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陜甘“綠教動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因為開了海禁！

1860年代的陜甘地區的綠教的動亂，影響深遠，為什么會發生呢？原因有點復雜，究其原因，竟然是因為開了海禁！

綠教進入中土很久，唐以來，就在廣州有大量阿拉伯商戶寓居、貿易。唐末的黃巢起義南下廣州，也記錄了很多與阿拉伯商戶的沖突。但是大規模的進入中土，原本是隨著蒙古征服軍的步伐來的。蒙軍的西征，從花剌子模、黑衣大食、波斯地區挾持了大量色目人簽軍、工匠，落戶在大西北，成為向元廷納稅的編戶齊民。

1368年，元順帝從北京健德門北逃，洪武皇帝崛起于淮右，定都南京，一統中原。恢復漢家衣冠成了當務之急。明廷規定：蒙古、色目人與漢民婚姻，只要兩廂情愿，官府要聽之。但是蒙古、色目人是不能本族互相嫁娶，否則男女一律打八十大棍，而且罰沒為奴。又禁止胡服、胡語、胡姓，一律強制漢化。這極大地遏制了在中土產生另外一種區別性強的文化、文明的可能，普遍的漢家文明風貌成為社會主流。

但明代中期以后，綠教人口大增，也曾引起過明朝統治者的不安。各類奏章顯示：“諸夷熟羌來歸,在邊安插,積聚數年,蕃育日多”、“哈密遺種,寄附我邊,日增月益,在在有之”。洪武皇帝準許綠教與漢民通婚企圖同化的政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綠教借助通婚擴大了人口基數。雖然始料不及，但是仍可控制，因為明朝的海禁政策、閉關鎖國，歪打正著地鎖住了綠教朝覲的道路！

自從鄭和下西洋的浪潮過去后，200多年的海禁以及16世紀中葉的倭寇海盜騷擾，導致綠教也封閉在中土自我發展了200年。強烈的儒家文化氛圍、嚴重缺乏傳教人才，都導致綠教開始出現“經政兼通，回而兼儒”的局面，大批自幼學習儒家文化的綠教知識分子開始通過儒家理論解構綠教經典，甚至大幅度、大范圍的參與到科舉考試當中。

與中東綠教本土割裂，沒有宗教老師闡述經典文書，綠教只能口傳、祖傳。每個村落都只有一座清真寺，形成教坊。既然大家都是口口相傳，誰也不比誰權威。因此，綠教的教坊是互不統屬、分散無組織的。而明廷士大夫對鄉村的治理方式，不外是依托保甲制度、鄉紳體系、編戶齊民。因此，對綠教的治理相當得心應手，上下互相配合、理解，沒有什么太大矛盾和沖突。

什么時候發生了變化呢？滿清入主中原！

朱元璋崛起時，面對元廷遺留下大量胡種，深有感觸，政策有的放矢，非常有效。順治就不一樣了，滿清貴族眼光高、鼻孔朝天，他們的統治聯盟的版圖內只有滿、蒙、漢的八旗，最多再拉攏一下西南的土司、西藏的黃教、紅教，番邦的屬國。甚至對于半島島民，他們都有一整套對策，聽就賞，不聽就打。綠教？沒聽說過，“一體同視”吧！不就是信了教的漢民么！誰還沒見過廟里的和尚了。

1648年，甘肅河西綠教民起事，要“反清復明”。清廷的陜甘總督孟喬芳予以鎮壓了。他以前是明朝的副將級別的高級武官，因獲罪免官在家閑居，1630年就投降了越過長城打到河北的皇太極。對于綠教他相當地懂，鎮壓完事后就給順治上了一個折子，說：綠教民與普通漢民不一樣，不能讓私藏武器的，應該分開居住。順治大不以為然，沒往心里去。雍正、乾隆等一眾后續帝王，也是將綠教看做一種與漢無差別的群體，不就是有個信仰嘛！無所謂的！都一起納糧就好了。

但是，海禁開了。明廷是片板不能下海，清廷是有限制地下海。于是，人心外向。1728年，甘肅河州（今臨夏）的綠教民馬來遲從廣州出海，去中東朝覲了，師從了蘇菲派。當馬來遲回到河州時，開始傳播蘇菲派的經文。左右鄰近的教民聽說后，都蜂擁而至，來聽“真經”，這與他們心目中的圣地隔絕400多年了，激動啊！一下子，就涌來了40多萬人。后來又有馬明心等教民出海“取經”，這些取經人回國后就到處傳教，逐漸地依托各種講經人形成了不同的講經團體，從而形成了“門宦”這種特殊的中土綠教組織結構。這就徹底打破了清廷依托保甲、鄉紳進行鄉村統治的方式。

具有強大組織能力、集群能力的“門宦”，把原本松散的、友好的、沒有組織力、沒有排他性的一個漢式信教集群給嬗變成一種組織嚴密、結構完整、排他性強的政教合一的鄉村組織。這些組織內，“教大于法，教大于國”漸漸抬頭，不可控遏。這為后來的騷亂埋下了伏筆。

經過100多年的傳承，綠教民聚居的大西北終于相繼形成了三大教派、四大門宦及其四十多個支系門宦。可以說，此時清廷仍然沒有警惕。在處理不同門宦之間的矛盾沖突時，仍采用漢族的治理方式，要么酷刑，要么充軍。此時脫離儒家文化影響的中土綠教民，就對這些方式無法容忍了，因為他們已經開始“去儒從綠”，但是統治者并沒反應過來。不僅地方官員與民眾產生階級隔閡，而且還產生了文化隔閡。雙方完全是“雞同鴨講”、“各說各話”。你說他“對牛彈琴”，他說你“非我族類”。

1781年，馬明心的學生蘇四十三起事了，進逼蘭州，被鎮壓。1784年，馬明心的學生田五又起事了，也被鎮壓。經歷過這兩次事件，乾隆皇帝回過味來，這些人真不同啊！清廷花費了巨大人力物力平定了西北，又安定了七十年。到了1860年代，大事終于發生。太平天國席卷江南，陳玉成派他叔父陳得才西征陜甘，欲圖建立新根據地。清廷慌不擇路，也開始命令陜甘地區組織團練武裝，要求他們加入到鎮壓太平天國的作戰中來。于是，各地紛紛成立“回勇”、“漢勇”，居然都以民族、信仰分開組建。江南地區的湘軍、淮軍都是漢民，還因為省份不同，有戰功的爭奪。這一不同信仰的群體，分別掌握了武器，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于是，杜文秀來了，他是云南綠教民起事的領袖。馬化龍來了，他是寧夏金積堡的起事者，他的曾祖父就是馬明心的學生馬七巴巴。馬桂源來了，青海西寧的起事者，他是馬來遲的玄孫。白彥虎來了，他是陜西“回勇”頭目，后來逃到新疆投靠了阿古柏，被左宗棠一路打到中亞當了“東干人”。任武來了，他挾持殺害了清廷負責說和的巡撫張芾，為了起事把自己妻兒也一并殺害，脅迫教民參與。馬占鰲來了，甘肅河州人，投降了清廷。馬海晏來了，馬占鰲的助手，負責領兵的將領，也投降了清廷。

從1856年杜文秀在云南蒙化開始，一直到1873年，整整17年，波及云貴陜甘寧青新數省，清廷方才平定此事。而最后消除影響，一直要到1876左宗棠兵出新疆，消滅阿古柏，收復國土。云南方向，則在1874年才攻占大理，恢復對整個云南的治理。

后來，馬海晏成了慈禧座下忠臣，打過八國聯軍，病死在河北。他的長子馬麒繼承了他的位置，統領甘軍，馬麒的次子就是馬步芳。當年馬占鰲、馬海晏打不贏了預備投降時，不是平白無故投降的，中間有一個說和之人，作為信使來往于清軍大營和綠教大營之間。這個人是馬占鰲的親家，一個綠教大商人，叫做馬千齡。他的次子叫馬福祿，也投靠了清廷當了軍閥。馬福祿的兒子叫馬鴻逵。于是他們就構成了民國年間大西北的“四馬”，分為青海馬家軍（青馬，馬海宴子系馬步青，馬步芳）和寧夏馬家軍（寧馬，馬千齡子系馬鴻賓，馬鴻逵）。

一百多年前的西北之亂，十室九空，甘肅損失人口1400萬，占比75%；陜西損失人口630萬，占比45%；綠教民損失80%，漢民損失70%。幸賴左大帥之功，否則陜甘不復見天日！華夏海晏河清，重返太平，左大帥要受天下炎黃子孫九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