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病逝后其子唐仁理接受采訪談南京保衛戰父親之過

1950年4月12日，北京晴冷，北海的冰剛化。唐生智第一次佩戴新政府頒發的代表證步入中南海，毛澤東握著他的手問：“身體可還好？”簡短一句，讓這位國民黨一級上將眼眶微熱。外界多關注兩人當日的合影，卻忽略了合影背后的巨大落差——十三年前，他在南京城墻下指揮一場注定失敗的惡戰；此刻，他成了新政權的座上賓，歷史的轉折像刀口般鋒利。

唐生智此行不過三天，返回長沙時還興致勃勃地跟秘書說要去海南吃海魚，半年后病情便急轉直下。1971年4月6日凌晨零時四十五分，他在長沙逝世，終年八十一歲。靈堂布置得簡單，挽聯大多出自湖南地方老友。當天黃昏，記者在彌漫檀香的會客室采訪唐家二公子唐仁理，話題很快觸到1937年的南京保衛戰。唐仁理斟酌片刻，脫口一句：“實事求是講，父親確實犯了錯。”

這句“犯錯”并非追悔莫及的情緒化評語，而是對決策環節的回望。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南京城內謠言四起。唐生智在漢口接到蔣介石電話，電話那頭語速極快，只有核心五字——“南京不能丟”。第二天，他登上開往南京的專列。車廂里亂糟糟，各省保安隊官佐擠在過道，吵著要補給。唐生智朝窗外拋下一支點著的煙，眉頭皺得死緊：守還是棄，他心里也沒底。

抵達首都兩天后，國民政府在蔣宅連開三場幕僚會議。會場氣氛僵硬，何應欽、白崇禧多次暗示“象征性抵抗即可”，幾位少壯派干脆沉默。第三場會議結束前，蔣介石拋出一句“誰守？”鴉雀無聲。唐生智咬牙站起，聲音比平時高了半度：“我來！”老蔣見狀并未勸阻，只問他有幾分把握。唐答“臨危不亂，臨難不茍”，算不上底氣十足，卻已經是全場最硬的態度。

11月27日，唐生智正式被任命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此刻日軍準備投入5個師團18萬人，唐手中卻只有傷殘滿營的14個師，不足九萬。更糟糕的是，武器殘破、彈藥不足，淞滬撤下來的部隊普遍傷亡過半。他在衛戍部緊急召集旅團長會議，開場第一句是口語化的“兄弟們，能撐多久就多久”。沒有豪言壯語，甚至談不上鼓動士氣，只剩下“共存亡”四字作結。

為了斷絕部隊私自渡江，他命人撤走下關至浦口全部民船。這個舉動后來成了部分史家批評的焦點：一旦上級突然下令撤退，就會因船只缺乏導致混亂。事實也確實如此。12月11日中午，顧祝同向唐生智傳達蔣介石撤軍指示，唐當即抽調兩個師渡浦口增援徐州。可當晚發現只夠運送一個師。先走后走？他命宋希濂部暫守城門，安排第二師先行。城中民眾見狀蜂擁擠向渡口，與部隊攪成一團，日軍炮火隨后覆蓋，死傷慘烈。唐仁理由此認定父親“部署被打亂，卻缺乏補救手段”，這便是所謂錯誤的核心。

當天夜半，唐生智在司令部草草寫下一份自請處分書，字跡潦草，墨漬淌滿紙面。他帶隊從秣陵關突圍，一路走一路散，到溧水時僅余殘部。南京陷落已成定局。自此，唐生智成為蔣介石“冷處理”的對象，名義留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實則賦閑。1942年底身體抱恙回東安老家，講學、辦校、讀書，間或與青年軍官談國際形勢。他愛讀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常說“書里有藥”。

1948年秋，蔣介石在南京召見唐生智，征詢長沙警備司令人選。唐順勢推薦陳明仁，一語成真，為兩年后的湖南和平解放埋下伏筆。1949年12月，湖南起義成功，唐被邀出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那時他年近耳順，卻仍常穿那件舊軍服，淺灰色布面磨得發亮，像是提醒自己：南京城墻炮洞尚在，教訓不能丟。

1961年夏，唐生智赴京治病，周恩來、陳毅多次探望。陳毅拍著他肩膀笑說：“你夠朋友，沒跟紅軍打過一仗。”唐也笑，用湖南口音回一句：“后來想打也沒機會啦。”病好后他去廣州、海口、上海輪番休養，逢人便夸“海風好，魚鮮，療效快”。聽來輕松，外人卻難知他午夜夢回時仍會喊出“火力壓制”之類戰術口令，舊日炮聲揮之不去。

1970年4月，病情惡化，醫生勸立遺囑，他只寫三行：一、不設私墓；二、家事從簡；三、南京殉難官兵名冊如能收齊，請隨靈位焚化。遺囑如今保存于湖南省檔案館，字跡清晰，末尾落款“臨危不亂，臨難不茍”八字未改。

采訪結束前，唐仁理補了一句：“誰都知道南京必失，可父親還是選擇死守；可惜到最后，撤退的方案沒能周詳，造成更多犧牲。”記者沒再追問。戰史里寫得再細，斷壁殘垣也不會開口說明原因。唯有那段江面上沒來得及登船的士兵與百姓，才是真正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