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歲默克爾談歐洲形勢，中國最期待局面出現

今年6月在海牙舉行的北約峰會期間，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臺公開了北約秘書長呂特發給他的私人信息。信息里，呂特用近乎“夸贊式”的語氣肯定美方在防務投入、對伊朗行動等議題上的立場，并把歐洲加大軍費開支描述成特朗普的“勝利”。這份信息一經公開，歐洲輿論嘩然，因為它把盟友之間本該保留在幕后的一面，直接擺到了臺前。

更尷尬的還在后面。峰會期間，呂特在回應特朗普的粗口表達時，用“爸爸”作比喻，說有些盟友對美國是否繼續“留在這個家”感到不安，像小孩問父親一樣。特朗普隨即拿這句話開起玩笑，“爸爸門”由此發酵。呂特后來對媒體解釋，“daddy”是形容一些盟友對美國的依賴心理，并非在稱呼特朗普本人，但這番解釋并未完全消除外界觀感——歐洲的焦慮與美國的輕慢，被這一幕放大了。

這就形成了一種“同床異夢”的結構：軍事同盟還在，現實利益糾纏更深，但價值敘事與戰略方向正在分叉。對歐洲而言，過去那套與華盛頓打交道的方式，顯然越來越不夠用。

很多歐洲人并非今天才感到壓力。回頭看，2020年確實像一道分水嶺。疫情沖擊之下，各國選擇不同：有人努力把生產與社會秩序盡快拉回正軌，有人則在反復拉鋸中付出更高的停擺成本。為了托底經濟與就業，歐美央行和政府采取了大規模刺激，歐洲央行的購債與流動性工具不斷加碼，“免費資金”在短期內穩住了局面，卻也推高了債務與通脹壓力。幾年后，當利率上行、能源沖擊疊加，許多家庭才真切感到日子變緊了。

通脹對普通人的影響，不在宏大敘事里，而在購物籃里。歐盟層面數據顯示，近兩年實際收入與消費雖有修復，但恢復并不均衡，且高度依賴通脹回落與工資追趕。

這也是為什么歐洲政壇一邊談“產業回流”“戰略自主”，一邊又不得不面對現實：財政空間更緊了，社會情緒更敏感了，政策容錯更低了。

在歐洲內部，德國的感受最典型。過去多年，德國制造業依托中東歐的勞動力與配套體系，依托中國等海外市場的需求，疊加來自俄羅斯的相對廉價能源與原材料，形成了“成本—市場—工業鏈”相互支撐的結構。這個結構一度把德國推成歐洲經濟的“發動機”。

但結構性的優勢，也意味著結構性的脆弱。一旦能源鏈條斷裂、地緣摩擦上升、市場與供應鏈被迫“選邊”，德國乃至整個歐洲就會發現：過去靠互嵌獲得的紅利，正在以更高的成本被“重新結算”。近年歐洲與美國的增長差距、生產率差距被反復討論，國際機構與媒體也多次提醒，歐洲在生產率、創新活力與資本市場深度方面已經明顯落后于美國，差距在疫情后進一步拉大。金融時報

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歐洲的“求變”不再是口號問題，而是生存問題：靠誰提供安全、靠誰提供能源、靠誰提供市場、靠誰提供技術與資本——每一道題都更難了。

就在歐洲內部焦慮加劇之際，法國總統馬克龍近日又對中歐貿易不平衡表達強硬態度，稱如果中方不采取措施減少逆差，歐盟將考慮在未來數月采取包括加征關稅在內的更強措施。相關表態由外媒披露后，在歐洲內部引發不同解讀：有人認為這是“保護產業”的必要姿態，有人擔心這會在歐洲已同時面對美國保護主義與俄烏沖突外溢壓力的情況下，再把一條重要經貿通道推向對立。

今天的歐洲，確實走到了一個需要“走鋼絲”的時刻：對美國，既不能一味疏遠，更不能把尊嚴與利益一并交出去；對自身，必須補上防務與產業短板；對外部伙伴，包括中國在內，也要在競爭與合作之間找到可持續的規則與邊界。

歐洲真正需要的，恐怕不是更多“政治表演”，而是更專業的治理能力——把產業政策做實，把能源轉型做穩，把財政與社會預期管住，把對外關系從口號拉回到清晰的利益賬本上。因為世界已經在變：靠慣性吃老本的時代過去了，靠情緒“喊話”的時代也不靈了。能站穩腳跟的，只會是那些愿意面對現實、能把復雜問題拆開處理的國家與地區。

而這種變化，對中國而言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更大的確定性空間：當歐洲逐漸學會用自己的利益出發去理解世界，而不是把一切都塞進某種“價值框架”，國際合作的路就會更寬，誤判與對撞的風險也會更低。這是各方都應當珍惜的方向。

本期內容到這里就要結束了。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感謝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