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少將誤把嗎啡當奎寧下發，眾傷員服后如同發狂，聶榮臻救了他

1933年六月，贛南新泉的稻田剛冒尖，紅一軍團的簡易衛生所里卻被瘧疾折磨得人聲嘈雜。短短半個月，發冷發熱的號子此起彼伏，戰士們躺在稻草墊上直哆嗦，奎寧成了最搶手的救命丸。

這天拂曉，繳獲品清點完畢，幾只未貼標簽的褐色小瓶被送到軍團衛生部。瓶口塞著軟木，散出淡淡苦味，看形狀、聞氣味，都像奎寧。部長姜齊賢拍板：“趕緊分下去，別讓弟兄們再拖著。”沒人想到，這一次的“及時雨”埋著雷。

兩個時辰后，機要科黃科長和警衛連指導員先服了藥。起初，他們汗出如漿，以為藥效發作，不料片刻工夫就精神亢奮，呼喊不停，直往山坡上狂奔。衛生員追上去時，兩人抓胸捶背，面色潮紅，口里只剩一句：“燒！燒！”這種癥狀，瘧疾絕不會出現。

情況很快報告到軍團部。聶榮臻、羅榮桓和羅瑞卿同時趕到臨時病棚。聶榮臻蹲下檢查藥瓶，眉頭擰得像個結：“先封存其余藥品，查來源，不準再服。”隨即，他讓警衛找來犬只做皮試以辨藥性——在當時，這是最可靠也最原始的辦法。

封存的藥渣很快顯出真相：嗎啡。劑量還不算小，數十名瘧疾患者已服下。嗎啡本是鎮痛劑，大劑量卻會先興奮后抑制，若再對癥下錯藥，輕則嘔吐，重則呼吸停止。聶榮臻臉色陰沉，卻沒有立刻追責，而是吩咐：“先救人，再分清責任。”

醫療班動作麻利，將服藥者集中監護，強迫催吐、灌水、冷敷，一陣折騰，總算無人殞命。黃科長等人醒來后神智尚迷糊，見政委守在床邊，尷尬得直咧嘴。聶榮臻安慰一句：“誤服而已，別胡思亂想。”轉身又叮囑衛生部：繳獲藥若無標簽，先試驗，后登記，不許憑經驗瞎猜。

姜齊賢是1928年畢業于南京軍醫學校的中校醫官，長于急救，卻在這回闖了禍。他向聶榮臻請罪，自認懲處在所難免。聶榮臻卻擺手：“工作疏忽要批評，但亂扣‘敵特’帽子，只會寒了人心。”一句話，把調查轉向制度漏洞，而非個人動機。

不得不說，這種處理方式在當時并不常見。蘇區保衛形勢緊張，稍有差池就會被懷疑“破壞”，輕則隔離，重則槍決。聶榮臻堅持“保護好人和打擊壞人同等重要”，既給了醫務人員活路，也為以后紅軍的衛勤規程奠了基。

藥物匱乏的困境，并非一次烏龍能夠概括。耿飚回憶自己長征出發前患重瘧，高燒時滿身濕冷，卻只分到兩粒奎寧。姜齊賢實在沒藥，勸他留在蘇區靜養，耿飚死纏硬磨才跟上隊伍。后來靠貴州老中醫配的斑蝥桂圓丸才撿回性命，但那副藥吃完四肢麻木、頭發大把脫落，可見副作用之猛。

戰斗間隙，獸醫藥品也常被挪作人用。直羅鎮一役，耿飚頸部被彈片劃開，鮮血直流。衛生主任戴濟民趕了兩百里山路，拿出“嶄新的繃帶”和消炎針，傷口清洗得干干凈凈。耿飚調侃：“舍得下本了？”戴濟民笑說：“都是繳獲敵軍獸醫營的存貨，比茶葉水強。”

這些細節透露出一個事實：在物資最匱乏的年代，紅軍對待醫療的態度并非“湊合”，而是盡力用有限資源做最安全的選擇。聶榮臻立下的“試藥”原則，此后被各軍團沿用。直到抗戰初期，八路軍野戰醫院仍保持“犬試”和“小劑量自試”兩道關，藥品誤用再未出現大規模事故。

有意思的是，這場嗎啡當奎寧的插曲，成了姜齊賢軍旅生涯里唯一一次“黑歷史”。1949年，他已是四野衛生部副部長，參與組織渡江戰役后方救護，大大小小上萬名傷員轉運無一差錯。授銜時，陳毅半開玩笑：“別再把嗎啡當奎寧了。”姜齊賢只得苦笑作答。

從制度角度看，聶榮臻當年的處理，顯示了對基層專業人員的尊重。他沒有簡單歸咎于“階級成分”或“出身”，而是抓住“識別流程”這一薄弱環節。試想一下，如果貿然把姜齊賢、戴濟民推上審訊臺，紅軍原本就薄弱的醫療體系恐怕瞬間癱瘓。

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初，中央軍委頒布《紅軍衛生行政暫行條例》，其中對繳獲藥械的鑒定流程寫得清清楚楚：未知藥品須“試犬”或“自試”，并建立“副作用登記冊”。條例起草人之一正是當年親歷誤藥風波的戴濟民。他在備注里加了這樣一句：“血寫的教訓，絕不可忘。”

如今看來，那幾年紅軍衛勤工作的進步，與一連串慘痛經驗密不可分。嗎啡誤發事件雖然驚險，卻讓隊伍認識到制度的重要性，也讓技術人員意識到責任的分量。姜齊賢后來常對學員說：“當醫生，失誤就是死人。那天，要不是聶總攔住，我這輩子再不能拿手術刀。”

戰爭年代，槍彈能奪命，瘧疾同樣能奪命。偏偏救命的奎寧和致幻的嗎啡形色相近，一旦搞錯，后果難以彌補。聶榮臻的穩妥處置、羅榮桓的組織協調、羅瑞卿的保衛審慎，三位日后共和國元帥在風雨飄搖的蘇區交出了一份冷靜而負責的答卷。這份答卷沒有豪言壯語，卻在關鍵時刻保住了一支軍隊的醫療骨干，也間接保住了無數士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