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CMF專題報告發布

本文字數：14573字

閱讀時間：44分鐘

12月24日，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12期）于線上舉行。

本期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劉鳳良主持，聚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解讀”，來自政界、學界、企業界的知名經濟學家王一鳴、毛振華、李稻葵、張曉晶、沈建光、鄒靜嫻聯合解析。

論壇第一單元，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鄒靜嫻代表論壇發布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

報告圍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一、從“五個必須”看政策思路的變與不變

二、從“八項任務”看未來中國經濟“大圖景”

三、總結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最重要的有兩個部分：一是“五個必須”，這是方法論的內容，告訴大家下一步“怎么做”，二是“八項任務”，是明確列出的任務清單，告訴大家“做什么”。

本報告將圍繞“五個必須”，分析政策思路的變與不變，變的部分可總結為“五個更加”，然后提出關于中國宏觀經濟的五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包括：1）“供強需弱”現象何以長時間存在？2）投資-消費如何步入正向循環？3）“投資于人”的現實操作難點？4）結構性改革，為了什么？能做什么？5）“大市場”是免費、自發形成的嗎？

從“八項任務”出發，本報告試圖理出下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頂天-固本-立地”三條主線，并給出“物價-就業-房地產”三組建議重點關注的指標。

一、從“五個必須”看政策思路的變與不變

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五個必須”：必須充分挖掘經濟潛能，必須堅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創新并舉，必須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須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必須以苦練內功來應對外部挑戰。這是黨中央基于過往經濟實踐經驗總結出的規律性認識，也為下一步經濟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動指南。對比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通稿，能感受到以下幾點變化，可總結為“五個更加”：（1）對經濟前景更加有信心，（2）更加強調主觀能動性和內生動力，（3）更加強調政策定力，（4）更加強調政策協同性，（5）更加強調協調發展。

（一）學習體會：會議反映出的“五個更加”

1、對經濟前景更加有信心

在對經濟形勢的整體判斷中，會議提到“我國經濟發展中老問題、新挑戰仍然不少，外部環境變化影響加深，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這些大多是發展中、轉型中的問題，經過努力是可以解決的，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改變。要堅定信心、用好優勢、應對挑戰，不斷鞏固拓展經濟穩中向好勢頭。”

這一表述顯示出高層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信心，支撐理由至少有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經濟在內外部壓力下實現了經濟平穩增長，且宏觀治理效能正獲得日益廣泛的國際認同。從數據來看，2025年中國前三季度GDP增速同比增長5.2%，四季度GDP增速大致在4.6%左右，全年5%增長目標的實現基本無虞，“十四五”即將圓滿收官。同時，12月以來各國際機構紛紛調高對中國增長預測。例如，IMF預計2025年中國經濟增速為5%，較10月預測上調0.2個百分點。世界銀行12月預測也較6月份上調0.4個百分點。這些預測上調,既是一種判斷，更是一個信號：反映出國際機構對中國經濟前景的預期日趨樂觀，也表明中國經濟的轉型路徑與宏觀治理效能正獲得日益廣泛的世界認同。世界銀行將2025年定為“就業之年”，指出就業是各國加強經濟韌性、提升人民尊嚴的重要保障。世行給出了五大具有高就業潛力并能激發本土經濟活力的行業：基礎設施與能源、農業產業、醫療保健、旅游業和制造業。可以看到，這都是中國過去高度重視發展的行業，也再次證明了中國的治理經驗正得到世界認同。

第二，面對美國的經貿打壓，中國出口實現逆勢增長，彰顯出中國供應鏈與出口企業的強大韌性和適應能力。對于外部環境的判斷，去年會議所用措辭是“不利影響加深”，今年改為“影響加深”。措辭趨于中性，意味著后續應對貿易摩擦的相關工作將更趨常態化、長期化。此外，“防風險”任務今年放在“八大任務”最末，而前兩年都在幾大任務更靠前位置。這些判斷變化背后具有堅實的現實支撐：其一，如果考察今年4月美國對多國發起“對等關稅”后所有國家反應，中國當屬全球唯一一個對美形成有效反制的國家。同時，部分之前從中國流出的企業現在又有回流跡象；其二，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始至今，中國從上到下都已積累了相當的斗爭經驗、斗爭智慧和斗爭勇氣。盡管今年來美國在貿易領域仍動作頻頻，但中國各界反應已日趨平緩，反映出在心理準備和應對策略上都更加成熟和從容。

第三，也是最為根本的一點，就是面對美國的技術封鎖，中國的發展步伐并未停滯。回顧美國發起貿易戰的初衷，或者說，貿易戰初期中國最為擔憂的，就是自身前沿技術突破和長期增長路徑被阻斷，甚至陷入“失去的N十年”。然而，自2018年中美首輪貿易戰開啟至今，七年時間已經過去。面對美國持續的技術封鎖，中國在前沿科技領域的發展道路不僅沒有被阻斷，反而在“卡脖子”的壓力下，催生出了一批高新技術和國際領先企業。近年來，中國在AI大模型上與美國差距迅速收窄，芯片領域自給率快速提升，“三新經濟”增加值占比持續攀升，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速長時間高于工業整體水平（見下圖）。資本市場上，AI大模型、自動駕駛、國產算力等相關企業股價表現活躍，僅算力領域四家領頭企業[1]合計市值就突破了1.6萬億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也逐漸意識到，封鎖不僅不能阻止中國前進，反而事實上加速了中國的技術進步。因此，美國近期開始逐步放寬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

圖1、“三新經濟”增加值占比（%）

圖2、工業增加值累計同比增速（%）

2、更加強調主觀能動性和內生動力

今年我國出口表現非常搶眼，但即便如此，內需仍是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第一任務上，習近平總書記更是親自發文闡述《擴大內需是戰略之舉》。

內需如此受到重視，主要基于兩方面原因：一是必要性，作為大國，中國經濟穩定的根基不可能寄希望于他國政策，而必須堅持“辦好自己的事”。二是可行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當今世界，最稀缺的資源是市場”。中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這是許多國家“學不來、求不得”的寶貴資源，必須充分利用好這一獨特優勢。舉例來說，對一家科技初創企業而言，若需要500萬用戶才能跨越創業初期門檻，這在中國僅相當于不到0.5%的市場占有率，實現難度遠低于人口千萬規模的國家。這也使得眾多滿足“小而美”長尾需求的企業在中國能夠找到生存發展空間。

在提振內需的具體思路上，今年表述出現了一個重要變化：“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這意味著政策重心進一步向“增收”這一根本性辦法傾斜。同時，“計劃”一詞，表明這將是一套有部署、成體系的系統性安排，可能涉及收入分配、個稅、社保、就業等多個領域的一系列政策組合；此外，會議繼續沿用“著力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的“四穩”表述——通過“穩企業”來“穩就業”，進而“穩收入”，體現出政策抓手更加精準。

3、更加強調政策定力

會議指出，“明年經濟工作在政策取向上，要堅持穩中求進、提質增效，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

（1）政策定力會體現在下階段存量政策-增量政策的關系上

政策定力的第一點，體現在對“存量政策”與“增量政策”關系的把握上。我國經濟中目前出現的很多問題都是老問題，對于問題癥結研判和政策發力方向大多已有較強共識。結合財政資金約束，當前工作的重點在于把既有政策落實到位、提質增效。因此，預計今年財政赤字率仍維持在4%左右。

不必急于出“奇招、新招”，把既有政策落實到位就能有明顯效果。以拖欠賬款這一老問題為例，盡管中央多次開展專項行動，但在執行過程中，許多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仍顧慮“贏了官司，丟了業務”，導致在上級督查時也不敢反映實情，這反映出營商環境與法治環境仍需持續優化；再如，我們在調研過程中發現，即便中央出臺了各類惠企政策，但到了地方，很多企業不知道怎么申請、自己有沒有資格申請、找哪個部門申請以及需要哪些材料等，導致很多上面的好政策都堵在了落實這“最后一公里”。

在夯實存量政策的同時，增量政策也有一定空間。僅就消費領域而言，近年來政策多側重于中低收入群體、縣域經濟、年輕人及學生等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群體。然而，廣大高收入群體的消費潛力尚未被充分激發。雖然該群體邊際消費傾向相對較低，但結合其高收入水平，其消費需求仍是相當可觀。基于中國微觀家庭數據的研究表明[2]，中國收入最低20%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大約0.6-0.9，而最高20%高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大約0.2-0.4。兩組邊際消費傾向差距雖明顯，但遠小于相應收入水平差距。因此，在促消費上可更多關注高收入群體。目前，這部分群體在高端醫療、教育、定制化保險等服務領域的需求未能得到很好滿足，導致這部分消費大量外流。除供給不足外，社會輿論壓力也制約了高收入群體的消費意愿。社會應當倡導理性、健康的消費觀念：只要收入來源合法、消費內容正當，且消費水平與收入相匹配，就不應受到無端指責。必須認識到，高收入群體的需求同樣是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高收入群體需求也能創造很多就業機會，激活這部分消費對擴大內需具有重要意義。

（2）政策定力是我國“一張藍圖繪到底”的重要保障

更想強調的是政策定力的第二個方面——它確保了國家政策的連貫性與可預期性，這構成了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區別于許多國家的顯著制度優勢。中國已連續實施14個“五年規劃”，正是這種“一張藍圖繪到底”的長期規劃機制，保障了各項戰略的平穩銜接與持續推進。

以出口為例。今年中國出口實現超預期增長，其中有兩個問題值得探討：第一是中國出口“為何能行”？相關討論已較為充分，涉及企業積極開拓非美市場、量價調整、提前布局等因素，不再贅述。更值得問的是第二個問題：“為何是中國？”——在全球貿易格局日趨碎片化的今天，為何偏偏是中國接住了全球出口這“潑天的富貴”？這背后離不開中國完備的產業體系、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持續釋放的“工程師紅利”。從更長期的視角看，這更得益于中國長期的政策定力——始終堅持制造業的重要地位，沒有盲目跟隨美國轉向服務業主導的發展模式，在國內外諸多質疑聲中堅定不移壯大制造業，堅持“市場+政府”協同培育產業的路徑，才使中國成為今天全球制造業的效率高地和成本洼地。

十多年前，一種流行觀點認為產業結構轉型存在一套客觀規律，即隨著人均收入提升，第二產業占比將呈現“倒U型”變化，第三產業比重持續上升。因此，有人將服務業比重提高簡單等同于產業升級，甚至視制造業為“低端、低附加值”的產業。彼時，美國以金融與尖端科技為主導的發展模式令很多人羨慕，“中國八億件襯衫換一架大飛機”曾是這一階段的悲情寫照。然而如今回望，若非當年對制造業的堅守，中國今天在面對美國技術封鎖時就不可能有如此底氣。

筆者的幾項研究也可為制造業重要性提供跨國比較的證據。其一，我們發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往往存在一個共同特征：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過早，即在制造業基礎尚未夯實之時便匆忙轉向服務業，此時轉向的大多是低技能、低附加值的生活性服務業，結果導致“服務業上不去，制造業也回不來”。一旦陷入低端服務業“鎖定”，試圖通過勞動力回流制造業以實現“再工業化”，鮮有成功案例；另一發現是，“人怕入錯行”這句話是非常有道理的。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的分析也印證了這一點：初次就業于生活性服務業的人員，超過70%仍留在該領域；而初次就業于制造業的人員，留駐比例更是超過80%。這說明勞動力的跨行業/跨部門流動并非易事，一旦在產業變遷中落后，很難轉向新興產業。在技術快速變革的今天，這也凸顯了“投資于人”、推動包容性發展的必要性。

表：非農戶籍就業人員的行業轉換概率

中國政策定力的另一體現是對產業政策的長期堅持。圍繞產業政策的爭論持續多年，中國也長期受到一些國際機構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詬病，光伏產業一度被視為中國產業政策失敗的典型。然而今天來看，如果沒有中國以十年為周期在產業政策上的持續投入，就難以形成如今“光伏?–?特高壓?–?新能源”從“生產-傳輸-利用”的完整能源閉環[3]。正是當年在爭議中堅持發展的光伏產業，才使今天中國新能源行業得以在世界范圍內實現“降維打擊”。

再如，如果我們回看《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會發現其中提到的“16個重大專項”[4]已前瞻性地納入“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礎軟件產品”、“極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技術及成套工藝”等如今涉及“卡脖子”風險的關鍵技術；《綱要》中“27項前沿技術”[5]中就包括今天發展最為迅猛的“虛擬現實”、“智能服務機器人”、“分布式供能”等技術。需知，這份《綱要》提出于2005年底，全稱是《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正是這種提前數十年前瞻布局，并久久為功的政策定力，才奠定了今天中國超強工業能力。當年屢屢批評中國的西方國家如今也想要借鑒中國的產業政策，但受限于體制差異，在政策連續性與定力上難與中國相比。

4、更加強調政策協同性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到，要求“增強政策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相比之下，去年提的是“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今年將“有效性”調整為“協同性”。政策協同至少體現在三個維度：

一是各部門出臺的各類政策間協同。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同，各類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政策協同，都要圍繞“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這一要求，政策一致性評估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

二是地方政策與中央政策間的協同。例如，不能一方面中央在出各類刺激經濟政策，另一方面地方又大幅增加針對企業的各類非稅收入。

三是地區間政策的協同。經濟學里一套經典理論就是“GDP錦標賽”，有學者認為這是中國過去高增長的制度基礎，但相應產生的弊端就包括地方保護主義、各地“斷頭路”等現象。現在就是更加強調“因地制宜”，各地都要找準自身發展定位，走差異化發展路線，更好服務于“全國一盤棋”。例如，此次會后各省負責人在學習中央工作會議時，北京談到要“建設北京（京津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山東學習通稿提到要“打造現代海洋經濟發展高地”，青海省談的是“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建設好三江源祁連山青海湖等國家公園”，這都是各地走差異化路線的最新體現，不再是“唯GDP論”。

5、更加強調協調發展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表述中，“協調發展”理念在多處得到體現。對于大國而言，發展往往需要在多重目標間尋求平衡，做到“既要、又要”。事實上，這些目標之間常常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關系，而非簡單對立，包括：（1）供給-需求的統一辯證關系；（2）投資-消費正向促進的關系；（3）投資于物-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關系；（4）刺激政策-結構性改革相輔相成的關系；（5）政府-市場間“放得活，管得好”的關系。

（二）關于中國宏觀經濟的五個思考問題

在談完對“五個必須”的學習體會基礎上，還想以五個問題引出對中國經濟的幾點思考，分別是：（1）“供強-需弱”現象何以長時間存在？（2）投資-消費如何步入正向循環？（3）“投資于人”的現實操作難點？（4）結構性改革，為了什么？能做什么？（5）“大市場”是免費、自發形成的嗎？

1、“供強-需弱”現象何以長時間存在？

就供給-需求關系來看，以往更多強調需求不足這一側，而今年則是將需求不足置于我國“供強需弱”的背景下進行討論，表明更強調供給-需求的統一辯證關系。例如，何謂“產能過剩”——這是相對需求而言的，需求起來了，就不存在過剩了。同樣，“需求不足”中的“不足”既涉及國際橫向比較，也指向相對于自身經濟增長目標而言的缺口，還包含與供給產能的相對不足。

那么，如何理解“供強需弱”現象的產生呢？若依據經典西方經濟學理論，很難理解為何在需求偏弱的情況下，供給仍在持續增加。教科書的預測應該是“需求走弱-價格下降-供給減少-市場出清”。但現實情況是，1）微觀層面，地方政府對域內企業的補貼，企業進入易退出難，企業想拖垮對手以占領市場，以及機器一旦停產可能造成巨大損失等原因，都可能導致企業即便不掙錢也要繼續生產；2）宏觀層面，企業不掙錢也要增產，在宏觀上的表現就是產能“易增難減”，疊加中國“高效率、低成本”的制造業優勢，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在全球制造業增加值比重整體呈大幅上升態勢[6]。2004年中國這一份額僅在8%左右，此后一路攀升，近幾年都維持在30%左右。但與此同時，支撐需求面的人口增長卻比制造品增長難得多。數據上看，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持續下降，從2004年的20.0%一直一路降至2024年的17.3%（見下圖），這也是“供強需弱”的宏觀背景。

圖3、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及人口占世界相應比重（%）

注：中國人口數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世界人口數來自世界銀行公布的全球年中人口數。

給定目前“供強需弱”背景，總體改進思路可遵循以下三大方向：第一，是始終強調的提振內需；第二，在供給端優化產能和供給質量，例如，對一些“內卷”嚴重的行業加強更高層面的產量統籌；第三，供強需弱也決定了我國強出口格局。對此，一方面我們應該持續優化出口結構并適當增加進口，另一方面，更需著眼長遠，思考如何從“創造順差”轉變為“用好順差”，如何將因當前巨額貿易順差（今年前11個月已經突破1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帶來的“國際壓力”有效轉化為“國際能力”，包括：國際市場議價能力、國際標準制定話語權、中國企業出海支撐力以及全球金融市場影響力。

2、投資-消費如何步入正向循環？

今年年中，學界曾就中國增長模式是“投資驅動”還是“消費驅動”，以及是否存在真正的“消費驅動”模式展開激烈爭論。事實上，一個大國完全沒有必要“自廢武功”、自縛手腳，投資、消費都重要。一方面“投資于物”、“投資于人”均可促進消費。另一方面，強勁的消費需求也會提振企業預期，進而鼓勵其擴大投資。二者并非對立關系，而是可以協同并進、相互促進。

但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是一種“可能性”——消費、投資正向促進的可能性，但現在更緊迫的是，如何使經濟步入這樣一個正循環？現實數據看到的是：一方面，消費仍需政策花大力度維持，另一方面，以東部及投資大省為代表的省份投資下滑明顯。就像我們說一個人“身體健康-心理健康”間可以正向促進，這是一種“可能性”，但現在“真問題”是如何把一個人身心狀態欠佳的人帶入身心正向循環中？

經濟的正向-負向循環這一問題十分關鍵，也影響到我們對當前“內卷”問題的理解。現在談及“內卷”，很多人把“板子”打在地方政府“有形之手”上。但需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地方政府的“有為”，之前就可以是“經濟增長放大器”，到今天就只是“內卷助推器”？——關鍵原因在于宏觀環境的變化，當經濟缺乏一個足夠大的推力把它帶入正向循環后，經濟就只能進行“存量競爭”，而無法開拓“增量競爭”，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只會成為存量競爭里的“內卷”推手。

如何進入正循環？——內需很重要，內需中的消費是收入的函數，那如何提振收入呢？——以企業為抓手，企業要有利潤——企業如何有利潤呢？答案似乎又繞回消費了。這種循環論證本質是源于很多現在討論的變量都是經濟內生變量——是被系統同時決定的。那么，如何改變內生變量？有兩個方向：

一是變函數，對應就是結構性改革的思路。比如，總收入不變，但是收入分配結構更加優化，消費也能增加，這些效果大多是持久性的。但結構性改革的問題就是“道阻且長”，阻力比較大，見效比較慢。

二是調節外生參數。一個經濟體中真正的外生變量主要就是財政、貨幣政策，這些是可以迅速調整的。因此，通稿中也提到“要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要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接下來需落地的問題是，財政政策投向哪里？一是投資于物，如果投資于“面向未來”的新興產業，利弊得失，一句話概括就是“高風險-高收益”，目前“AI泡沫”已經引起全球關注。如果投資于傳統產業，這會對經濟會產生兩股力量：一方面，投資作為GDP一部分會直接帶動國民收入增長，這個過程也會有就業創造和預期提振的效果，進而可能拉動內需。但另一方面，這部分投資可能轉化為產能，進一步增加供給。兩股力量角力，如果消費起來得更多，那投資就起到了“把經濟帶入正向循環”的積極作用。但如果供給端起來得更多，則可能加劇當前的低物價情形；除了投資于物，還可以投資于人（包括教育、健康、“一老一小”、生育補貼等）。此次會議也強調“必須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相比于投資于物，投資于人可以較好作用于需求端，而對供給端刺激較小，但“投資于人”在現實操作中可能面臨一些困難。

下表總結了下階段可能將經濟帶入正循環的幾種政策思路及其利弊得失。可以看到，每一選項都是有利有弊，這對政策方向和力度的把握均提出了很高要求。

3、“投資于人”的現實操作難點？

在操作層面，“投資于人”可能面臨以下幾方面困難：我國地方政府對投資于物的做法熟悉，抓手明確、對象集中、效果立竿見影——通常只需對接幾家企業、上馬幾個項目。相比之下，投資于人則對象（廣大群眾）分散、抓手不明、效果不顯且見效慢，同時沒有一套可公式化的推進流程。

盡管不容易，我們仍應充分認識到，投資于人對支撐長期增長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4、結構性改革，為了什么？能做什么？

結構性改革千頭萬緒，但筆者以為根本目標就是兩點：一是充分釋放人的活力，二是解決好地方政府積極性問題。圍繞釋放人的活力，相關改革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土地流轉、公共服務均等化、社保、養老等方面；在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上，則應引導其更好地服務于“全國一盤棋”，鼓勵各地走差異化發展道路。這需要解決兩個方面問題：其一，保證地方有資源，這涉及財稅體制改革與化債等長期課題；其二，保證地方有激勵，要求建立激勵相容的考核體系。例如，對走生態發展路線的地區應如何評價績效？對發展新質生產力、數字經濟、總部經濟的省份，又該如何科學核算其GDP？這些問題亟待進一步研究與解決。

5、“大市場”是免費、自發形成的嗎？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關政府-市場關系的表述為“放得活，管得好”。我國一直遵循“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組合，而非照搬西方所謂“全盤市場化、去監管化”的自由放任模式。在“統一大市場”建設上，需認識到“大市場”是我們國家得天獨厚、很多國家“學不了、求不來”的優勢，但是“大市場”絕不是免費、自發形成的。若僅憑人口規模就能自動實現“大市場”，那么印度理應在這方面表現最佳。事實上，“大市場”是一種極其昂貴的公共品，其建立需要穩定的營商環境、一整套有軟硬件支撐的信任體系和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7]這背后都需要強大的國家能力作為支撐。在“大市場”中，“統一大市場”更是極為稀缺且不易得的，需要強有力的頂層統籌以打破地區間的“諸侯經濟”和“保護藩籬”。

二、從“八項任務”看未來中國經濟“大圖景”

除了“五個必須”，會議還提出了“八項任務”：一是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二是堅持創新驅動，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三是堅持改革攻堅，增強高質量發展動力活力；四是堅持對外開放，推動多領域合作共贏；五是堅持協調發展，促進城鄉融合和區域聯動；六是堅持“雙碳”引領，推動全面綠色轉型；七是堅持民生為大，努力為人民群眾多辦實事；八是堅持守牢底線，積極穩妥化解重點領域風險。

圍繞經濟發展的“八項任務”，我們可以大致勾勒出經濟發展的“三條主線”以及相應需重點關注的“三組指標”。

（一）經濟發展的“三條主線”

一是“頂天”部分——上限要突破，對應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對應任務二）；

二是“固本”部分——中堅要做實，立足“超大規模市場”，對應“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建立和“內需主導”兩大理念，同時堅持對外開放（對應任務一、三、四、五）；

三是“立地”部分——底線要筑牢，對應民生保障、（安全、防風險）底線思維（對應任務六、七、八）。

（二）重點關注“三組指標”

宏觀指標千頭萬緒、錯綜復雜。為提綱挈領，緊扣經濟發展主線，宏觀治理可重點關注以下三組關鍵指標：

一是物價水平：CPI目標設定在1%左右溫和回升區間，PPI力爭轉正。物價是供需關系的集中體現，是宏觀經濟的“溫度計”。提振物價關鍵在于擴大內需，提振消費。展望明年，物價轉正具有一定基礎，包括“反內卷”政策效應、基數效應和大宗商品價格支撐等。

二是（青年）失業率：力爭低于2025年的水平。就業，尤其是青年就業，不僅事關居民收入、內需，還關乎社會穩定。下階段，青年就業壓力不容小覷。為此，建議采取以下措施：（1）堅持“投資于人”，加強校企聯動，引導就業預期，提升青年就業能力；（2）對企業吸納畢業生給予擴崗補助或稅收優惠，穩定并擴大就業崗位；（3）完善青年就業服務平臺與失業動態監測體系。

三是房地產量價指標：推動銷售面積與價格逐步止跌企穩。房地產被放在八大任務中的“堅持守牢底線，積極穩妥化解重點領域風險”，主要定位于“防風險”。當前房地產市場復蘇動能疲軟，根源在于供需兩側的關鍵制約均未見明顯改善：從需求側看，人口結構因素、居民收入預期不穩，加之風險偏好持續低迷，共同制約購房需求；從供給側看，持房主體普遍面臨房產出清-套現壓力，催生“價格下行-加速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的負向循環壓力。下一步政策大方向是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庫存、優供給。

三、總結

學習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從“五個必須”中可以看到政策路線的變與不變，更可以看到下階段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所在，包括：供給面的強大供應鏈體系，需求面的統一大市場和潛力巨大的內需；政策層面，在于“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政策定力和頂層設計的政策魄力。

根據“八項任務”展望未來，中國經濟將沿著三條發展主線鋪陳開來：一是“頂天”的新質生產力，二是“固本”的擴大內需+統一大市場建設，三是“立地”的民生保障+底線思維舉措。三條主線共同塑造一番有高度（前沿技術）、有厚度（強內需、強供給、堅持開放）、有溫度（民生、兜底）的中國經濟新圖景。

論壇第二單元，結合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各位專家圍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解讀”展開討論。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指出，今年中國經濟的總體走勢為“穩中有進，韌性增強”。所謂“穩”，即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面對外部復雜環境變化帶來的沖擊以及國內發展面臨的困難與挑戰，中國經濟頂住了壓力。前三季度實現5.2%的增長，盡管增速呈現前高后低的態勢，但整體運行平穩，主要經濟指標符合預期。全年經濟增長有望實現5%的目標，繼續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前列，經濟總量有望達到140萬億元左右。所謂“韌性增強”，突出體現為外貿出口實現逆勢增長。自美國于今年4月實施對等關稅以來，各界普遍預判我國外貿將遭受嚴重沖擊。但從實際情況看，盡管前三季度我國對美出口出現明顯下滑，但對非美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卻大幅增長，由此帶動整體外貿出口實現逆勢上升。

明年中央明確部署了八方面重點任務，可概括為：需求端聚焦擴大內需、建設強大國內市場；供給端著力科技創新、推進動能轉換；通過深化改革破解供需失衡難題，實現更高水平的平衡。需求端擴大內需，需堅持提振消費與擴大投資“雙輪驅動”、統籌協調推進。從供給端來看，本次會議著重強調以科技創新培育發展新動能。關于通過深化改革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本次會議明確了多個改革重點領域，包括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等。上述改革舉措將有效增強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與發展活力，推動開啟新一輪增長周期，帶領中國經濟這艘巨輪行穩致遠。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毛振華認為，過去一年及“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在困難中實現量質雙升，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表現亮眼，科技進步與外貿出口是兩大亮點。但價格低迷這一老問題仍然存在，當前價格成為研究經濟工作中的核心風向標，促進價格合理回升已成為重要目標，且治理通縮比治理通脹更具難度。支撐當前經濟的核心亮點在于科技與出口。科技領域成果振奮，DeepSeek、宇樹科技等企業表現突出，貿易戰中展現的強勁競爭力促使美國放松部分出口管制；芯片等短板領域進步顯著，新能源、生物醫藥等形成優勢產業，還構建了科研、產業與資本的有機閉環。同時，需認識到科技企業發展離不開優秀帶頭人，需重視融合型科技人才培養，加大人才投入力度。

外貿出口方面，未來應推動發展更具韌性的國際關系，并加強國別研究、軟實力培養及出海研究整合。鑒于國內需求擴張尚需時日，國際市場依賴度短期內難以降低，因此下階段可借鑒日本經驗，通過海外投資提升GNI，同時需警惕產業空心化、資本外逃等風險。對中國企業而言，下階段出海是必然之路，企業出海形成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是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標志。當前，我國正處于這一艱難的轉型階段，可借助香港及海外華人優勢助力外貿與經濟發展。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指出，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六個堅持”的重要要求，其中第五點明確堅持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回顧中國經濟發展歷程，一條重要經驗貫穿始終——即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由此可見，政府的自身行為、職能定位及激勵機制至關重要。當前，在這一關鍵問題上出現了一些偏差。從本質上看，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核心問題，在于政府仍存在路徑依賴——仍在延續改革開放初期及中期的生產型政府定位。在此定位下，地方政府就難以落實中央提出的全面擴大內需的重要部署。要完成這一任務，需從短期與長期兩個層面推進：短期需重點抓好地方債和房地產兩項工作，長期則需推動地方政府職能轉變。

從短期來看，政府職能轉變需聚焦兩大重點。其一，著力破解地方政府活力不足的問題。當前，地方政府在沉重的債務壓力下，行為出現扭曲，已對宏觀經濟運行形成制約。中央政府需主動擔當，通過增發國債，可借助多種方式置換地方債務，從而為地方政府松綁，進而激活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其二，房地產領域，地方政府需切實履行責任。解決房地產問題的關鍵仍在于充實地方政府財力，建議中央政府可針對房地產領域發行特別國債。例如發行10萬億元特別國債并撥付地方政府，專項用于回購存量閑置未售房源，重點聚焦縣城區域。長期來看，政府職能應從生產型、投資型政府轉型為福利型政府。我國擁有豐富的改革實踐經驗與制度建設空間，完全有能力探索出符合本國國情的福利供給模式。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張曉晶認為，結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需從理論與人力資本財富積累層面深化對“投資于人”的認知。“投資于人”的重要性不僅在于擴大消費，更在于對中美科技競爭、應對無形資本崛起及建設創新型國家至關重要。過去人們對財富的認知多局限于有形物質財富，相應的，現行國民賬戶體系（SNA）及相關資產負債表研究也側重于有形資本。而近25年，無形資本快速崛起，標普500指數中企業價值的80%由其推動。此外，無形資本與人力資本密切相關，而人力資本更是經濟長期增長源頭。世界銀行推出的綜合財富估算已將人力資本納入在內，此舉彌補了SNA體系因忽視人力資本統計而對長期增長和償債能力作用估計的不足。

國際視野下看，全球財富結構中人力資本占比六成左右。中美人力資本總量居全球前兩位，但我國人均人力資本財富僅為美國的1/5-1/7，存在明顯短板。下一步，“投資于人”需兼顧供需兩端，其關鍵在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數據上看，我國中央政府凈財富總量較大，2022年達291萬億。其中，國有股權占比50%，且流動性強，意味著中央還有能力發力。此外，“投資于人”具有公共品屬性，通過中央政府發力可解決地方政府的外部性問題。具體政策建議包括：通過織牢社會安全網、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國有資本收益、盤活存量資產等方式，推動人力資本積累與消費擴大，助力我國邁入高收入經濟體。

京東集團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圍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八大政策信號展開，具體包括：第一，經濟工作思路更加注重釋放潛力和激發活力，而非簡單維持規模增長；第二，宏觀政策更加注重提質增效，而不是進一步加大刺激力度；第三，擴大內需更加注重存量政策優化，而不是簡單的增量政策加碼；第四，發展新質生產力更加注重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融合；第五，“反內卷”更加注重長期化和制度化，而不是簡單行政性去產能；第六，對外貿易更加注重貿易多元化和自主性，而不是被動應對中美脫鉤；第七，房地產市場風險化解更加傾向于長期釋放，而不是短期出清；第八，平臺政策更加注重協同發展、共同富裕，而不是簡單規范平臺企業經營。

展望明年，出口韌性、“十五五”開局基建發力、制造業投資提質回升是經濟三大支撐因素。但消費持續下行風險、地產低迷、產能過剩是三大挑戰。因此，需著力遏制商品零售下行、穩定房地產市場并化解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全球經濟方面，美國面臨穩就業、防通脹、穩股市壓力；歐洲方面，受俄烏戰爭等影響，德國經濟停滯不前，整體PMI低于50；日本雖走出通縮，但加息背景下日元貶值引發擔憂。中國若能穩住房地產與消費，將為“十五五”開局奠定良好基礎。

[1]包括：寒武紀、海光信息、摩爾線程、沐曦。

[2]甘犁，趙乃寶，孫永智（2018），收入不平等、流動性約束與中國家庭儲蓄率，《經濟研究》。

[3]“碳中和”背后的中國能源大三角，遠川研究所，2021.03.

[4]具體包括：（1）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礎軟件產品專項（2）極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技術及成套工藝專項（3）新一代寬帶無線移動通信專項（4）高檔數控機床與基礎制造技術專項（5）大型油氣田及煤層氣開發專項（6）大型先進壓水堆及高溫氣冷堆核電站專項（7）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專項（8）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專項（9）重大新藥創制專項（10）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專項（11）大型飛機專項（12）高分辨率對地觀測系統專項（13）載人航天與探月工程專項（14）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專項（15）航空航天發動機及燃氣輪機（16）深海空間站。

[5]具體包括：靶標發現技術，動植物品種與藥物分子設計技術，基因操作和蛋白質工程技術，基于干細胞的人體組織工程技術，新一代工業生物技術，智能感知技術，自組織網絡技術，虛擬現實技術，智能材料與結構技術，高溫超導技術，高效能源材料技術，極端制造技術，智能服務機器人，重大產品和重大設施壽命預測技術，氫能及燃料電池技術，分布式供能技術，快中子堆技術，磁約束核聚變，海洋環境立體監測技術，大洋海底多參數快速探測技術，天然氣水合物開發技術，深海作業技術，激光技術，空天技術。

[6]李迅雷，如何讓物價合理回升：難點在哪里，2025.12.

[7]文一，《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發展政治學”一般原理批判綱要》，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