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絲特·迪弗洛：影響力來自行動，而非論文

當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與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及她的研究伙伴及丈夫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一同獲得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她成了第二位獲此殊榮的女性，并且以46歲的年齡成為該獎項最年輕的獲得者。這三位學者推廣了一項重要理念：通過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來測試減貧干預政策的理念。作為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迪弗洛同時是該校“阿卜杜勒·拉蒂夫·賈米爾貧困行動實驗室”（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 J-PAL）的聯合創始人與聯合主任，還是新版《貧窮的本質》（Poor Economics）的合著者之一。

HBR：為什么會選擇成為一名經濟學家？

埃絲特·迪弗洛：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沒有這個想法。大概八九歲的時候，我就對貧困有了深刻認識，因為我的母親是一名兒科醫生，當時她在一家救助受戰爭傷害兒童的非政府組織（NGO）做志愿者。我一心想找到幫助窮人的辦法，卻毫無頭緒。我循著好學生的常規路徑長大，在大學里主修歷史學，同時輔修經濟學雙學位，因為一位有魅力的教授告訴過我它會很有用。不過，我當時并沒覺得它會有什么影響或很實用。大學四年級時，我抓住機會在俄羅斯做了一年助教，當時正值從共產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高潮時期，經濟學家無處不在，到處為中央銀行、財政部以及負責私有化的部門提供建議。這段經歷讓我有機會看到經濟學家能擁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我當時就想：哦，這就是經濟學家的工作。我可以成為一名學者，這比從政更適合我的性格，同時還能真正影響世界。

HBR：將科學實驗引入經濟學為什么花了這么長時間？

埃絲特·迪弗洛：我當時想這件事太難也太貴了，但實際上它并沒有那么難，而且比長期執行錯誤政策的成本要低。剛開始的所有工作都要靠手動完成，不過我們后來創建了J-PAL來更容易地推進工作。現在，年輕人如果想開展這樣的實驗，她就能獲得相應支持。

HBR：你和阿比吉特是如何建立起可以斬獲諾貝爾獎的協作關系的？

埃絲特·迪弗洛：你強調協作非常對，而且協作的范圍遠遠超出了我們兩個人。這項工作需要不同技能：實驗設計需要創造力，保證各項事務按時推進需要條理性，分析工作需要你能構建清晰的模型并加以解析，諸如此類。這樣的工作本質上就適合團隊協作。諾貝爾經濟學獎與其說是表彰某項具體發現，不如說是對你對整個領域產生廣泛影響的肯定，而我們的影響源自通過J-PAL投入精力搭建了一個網絡，到今年年底，這個網絡的影響力將覆蓋6.5億人。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影響力并非來自撰寫更精妙的論文，而是推動一場運動。這與你剛問的協作有所不同，但對我們的成功至關重要。

HBR：你身兼數職，既要授課、做研究、出差，還要提供政策咨詢，同時還要撫養兩個孩子，你是如何平衡這一切的呢？

埃絲特·迪弗洛：我平衡得不太好。我總是從一件事忙到另一件事。工作中學生永遠是第一位的，如果他們想見面，我隨時都有空。在家里，阿比吉特和我都覺得我們做著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所以我們會一直對這份事業充滿熱情。孩子們也很適應這樣的狀態，他們會偶爾拿我們開玩笑，但同時也會好奇，喜歡問各種相關的問題。我覺得沒必要把工作和生活分開，工作也是生活。

艾莉森·比爾德（Alison Beard）| 訪

孫燕 | 編輯

本文選自哈佛商業評論2025年10-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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