率高的社區(qū)。

左翼候選人哈拉同樣將安全問題置于首位，主張增加警力、擴大監(jiān)獄容量，并建議解除銀行保密制度以追蹤非法資金流動，從而更有效地打擊有組織犯罪。

顯然，兩位候選人均從博里奇政府的經歷中吸取教訓，對犯罪問題給予高度重視。然而，現實的殘酷并不會給新總統(tǒng)太多時間。如果無法在短期內有效遏制犯罪，甚至任其惡化，新總統(tǒng)將極有可能重蹈覆轍，其政治前途將與其打擊犯罪的成效緊密相連。

第三座大山：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問題與智利當前的經濟困境和犯罪現象存在一定關聯。近年來，智利的社會結構發(fā)生了顯著變化。自2018年以來，外國出生人口激增47%，這一劇變與國內安全和經濟形勢的惡化在時間上高度重合，使得許多智利民眾將移民問題視為社會弊病的根源。

輿論普遍認為，有組織犯罪的蔓延與非法移民的涌入脫不開關系。同時，在經濟層面，高達8.9%的失業(yè)率也讓民眾憂心忡忡，約37%的智利人認為，移民數量增加是導致就業(yè)市場緊張的主要原因。這種情緒在民調數據中得到了清晰的印證。智利權威民調機構Cadem在2024年12月的調查顯示，高達87%的受訪者主張應加強對移民入境的限制，這已成為智利社會的絕對共識。而比奧比奧電臺的同期數據則揭示了民意的急劇轉變：認為外國移民的到來對國家“不利”的受訪者比例從2018年的31%飆升至77%，增幅高達148%。

民眾的態(tài)度已趨向“零容忍”，79%的受訪者甚至同意暫時關閉邊境，直至現有問題得到解決。此外，89%的民眾支持拘留無有效證件的移民，71%支持將非法入境者驅逐出境。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負面情緒正從非法移民蔓延至合法移民群體：認為合法移民應享有與本國公民同等權利的民眾比例，已從2019年的高點下降了22個百分點，至60%。

兩位總統(tǒng)候選人均承諾加強邊境管控，防止非法人口流入。卡斯特甚至提出關閉邊境并修建隔離墻、溝渠和圍欄等物理屏障。哈拉則主張為部分移民提供合法身份，但同時強調，經司法認定以犯罪為目的入境者將被遣返。

歷史經驗表明，解決非法移民問題遠非易事。無論是前總統(tǒng)皮涅拉在2022年為控制北部邊境移民潮而宣布進入緊急狀態(tài)并派遣軍隊，還是現任總統(tǒng)博里奇政府多次采取的驅逐行動，都未能從根本上扭轉局勢。

非法移民問題依舊是撕裂社會、影響選情的核心議題。尤其是現任內政部長、曾主張采取“謹慎正規(guī)化”溫和路線的托哈在左翼初選中落敗，清晰地表明溫和路線在當前政治氣候下已難獲選民青睞。

然而，效仿卡斯特的強硬路線同樣面臨巨大阻礙。首先，大規(guī)模的強制遣返和邊境封鎖，不僅執(zhí)行成本高昂，操作難度巨大，還可能激化社會矛盾，進一步惡化國內安全形勢。其次，這種單邊主義的強硬政策極易引發(fā)與鄰國的外交爭端，破壞區(qū)域穩(wěn)定。尤其是在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的強硬移民政策引發(fā)巨大國際爭議之后，智利新總統(tǒng)若想采取類似措施，必然會面臨巨大的外部壓力和操作空間限制。下一任智利總統(tǒng)在移民問題上將陷入“溫和路線不得安內，強硬路線無法安外”的兩難困境。如何在洶涌的民意與殘酷的政治現實之間找到一條可行之路，將是對其執(zhí)政智慧的嚴峻考驗。

新總統(tǒng)面臨不是“等死”

就是“找死”的困境

經濟增長乏力、犯罪與安全危機以及非法移民問題“三座大山”給新總統(tǒng)帶來挑戰(zhàn)是即時的，并沒有因為總統(tǒng)的“新面孔”有任何的“緩沖期”。現任政府深陷“三座大山”所帶來的巨大麻煩之中，民眾對繼任者既抱有期待又很難抱有耐心。如果“三座大山”帶來問題沒有緩解的跡象，新任政府的“蜜月期”將迅速結束而導致進入“垃圾時間”。主要候選人的政策均不同程度存在“副作用”，這些副作用或是導致財政危機，或是導致內政外交上的更多麻煩，可能導致新政府在解決“三座大山”的行動發(fā)生效果之前，就提前“拉爆”危機。

行動遲緩是“等死”而迅速行動可能是“找死”，智利新政府所面臨的是一場“懸崖上走鋼絲”的高難度項目。

李晨，西南科技大學拉美研究中心講師、巴西圣卡塔琳娜聯邦大學（UFSC）法律科學中心博士后；李俊霖，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博士生。本文受國家留學基金委2024年青年骨干教師出國研修項目資助，編號202409390015。

本 期資深 編 輯 周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