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廖耀湘的人,常常有這個一個爭論,他在被俘時,明明是第九兵團中將司令官,但為何他的正式軍銜確實陸軍少將?
1944年擔任國軍第十八軍軍長的胡璉,為何是上校軍銜?
又比如,功德林里軍銜最高的王陵基,1916年就是陸軍中將軍銜,為何三十年后的1946年,他還是個中將軍銜?
諸如此類的國軍人物不勝枚舉,本篇,我們就詳細聊聊,國軍軍銜到底怎么分,如何晉升,以及為什么會出現開篇這幾種問題。
大家找好位置,擺好姿勢,咱們現在發車。
1934年之前,國民政府的軍銜制度相當亂,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收編太多對手。
從北伐橫掃北洋系,到后來蔣馮閻新軍閥混戰,各路人馬先后入編,國民革命軍逐步分成了中央軍、桂軍、西北軍、晉綏軍、湘軍、川軍、東北軍,各軍隊軍銜標準寬嚴不一,尤其是原來的北洋軍系統,有些明明是軍長職,軍銜卻已經跑到了上將級別。
第二,由黃埔學生組成的北伐軍,升遷實在是太快了。
比如張靈甫,北伐出發前,他還是個排長,北伐結束以后沒多久,他就晉升成了上校團長。
原因不難理解,北伐進展太快,十萬人的北伐軍,一邊打一邊收編,愣是從十萬人打成了幾十萬人。
這就導致很多黃埔畢業的年輕基層軍官,短短幾年就成了高級軍官。
對此,蔣校長的意見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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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在一次軍事會議上,蔣校長就很直言不諱:
“階級(軍銜)的升遷,實在是太容易了,黃埔的學生畢業以后不用多久,就是上尉,有些畢業生才三十多歲,就已經升到少將甚至中將,人家西方國家,少尉升中尉,至少要三年,再升上尉,至少要五年。”
“但我們的人,不但做一個少尉不耐煩,甚至當上了上尉都不滿足,還要馬上升少校。”
對此蔣校長還發出了靈魂拷問:
“有沒有問過自己,經驗如何,資歷夠不夠?我們的軍官,跟日本的軍官相比,要少了10年的磨煉,戰斗力怎么能跟日本軍隊相比呢?”
類似的批評老蔣不止說過一次,但光靠口頭批評,是沒法解決國民革命軍軍階混亂的問題,于是,一個制度化的軍階管理制度,就在1934年出臺了。
1934年4月26日,軍事委員會銓敘廳成立,該機構專門負責軍官的人事任免與晉升獎懲,6 月15 日,國民政府頒布《各軍種軍官佐任官暫行條例》,對軍官的軍銜做了具體的規定。
具體內容如下:
全軍軍銜分為陸海空三個軍種,比如陸軍中將、海軍中將、空軍中將。
按照等級劃分,陸海空三軍又可以分為三等九級:
上等軍銜:上將、中將、少將;
中等軍銜:上校、中校、少校;
初等軍銜:上尉、中尉、少尉。
其中,上將又分為兩級,即一級上將、二級上將。
不過大家別忘了,蔣校長一人身兼多職,他本身長期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名義上也屬于一名軍人,別人都有軍銜,總不能把委員長給漏了。
于是,1935年3月30日,國民政府公布《特級上將授任條例》,規定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最高軍事長官為特級上將。
4月1日,國民政府任命蔣委員長為特級上將。
注意,老蔣是國軍史上唯一的特級上將,有且只有這一位。
即便是全面抗戰爆發以后,國民政府又任命他為陸海軍空軍大元帥,但大元帥是職務,類似于軍長師長,而不是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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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一級上將名單出爐,共8人,以地方實力派或國軍大佬級為主:
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何應欽、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陳濟棠。
分別對應晉綏軍、西北軍、東北軍、中央軍、桂軍、滇軍、湘軍、粵軍首腦或代表。
注意,這8個,都是陸軍一級上將。
同年的9月6日,國民政府又任陳紹寬為海軍一級上將,陳紹寬出身北洋,原是北洋海軍第二艦隊少將司令,1927年3月才歸附蔣校長,按說資歷和功勞是不夠的,但給他一個海軍一級上將,也是為了彰顯對海軍地位的肯定。
4月3日,二級上將名單出爐,共計20人,為方便大家了解,我將其加上軍隊派系背景,整理如下:
原北洋系:陳調元、何成濬、劉鎮華、徐源泉;
西北軍:韓復榘、宋哲元、楊虎城;
中央軍:朱紹良、劉峙、顧祝同、蔣鼎文;
晉綏軍:商震、傅作義、徐永昌;
東北軍:于學忠、萬福麟;
桂系核心人物:白崇禧;
滇軍:龍云;
川軍:劉湘;
湘軍:何健。
不久國民政府又增補楊愛源、程潛、李烈鈞為陸軍二級上將,使國軍二級上將增加到23人。
注意,這里的朱紹良、劉峙、顧祝同、蔣鼎文,要么在黃埔軍校擔任過教官,要么在北伐時期就已經擔任師長、軍長,在本次授銜之前,這些人都已經擔任省政府主席,已經算是封疆大吏級別了。
那肯定有小伙伴要問了,解放戰爭的時候,王耀武也是山東省政府主席,為啥他就只混了個中將呢,這個咱們一會來補充。
中將和少將人數就比較多,而且晉升時間先后不一,根據《國民政府公報》統計,自1935 年至1945 年抗戰勝利,前后敘認、晉升的中將和少將人數如下:
陸軍中將,一共470人;
海軍中將,4人;
陸軍少將,一共1900多人;
海軍少將,7人;
空軍少將,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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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總的上將其實也是陸軍中將加上將銜
名單只是開胃菜,干貨是這些軍銜的晉升問題,比如黃埔系的核心人物,他在1937年10月就已經晉升陸軍少將,然一直到1945年2月,老杜都干了兩年集團軍總司令了,正經軍銜還是個少將。
咱們從上到下,先從一級上將開始。
首先,一級上將們,就不要想著升特級上將了,這玩意是為蔣校長量身定做的。
其次,一級上將為9人定額,所以二級上將要想升一級上將,除了要建立特殊功勛,一個前提條件是,必須要等那9個一級上將出現空缺。、
中將晉升為二級陸軍上將,也是按照這個規矩,只有前者出現空缺,后者才有機會遞補。
沒有空缺,就得一直排隊。
1937年,一級上將朱培德去世,因為全面抗戰爆發的原因,一直拖延到1939年5月13日,二級上將程潛才接替朱培德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
程潛晉升以后留下的二級上將空缺,在1943年由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孫連仲晉升填補。
論資歷,其實程潛早就可以位列二級上將,當初北伐一共8個軍,程潛此時就已經是6軍軍長,資歷和功勞可以說跟朱培德不相上下,而且早在1935年就已經是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這次晉升也是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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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1938年1月20日,二級上將劉湘病死,24日,二級上將韓復榘因丟失濟南被槍斃,到1939年5月2日,原陸軍中將衛立煌、陳誠遞補,同日晉升為陸軍二級上將。1943 年12 月陸軍二級上將陳調元逝世,其空缺由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填補。1944 年2 月9 日,國民政府晉任薛岳為陸軍二級上將。
好,那么問題來了,像二級上將、一級上將這種稀缺軍銜,未必總有人按時死亡,而隨著戰事的發展,中將軍官們總有人脫穎而出,總不能因為上將人數定額,就一直卡著人家不讓晉升吧。
話再說回來,有些職位原本是需要上將銜的將軍來任職,但上將人數是固定的,那這個時候怎么辦呢?
這就要提到加銜制度了。
1936 年2 月29 日,國民政府頒布《陸軍中將加銜暫行條例》,規定如下:
“陸軍中將合于晉任上將之規定者,因為員額所限,得先加上將銜。陸軍第二級上將出缺由已加上將銜之中將擇優特補。”
也就是說,符合晉升條件,但因上將名額沒有空缺,則可以先在中將頭銜上,在加一個陸軍上將銜。
通常稱呼某人是“陸軍中將加上將銜”,他們的實際軍銜雖然是中將,但待遇和榮譽上要高于中將,并且在二級上將出現空缺時,由優先晉升的權力。
挑幾個有意思的提一嘴吧:
黃埔學生中第一個被授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的,是胡宗南(1945年)。
功德林里邊所謂的軍銜最高的王陵基,早在北洋時期的1916年,就自封為中將軍銜,到1935年正式授銜以后,還是陸軍中將,雖然他在1940年被授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的,但是一直到他被俘進了功德林,也沒有轉正。
那個經常被大家“再電”的湯恩伯,1935年就已經是中將軍銜,但由于抗戰表現不佳,到1946年才給加個上將銜,結果此后仍然是一敗再敗,1948年此人都已經是國防部副總司令了,其軍銜還是陸軍中將加上將銜,一直到他去世,才被追贈個陸軍二級上將,勉強算是轉正。
由此可見老蔣對這位嫡系門生的不滿有多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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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自忠是在1939年5月被授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次年五月在棗宜會戰犧牲以后,被追授為陸軍二級上將。
按照規定,加上將銜的中將,總人數不得超過所有上將之和,而特級、一級、二級上將加起來,也才33個,所以一直到抗戰結束,有機會以陸軍中將加上將銜的,也不過三十余人。
這么一算,新的問題就出現了,所有的上將,加上中將加上將銜者,也不過60 余人,可我們要知道,在抗戰期間,一則是軍官的戰死率往往高于戰前,二則很多人也會因突出的指揮貢獻,符合應當予以晉升軍銜的條件。
但前者數額有限,加上負責考核軍銜的軍事委員會銓敘廳戰時工作遲滯,這就導致很多人得不到正常的晉升,有些人在少將的位置一干就是七八年,有些人明明已經是兵團司令,卻還個掛著上校的軍銜。
比如文章開頭提到的廖耀湘,1936年,他只是個少校連長,1940年5月,已經出任新22師師長的他,還是個上校軍銜,而且還是非正式的,同時期他手底下的鄧軍林已經是少將團長。
1947年8月,廖耀湘出任第九兵團司令官,他的正式軍銜,仍然是上校,一直到第二年9月22日,才被正式晉升為陸軍少將,然而僅僅一個月多以后的10月29日,這位國軍少將就在遼沈戰役中被俘。
胡璉的情況比他要好點,此人在1935年5月的授銜中,正經軍銜是陸軍中校,次年1月晉升陸軍上校,然后間隔九年,到1945年6月28日,已經升任國軍18軍軍長的胡璉,才在蔣委員長的親切關照下,晉升陸軍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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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來說,軍銜往往要跟所擔任的軍職相匹配,也就是官、職相符,按照慣例,上校擔任團長,少將出任旅長,中將擔任師長,實際執行下來,有人晉升快,有人晉升慢,再加上軍隊編制一直在調整,師被擴辦成軍,軍被壓縮成真整編師,幾個整編師又被合并成某兵團,軍官的軍銜很難匹配上職務。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軍銜的晉升要符合一定的年限,也就是說你功勞再大,也需要滿足一定的資歷(年限)才能晉升,謂之“停年”,以陸軍為例,各級軍銜需要停年的年限如下:
中將4 年,少將3 年,上校4 年,中校3 年,少校3 年,上尉4 年,中尉2 年,少尉1 年6 個月。
按照這個規則,1936年1月晉升上校的胡璉,滿足4年即可晉升少將,但他實際上等了九年多,而戰事的發展和個人的貢獻往往超出了這種規定,到1944年8月份,他已經是18軍軍長,軍銜還是上校。
為了解決官、職不符的矛盾,早在1932年,臨時性的職務軍銜就被引入,到1939年,被大規模推廣。
所謂職務軍銜,就是在正式軍銜之外,按照其本人所擔任的軍職,給與一個臨時性的、跟職務相符的軍銜。
比如解放戰爭中的兵團司令,擔任這一職位的,應該是中將軍銜,于是就授予一個中將司令官的稱號,一旦職務有變,職務軍銜也隨著調整。
為了程序合規,職務軍銜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直接簽發,而正式軍銜則需要銓敘廳考核完畢,由國民政府簽發。
兩者的使用區別是這樣的,前者一般是用兵種加上軍銜,比如陸軍少將、陸軍中將,后者是職務加軍銜,比如少將師長、中將司令官、中將參謀長。
沈醉的中將游擊司令也是個職務軍銜,作為一名長期工作站特務系統的人員,他的正式軍銜一直是個謎。
有了這種過渡性安排,軍官實際擔任的軍職就可以高于自己的正式軍銜,比如原來由少將出任旅長,現在可以由正式軍銜為上校的軍官,出任職務軍銜為少將的旅長。
原只能由上將擔任的軍、集團軍、兵團司令,則可以由正式軍銜為中將的人擔任。
所以這樣一來,廖耀湘的困境就解決了,1947年出任第九兵團司令的時候,他的正式軍銜是上校,但他的職務軍銜,則是第九兵團中將司令官。
杜聿明在1936年10月晉升為陸軍中將,1938年擔任200師師長,所以職務頭銜叫中將師長,而他的正式陸軍中將軍銜,一直到1945年2才被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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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軍銜原本也是有嚴格的晉升考核,比如師長和軍長級別的職務軍銜,必須由軍事委員會任命,而團長營長則只需要上級軍事長官確定,然后交給軍事委員會走個程序。
結果到了抗戰階段,由于番號變更、軍官傷亡、軍隊調動、偽軍反正等情況,職務軍銜的變化愈發頻繁,正經的流程很難執行,很多職務軍銜都直接由地方作戰單位授予,甚至連師長都不需要蔣委員長“親自相面把關”。
最后就搞成了“少將滿街走,少校不如狗”的局面。
《亮劍》里邊,本身還是個上校團長的楚云飛,為了拉攏李云龍,直接開出了“少將副師長”的籌碼,其實正是這一情況的真實反映。
《智取威虎山》中,侯專員給座山雕開出的籌碼,也是個少將軍銜。
再加上職務軍銜本身就比正式軍銜高一點,而且兩者的領章幾乎沒有差別,于是大家出門為了有面子,往往都是把職務軍銜佩戴出來,甚至到了“有的軍人口袋里帶上兩三副領章,到了不同的場所,隨時更換”的現象。
上邊這句加引號的話,來自于蔣委員長1945年的原話。
蔣委員長對此早已心知肚明,先是在1945年3月份的軍事會議上首次批評“亂帶領章”,2個月后更是在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直言不諱“軍人的名器濫到極點”。
結果沒有卵用,那就只能以實際行動進行整頓。
抗戰勝利以后,國民政府對國君進行整編,裁撤兵額200多萬,其中軍官就有18萬人,很多人盼著抗日成功普天同慶,結果最想等來的就是自己被退伍和降職的消息。
不僅如此,以裁撤兵員為借口,蔣委員長又趁機對非嫡系部隊進行了“削藩”,一口氣裁非中央系軍官近30萬人。
只是國軍中的關系,向來都是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人情關系錯綜復雜,結果裁撤下來,一不小心就裁到了大動脈,有人哭有人鬧,還有人跳河,1947年5月5日,400多名待業軍官跑到中山陵,以哭陵的方式抗議整編,一時間媒體紛紛跟進報道,鬧得輿論紛紛。
不過他們不用太擔心,很快隨著解放戰爭的全面展開,蔣委員長對兵力數字上的需求又急劇增加,最終也只能放棄裁軍的“理想”。
只是相比較兩年后的全線潰敗,這種爭論顯得尤為可笑和毫無意義。
今天的內容基本就是這樣了,大家有什么疑問,咱們評論區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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