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的四野45軍,前身為東野八縱,屬于東北解放軍第二批成立的主力縱隊,實力很強。該部歷史上,最有代表性的領導是黃永勝,遼沈戰役期間洪學智也當過八縱司令員,戰后又換回黃永勝。而八縱整編為45軍后,首任軍長也是黃永勝,他帶著這支老部隊,打完了平津戰役。
不過黃永勝掛“軍長”這一職務的時間,還真不算長,因為1949年四野建立起4大兵團,以適應南下作戰的指揮需要。黃永勝的45軍,在這個時候劃給了蕭勁光任司令員的四野第12兵團,黃永勝不是這個兵團的干部,也就不再當45軍軍長,但其實也升職了,他成為劉亞樓第14兵團的副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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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野司自然就要另派一位新軍長,接替黃永勝執掌45軍。熟悉軍史的讀者都知道,通常第二任軍長的過往資歷、地位,會稍遜于首任軍長;并且原先的副軍長,升任軍長的概率不小,畢竟熟悉這支部隊,接老上司的班順理成章。但45軍當年并非這種情況,接替黃永勝位置的人,相對45軍而言,算是個“空降”的干部,此人履歷十分顯赫,交接工作時黃永勝對他畢恭畢敬。
被野司派來的新軍長,名叫陳伯鈞。解放戰爭中,他在東北打的仗沒有黃永勝那么多,但職務十分突出。陳伯鈞早就是兵團副司令了,東北野戰軍時期,陳伯鈞就近距離輔佐蕭勁光,擔任東野第一兵團副司令員。他的這個職務,延續到了四野時期,整編之后他是12兵團的第一副司令,兼任45軍軍長。所以此時的陳伯鈞,不光職務很高,還實際掌握一線主力部隊,足見組織對他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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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紅軍和抗戰初期,陳伯鈞的職務地位也要強過黃永勝。陳伯鈞在紅軍早期,就當過15軍軍長;黃永勝在紅軍時的最高職務,也僅為師長。事實上多數后來的開國上將,早期職級達不到紅軍的軍一級,黃永勝的紅軍師級履歷,屬于上將標配,陳伯鈞顯然是“超標”了。
另外長征過程中,陳伯鈞還擔任過紅五軍團參謀長,再后來升任紅六軍團政委,成為地地道道的軍團級干部。他不光職級高,整個過程還跨了三大方面軍,在多個體系工作過,這種經歷在高級將領里面比較罕見。毛主席十分看重陳伯鈞,得知他在賀龍手下獲得升遷,還專門寫親筆信祝賀這位愛將。
在紅軍初期,上級的一些方針和要求,常常背離紅軍生存發展的實際,教員因此一度處于逆境,陳伯鈞則立場堅定堅決擁護,為此他也受到牽連被撤職。但這樣的挫折,也讓教員看到了陳伯鈞的寶貴品質和意志力,將來會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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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殊的長征經歷,陳伯鈞具備了一定的紅二方面軍背景,所以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他順理成章地被任命為八路軍359旅首任旅長,那是賀老總120師所轄的兩個主力旅之一。此時黃永勝的職務,僅為八路軍115師獨立團副團長,是楊成武的副手,黃永勝跟陳伯鈞的級別差不少。
其實黃永勝與陳伯鈞二人,淵源是很深的,他倆都出自偉人領導的秋收起義,是中央紅軍的代表性將領,彼此也非常熟悉。之所以陳伯鈞后來的名氣,似乎沒有黃永勝那么大,跟抗戰時的個人情況有密切關系。黃永勝一直在前線帶兵,展現出出眾的軍事才能,職務也逐步升遷;而陳伯鈞因為一些原因,1938年被調回后方抓抗大教育工作了,長時間沒有大仗可打,履歷也就沒有黃永勝那么出彩了。
解放戰爭后期,能夠接替黃永勝位置的陳伯鈞,軍事上自然也是很能打的。四野49年整軍后,各軍軍長沒有一個不是虎將,無論是后來的開國上將、中將還是少將,“101”在戰爭進程中能看中的軍事主官,都具備很強的軍事才能,陳伯鈞也不例外。當時在四野,擺老資格是沒有用的,特別軍事負責人,基本都要靠自身過硬的能力上位。
那話說回來,陳伯鈞之前到底為什么低調了那么久,沒多少打仗機會呢?
陳伯鈞年輕時有個特點,就是沖動易怒。出任120師359旅旅長后,有一次安排領取部隊軍費時,需要用車,他對現場一名基層同志的“本位主義”很生氣,認為對方沒有互助精神、不肯幫忙。溝通無果,于是陳伯鈞盛怒之下親自出手,進行了“教育”。其實,那名同志是因為自己身上有任務,才沒有幫359旅。
陳伯鈞的這個做法,當然是犯紀律的,不久后就被投訴到了延安總部。當時人民軍隊正嚴抓官僚主義問題,而陳伯鈞本人,又是老中央紅軍出來的高級將領,軍委自然不會護犢子,要抓典型。偉人很快就把陳伯鈞召回延安學習,嚴肅批評并撤去他的主力旅長職務,由另一位名將王震接替。王震帶領359旅成績很大,以至于后人提起這支部隊,可能都忘了陳伯鈞才是首任旅長。
這件事對陳伯鈞打擊不小,全面抗戰剛一開始,就失去了繼續指揮一線部隊的權利,還被毛主席嚴厲批評;但客觀上,卻也幫陳伯鈞磨練了心性,他在延安檢討、學習,理論水平和個人定力都提升了不少,再也不像從前那么沖動武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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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面抗戰到解放戰爭后期這十余年,論帶兵機會、戰場表現和戰功,陳伯鈞已經被老戰友黃永勝超越。即便放在兵強馬壯、猛將如云的四野,黃永勝的軍事素養和戰績,也屬于第一梯隊,這也是為什么他能在49年軍改時,出任14兵團第一副司令的原因。事實上到了戰爭末期,黃永勝更是被提拔為13兵團的正牌司令員,接替了老首長程子華的位置,這就是后話了。
盡管如此,陳伯鈞畢竟早期職務、貢獻突出,論軍事生涯的整體履歷和威望,比黃永勝只高不低,后者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49年交接45軍工作時,黃永勝對繼任軍長陳伯鈞極為敬重,態度謙恭,把部隊的詳細情況,事無巨細地交接清楚,才到新單位赴任。
黃永勝當時擔子也很重,因為他在新部隊的上司是劉亞樓,治軍十分嚴格。本來劉亞樓是野戰軍參謀長,軍改后成為四野14兵團司令員,他那段時間也在和蕭克交接野司的工作,一直沒到兵團部,所以14兵團成立后,實際是由黃永勝挑起大梁。
黃永勝帶兵有一套,在老部隊八縱、45軍時很有威信,調教出一支有戰斗力的王牌部隊。也正因如此,49年上級讓陳伯鈞接手45軍,可謂用心良苦。這支部隊主要就是黃永勝帶出來的,若換了資歷淺一些的新軍長,還真未必能鎮得住;陳伯鈞則完全不存在這方面的問題,很快就對45軍如臂使指了,不久后他們南下作戰,參與打出衡寶戰役、廣西戰役等名局。陳伯鈞終于趕在解放戰爭的收尾期,獲得了一些直接指揮戰績,多少彌補了之前長期缺陣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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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陳伯鈞在抗戰時期的經歷,使得他非常擅長抓軍隊教育工作,把實戰與軍事理論結合起來,撰寫了一些知名的軍事著作,如《論運動防御》、《游擊戰術中的襲擊與埋伏》,都很有教學指導意義,陳伯鈞在專業領域的水平確實很高。建國后,陳伯鈞也主要負責這一領域,擔任過高等軍事學院院長。他跟黃永勝一樣,1955年都獲得了上將軍銜。
相比起老戰友陳伯鈞,黃永勝在新中國的軍職更高,當過大軍區司令員,六十年代還升任總參謀長。但他的生涯進程,顯然不如陳伯鈞平順。1974年2月,陳伯鈞將軍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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