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澤華：我與“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

社會史是個老問題，但一九四九年以后，社會史這個詞幾乎從史學中消失。南開學人率先重新提出研究社會史問題。

就我記憶，過程大概是這樣的。一九八三年秋，開完“中國地主階級學術討論會”后，我與馮爾康，還有《歷史研究》的諸葛計，一同乘火車去桂林參加“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學術討論會”。在車廂里一塊閑聊，馮爾康提出應該研究社會史，當即得到我與諸葛計的支持。此后，馮爾康寫了一篇《開展社會史研究》的文章，發(fā)表在《百科知識》上。一九八五年，我被選任南開歷史系主任，從那之后，經過細致的學術準備，一九八六年六月，南開大學歷史系成立了以馮爾康教授為主任的我國第一個中國社會史研究室；同年十月，在南開大學舉辦了“首屆中國社會史學術討論會”,學術界同仁認為這次會議首開新時期中國社會史研究之先聲。

會議主要由馮爾康同志操持，我從旁協(xié)助，另外又邀請《歷史研究》編輯部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合作辦會。會前，我還請社會學系主任蘇鴕同志幫助聯(lián)系費孝通老先生，希望他能出席會議給撐撐門面。南開是第一家重新開辦社會學系的，費老是撐門面的兼職教授，與蘇鴕交往密切。蘇鴕對我們的會議也很支持，打保票說能請到費老出席，那時費老已是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我與蘇鴕專門赴京面請。費老倒是客客氣氣接待了我們，但對我們的議題似乎沒有留意，也沒有興趣，也不想發(fā)表意見，弄得我們很掃興，無奈只好灰溜溜地離開。我當時頗有點感觸，大概是我們倆面子太小，不夠格!算啦，沒有大人物賞光，那就由我們一群小人物自辦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開會儀式也來了個大改革，不設主席臺，不請頭面人物。第一次會由我主持，除了教務長從臺下上來表示對客人歡迎，接下來就進入會議主題，請成露西(美籍華裔著名社會學教授，正在南開訪問)、馮爾康和王玉波同志做主題發(fā)言。簡化了儀式，增加了實質性內容，得到出席會議者的贊同。

自此以后，我主持的多次學術討論會，一概免去形式主義，學人的事學人辦!難道非請大人物不成?

據馮爾康同志回憶，費老在會議即將結束時接見了主辦方及部分與會學者，約二十人，發(fā)表了談話。

此后，南開與史學界一部分學人積極開展了中國社會史研究，并取得明顯成果，逐漸成為史學界的一個熱點；組建了“中國社會史研究會”,馮爾康教授被推選為會長，我一度是學會的常務理事。二〇〇〇年九月，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通過教育部審批，成為“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建設計劃”的入選機構。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是學校根據教育部深化科研體制改革的精神及建設一流的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科研基地的要求，以中國古代史和中國近現代史兩個國家級重點學科為依托，以“二一一工程”建設項目“中國社會歷史”為基礎組建的。

社會史中心主任，按說應該由馮爾康同志擔任，由于他年過六十五歲，而按教育部章程規(guī)定，六十五歲不能任職，同時他又到退休之年。主持籌建事務的張國剛教授是系主任，按規(guī)定又不能兼任。于是提議由我擔任，而我也六十四歲有余(我退休要晚一些)。盡管我一直是社會史研究的積極支持者和參加者，但我主攻方向畢竟不在這里。我實在猶豫不定，建議另謀他人。張國剛一一數人頭后說，你不接受，事情就很難辦，甚至成為一個麻煩問題。主管校長也出面說項。我也有很大壓力，萬一沒有通過，我將處于十分尷尬的地位。話說回來，我是老南開人，又是古代史學科和“二一一工程”項目“中國社會歷史”帶頭人，南開的事，我也不能袖手旁觀，最后就應允了。“中心”被批準之后，社科處處長幾次談到被批準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這個帶頭人被評審者認可。所幸的是，總算沒有因我而砸鍋!

我既擔任主任，自然也要做點事，回想起來，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充當和事佬；二是提倡大社會史(廣義)研究。

說和事佬，就是調和矛盾。按規(guī)定，“中心”與歷史系是平級的，都直接由分管副校長主管。“中心”與歷史系應該各有自己的圈子(人事編制、空間、設施等)和利益(財務、項目等),互不相干，但實際上根本做不到。比如，“中心”必須有四百平方米的空間，沒有就否決。南開歷來房源緊張，歷史學科尤甚，學校上哪里給弄來四百平方米?只好把教研室臨時掛上“中心”的牌子，教育部社科司也可能睜著一只眼閉著一只眼，未加細究。“中心”立項之后，很多實際問題就凸現了。“中心”與歷史系分合的矛盾表面化。從實際出發(fā)，我只能做“和事佬”,提出十六字方針：“分則兩傷，合則兩利；利益有別，共享有異。”在我這個老頭面前，諸位少壯也就不好說什么了。這樣把“中心”與歷史系整合在一起，對后來的發(fā)展是有利的。

說到社會史，它究竟是領域問題、方法(理論)問題，還是視角問題，至今仍爭論不休，另外也有廣義與狹義之爭。我主張撇開這些爭論，不必拘泥某種意見，從南開人員的實際和課題出發(fā)，來組織隊伍和立項。立項無疑有限制，這樣就使一些人難于參加進來，對我頗有意見，我也顧不上了，只能以立項來說事，誰能申請立項、被批準就能分一杯羹。我不能離開立項而遷就人，即使是大專家也顧不上了。一開始設置了四個研究室，也就是研究方向：

其一，社會思想與大眾心態(tài)史研究室；

其二，傳統(tǒng)基層社會與國家權力研究室；

其三，社會生活與風俗史研究室；

其四，區(qū)域社會史研究室。

立項之后我很少管事，由承擔者自己負責。隨著年歲更大，我多次提出不再擔任中心主任，有幾次面對書記、校長，提出退下來，都被他們同聲婉拒，不予考慮，大約他們仍需要一位“和事佬”吧，直到我七十歲，才得以了結。

來源：劉澤華《八十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