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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16日夜,正值長春解放的前夕,時任國軍第60軍軍長的曾澤生在完成起義前準備事項后,當即寫下了兩封親筆信。
一封是給時任國軍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1兵團司令官鄭洞國的,另一封則是給時任新7軍軍長李鴻的。
不同的是,次日一早,鄭洞國這邊便明確表態不隨曾澤生部起義,同時還勸對方慎重考慮,至于李鴻這邊,自始至終都沒有給曾澤生一個正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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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此時的李鴻正患風寒而臥病在床,新7軍的大小事宜都交由副軍長史說打理,沒有回應倒也在情理之中。也正因如此,60軍起義進展的十分順利。
值得一提的是,李鴻雖然沒能率部同曾澤生一同陣前起義,卻也在最后關頭率部投誠,受到了解放軍的優待。
李鴻的新7軍駐防長春,除了肩負守備職責外,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監視曾澤生的60軍,這一點,曾澤生也是心知肚明的。
因此,直到起義前夕,曾澤生都嚴密封鎖消息并加強戒備,甚至還專門派出部隊監視著新7軍的動向。
好在最終大勢已定后,鄭洞國、李鴻也都紛紛選擇了向我軍投誠。
1948年10月20日,李鴻等人經吉林前往哈爾濱,因其傷寒尚未痊愈,我軍特意指派專門的醫生和護士給他治療,直至痊愈。
次年春天,根據遼沈戰役后被俘的國軍高級將領們簽訂的協議,包括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潘德輝等在內的40余名國軍將領,都紛紛提出回原籍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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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李鴻提出回到原籍卻并非是他的初衷,真正用意是想重回國軍陣營,投奔他的老上司孫立人。為此,鄭洞國還專門勸過他:
只是,李鴻并未聽從鄭洞國的勸告。1949年6月中旬,第四野戰軍簽發了李鴻返回湖南的證件并發放路費后,李鴻隨即動身回到湖南老家,通過老戰友袁子琳的聯絡,最終征得了老上司孫立人以及老蔣的接納許可。
當年8月初,長沙獲得和平解放。不久后,孫立人派少校參謀葛士珩持親筆信到湖南尋訪李鴻。接到孫立人來信后,李鴻立時答應動身前往臺島。
1950年2月3日,李鴻與妻女一起,由長沙乘車前往廣州,而后又從廣州啟程赴香港,經香港輾轉赴臺北。很快,彭克立、陳鳴人、曾長云等孫立人昔日舊部也先后從大陸赴臺投奔老長官。
在孫立人的引薦下,李鴻見到了老蔣。倍感欣慰的老蔣當即表示要重用李鴻,并給對方安排了兩個位置:
令李鴻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僅僅過了一個月,老蔣就翻臉不認人了。
其實,李鴻一路走來的成敗得失,和孫立人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李鴻雖然畢業于黃埔五期,但同孫立人的關系卻早早建立起來了,甚至說是孫立人的嫡系部將也不為過。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李鴻因明確反對“圍剿”紅軍而被同僚譏諷為“貪生怕死”,連孫立人也對這位老部下產生了不少誤解。
直至抗戰全面爆發后,李鴻率部參加淞滬會戰,他親率機槍連守備陣地并多次與日軍展開肉搏,頑強且艱難的守住了陣地,作為老上司的孫立人這才完全理解了李鴻。
自此之后,孫立人每晉升一級,李鴻也就跟著水漲船高。孫立人升任新38師師長,李鴻便接任該師114團團長;孫立人升任新1軍軍長,李鴻就擔任新38師師長。總之,有孫立人的地方,幾乎都能看到李鴻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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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伴隨著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孫立人在東北國軍的派系斗爭中處于下風,被免去了新1軍軍長職務,潘裕昆被任命為軍長,李鴻則擔任副軍長。
至此,新1軍正式開始走下坡路了。
1947年5月,李鴻接替孫立人任長春警備司令。臨別之際,李鴻對孫立人感慨道:
孫立人則極力勸阻對方打消這一念頭:
從事后發展軌跡來看,李鴻并未實現孫立人保全新1軍的想法, 隨著陳誠到東北后將新1軍主力拆分,新38師與另外兩個雜牌師被劃歸到重建的新7軍序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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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中旬,隨著錦州解放,長春的國軍當即面臨被解放軍圍而殲之的命運。孫立人為了從長春拉出被圍的新7軍,還曾專門求老蔣將自己空投到長春,親自率新7軍突圍。
此外,戰役結束后,孫立人還曾建議老蔣重建新1軍,當時正在哈爾濱養病的李鴻聞訊之余十分感動。或許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動了要重返孫立人身邊的心思。
李鴻可能怎么都不會想到,正是因為自己同孫立人走的太近,很快便成了老蔣殺雞儆猴的對象。
1949年以后,伴隨著老蔣當局敗退臺島后,美國方面對蔣愈發失望,意欲扶持孫立人、吳國楨等人上位,而老蔣為了進一步獲得美國支持,也有意的提拔二人。
孫立人在軍事上有著極高的天賦,但卻不諳政治,他所接受的美式教育里秉持著“軍隊是國家的,不是某一個政黨的,作為一名軍人,應該一切為國家負責,而不是為某黨派負責”的理念,故而對蔣氏父子的獨裁統治十分不滿。
據美方檔案披露,當時負責臺防務的孫立人已有發動“政變”的意向。盡管老蔣對這一計劃未必了解,但他對孫立人日常流露出的態度已經愈發不滿。
1950年6月,老蔣突然下令將李鴻與其夫人馬真一逮捕入監獄。此后的3個月時間里,與孫立人有關的將領陳鳴人、彭克立、曾長云、潘德輝、胡道生、陳高揚、吳頌揚、孫蔚民等17人陸續被捕入獄。
尚不知自己處境的孫立人還親自出面為上述幾人求情,起初老蔣不發一言,后來又對孫立人說:
被投入監獄的李鴻曾與吳石關在一處并每日接受詢問,甚至遭到嚴刑拷打。據相關資料記載:
李鴻之子李安定后來回憶父親受刑后的情形:
不管如何受審,李鴻自始至終都是一言不發。折騰了一圈下來,李鴻反倒看明白了,如果自己交代了一些所謂的情況,肯定不會有生路,若堅持不交代,尚且會有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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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孫立人舊部郭廷亮被捕,經毛人鳳威逼利誘、軟硬兼施后,郭廷亮承認自己是到臺策反的“間諜”。隨即,孫立人被免去所有職務,并被送到臺中軟禁,與他有關的部署親信均遭到處理,受牽連者高達336人。
有意思的是,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云等人一直未受到審判,直至1968年7月,幾人才收到“國防部”公字第32號裁定書,以叛亂罪提起公訴。
1971年7月14日,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云等人被冠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罪名無期徒刑。
不過,隨著老蔣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李鴻等4人也被減刑為25年有期徒刑而釋放。
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后,孫立人也恢復了人身自由。當聽說老部下李鴻癱瘓在床后,本欲去探望的他,奈何身體狀況根本不適合出遠門。面對李鴻子女們專門來探望自己,往事涌上心頭的孫立人意味深長的道出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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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大概是一個飽經風雨滄桑的老人此刻最真實、最直觀的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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