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罪判決，司法績效

當萬分之八的無罪判決率成為司法常態，當律師不得不勸無辜當事人認罪換輕判——這是法治的進步還是妥協？更殘酷的是，在績效考核與司法正義的天平上，每個法律人都可能成為無奈的妥協者！

2017年全國607萬刑事案件被告人中，最終宣告無罪的僅4874人，無罪判決率低至萬分之八。這個數字背后，隱藏著怎樣的司法困境？

萬分之八的無罪率，相當于每1250個被告人中，只有1個人能被宣告無罪。相比之下，德國的無罪率在3%左右，美國則在4%-5%之間。這個差距背后，到底藏著怎樣的系統性困境？

問題的根源在于一個環環相扣的考核體系：公安機關要考核“破案率”，檢察機關要考核“起訴率”，法院要考核“有罪判決率”。這些本應保障司法質量的考核指標，在現實中卻異化成了阻礙正義實現的“潛規則”。某基層檢察官坦言：如果一個案子最后被判無罪，不僅影響個人績效，整個辦案鏈條都會受到牽連。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壓力傳導機制已經形成了一個閉環。某地方法院法官在匿名訪談中透露：“每次作出無罪判決，都要準備詳細的說明材料，還要應對上級法院的質詢，甚至會影響整個庭室的年終評優。”這種制度設計，使得法官在審理案件時不得不考慮“司法成本”，即便內心確信被告人無罪，也可能因為各種壓力而作出妥協。

2019年，某地法院審理一起盜竊案，證據存在明顯瑕疵，但考慮到案件已經進入審判程序，檢察機關不愿撤訴，最終法院作出了“實報實銷”的判決——羈押多久就判多久。這種“將錯就錯”的司法現象，在基層法院并不少見。

更令人痛心的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異化。某基層法院統計顯示，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的案件中，律師建議當事人認罪的比例高達93%。一位資深辯護律師道出了這種無奈：“我經手過一個案件，當事人明顯是被冤枉的，但考慮到已經被羈押10個月，而如果認罪最多判1年，最后他選擇了妥協。這是司法公正的悲哀。”

這種“司法績效主義”正在制造一個惡性循環：越是注重數據漂亮，越可能偏離實質正義。當“結案率”、“調撤率”、“上訴率”等指標成為評判法官工作的主要標準時，辦案人員自然會更傾向于選擇阻力最小的路徑——快速結案，而不是深究真相。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并非我國獨有。比較法研究顯示，大陸法系國家普遍面臨著類似的司法考核困境。但不同的是，德國通過建立完善的法官獨立保障制度，確保法官不會因為作出無罪判決而面臨行政壓力；日本則通過精細化的案件分流機制，減輕法官的辦案壓力。

回望我國古代司法制度，其實也有值得借鑒的智慧。古代的“三司會審”制度，對重大案件采取多人合議、層層復核的方式，有效避免了單一法官的主觀誤判。清代的“秋審”制度，對死刑案件進行全國范圍的復核，更是體現了對生命的敬畏和司法的謹慎。

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已經在路上。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明確提出要破除“唯數據論”的考核模式。江蘇某中級法院率先改革，將“庭審實質化程度”、“律師辯護權保障”、“證據裁判原則落實”等質量指標納入考核體系。試行一年后，不僅當事人滿意度顯著提升，法官的職業尊榮感也明顯增強。

廣東某法院試點的“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也頗具創新性。該制度只對明顯違反程序的行為進行記錄，不再對無罪判決等指標進行簡單否定性評價。數據顯示，實行該制度后，法官作出無罪判決的勇氣明顯提升，而案件質量不降反升。

科技創新也為解決這一困境提供了新思路。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推進的“人民法院大數據管理和服務平臺”，通過對海量案件數據進行智能分析，實現了更科學的司法質量評估。比如，系統可以通過分析類似案件的判決差異度，評估法律適用的統一性；通過追蹤上訴改判案件的特點，發現系統性的質量問題。

在體制改革方面，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改革的推進，正在從根源上保障司法權的獨立行使。雖然改革進程中難免有陣痛，舊有考核模式的慣性需要時間消除，但方向已經明確，步伐正在加快。

真正的法治勇氣，不僅體現在堅持無罪判決的瞬間，更在于打造一個允許犯錯的司法系統。因為司法不是完美的神諭，而是充滿人性掙扎的實踐。

或許，法治最深刻的悖論就在于：當系統愿意承認自己的不完美，它反而更接近正義的本質。在這個意義上，司法改革不僅需要制度設計的智慧，更需要每個法律人內心深處對正義的堅守。

每一次無罪判決的背后，都是法律人在制度與人性的夾縫中尋找正義的艱難跋涉。讓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萬分之八不再是一個冰冷的數字，而是司法敢于直面錯誤、堅守正義的勇氣象征。

司法的溫度，不在于永遠正確的神話，而在于知錯能改的勇氣；法治的光芒，不在于完美無瑕的數據，而在于每個案件中閃耀的正義。當我們能夠坦然面對司法的局限性，我們才能真正建立起值得人民信賴的司法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