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比亞迪、寧德時代等大廠都在漲工資？

最近這幾天，互聯網和大廠圈子里最熱鬧的事，莫過于加薪潮了。

先是比亞迪，接著是字節跳動，再到寧德時代，幾家巨頭幾乎是約好了似的，在第四季度這個節骨眼上集體搞事情。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不就是大公司有錢任性，或者為了留住人才的常規操作嗎？

如果只看到這一層，那還是太年輕了。

在這個世界上，很多看似孤立的新聞，放到一個更大的坐標系里去看，你就會發現：日光之下并無新事。

所有的偶然，其實都是歷史劇本里的必然。

這次大廠加薪，加上最近討論得很火的“萬億順差去哪了”的問題，其實都在釋放同一個信號：中國經濟正在翻越那個最關鍵的山頭——從積累走向分配。

這是一條所有東亞儒家文化圈經濟體都走過的路，不管是日本、韓國、新加坡還是中國臺灣，無一例外。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話題，順便看看在這個大變局下，咱們普通人的機會到底在哪里。

要看懂現在，得先看懂過去。

很多了解東亞經濟史的人都知道，不管是日本、韓國還是咱們，起步的劇本驚人的相似。

你要想在廢墟上搞工業化，第一件事是什么？

不是建廠，而是“土改”。

這事兒聽起來很土，但卻是所有東亞奇跡的地基。

1946年，麥克阿瑟在日本搞了極其嚴厲的農地改革，直接規定地主持有土地上限就是三公頃，多了全部賣給佃農。這一下就把日本幾百年的封建土地制度給干碎了。

1949年，咱們這邊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對岸的中國臺灣也沒閑著，搞了著名的耕者有其田。

1950年，韓國更激進，李承晚政府為了跟北邊搶人心，也是下了狠手分地。

哪怕是新加坡這種沒地的城邦，李光耀也是在1960年搞了HDB公共住房制度（組屋），既然沒田分，那就分房，讓老百姓有恒產。

為什么要這么干？因為只有公平，才能解放生產力。

你想啊，如果老百姓飯都吃不飽，地還是地主的，誰有心思去搞生產？只有大家都有了奔頭、有了希望，這時候國家再振臂一呼：“咱們搞工業化吧！”大家才會跟著走。

這個階段，就是所有東亞經濟體騰飛前的蹲下蓄力。

地分完了，大家都有飯吃了，接下來就是長達幾十年的狂飆突進。

這個階段的特點就一個字：快。

1955年到1973年，日本經歷了戰后經濟奇跡，GDP常年增長9%以上。

1962年到1980年，韓國那是真苦，地比日本還貧瘠，要礦沒礦，要地沒地。韓國人硬是靠著把勞動力輸出給德國當礦工、當護士，賺了外匯回來搞建設，創造了漢江奇跡。

新加坡和中國臺灣也一樣，靠著出口導向，常年保持8%以上的增長。

但是，兄弟們，效率和公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一對矛盾體。

在政府主導的急速工業化時期，為了讓經濟快速跑起來，資源必須集中。水要往低處流，錢要往效率高的地方去。

于是，全社會的資源——土地、貸款、政策、人才，開始瘋狂向那些頭部企業傾斜。

這也是財閥誕生的底層邏輯。

在這個階段，小企業是很難受的。你要么給大企業做外包，吃點殘羹冷炙；要么就等著被市場淘汰。大樹底下，確實寸草不生。

這也就導致了一個必然的結果：難以逾越的貧富差距。

這種差距，不是你多打幾份工、996就能跨越的。

因為你的努力成果，很大一部分通過機制設計，被分配給了那些處于食物鏈頂端的財閥。再加上為了吸引投資，通常會實行低稅收政策，這更是變相放大了差距。

我之前常說，在那種特定的歷史時期，你想成為中產甚至富人，普通人其實只有四條路最穩：

創業，專門給政府和財閥做配套服務。

做外貿，把東西賣給外國人賺差價。

進大廠，給財閥打工，成為龐大機器的一顆金螺絲。

進體制，成為分配體系的一部分。

這就好比一列高速行駛的火車，這四條路就是特等座和一等座。如果你家庭在那個年代一直在貧困線上掙扎，大概率只有一個原因：你家完美避開了這四條路徑。

不過這跟你的個人努力無關，這是社會發展的物理規律。

在那個階段，如果你不窮都對不起那個時代的分配邏輯。

講到這，可能有人會問：既然這套模式跑得好好的，大企業賺大錢，國家GDP蹭蹭漲，為什么要改？

因為賺錢邊際效應遞減了。

任何一個系統，運行到一定程度，如果只強調積累而不強調分配，最后一定玩不轉。

原因很簡單：富人的錢是數字，窮人的錢才是消費。

如果大部分錢都堆在少數人和少數企業手里，他們消費能力是有限的。馬斯克再有錢，一天也吃不了多少牛肉。而廣大老百姓手里沒錢，生產出來的東西賣給誰？

一旦內需拉不動，工廠就得停工，經濟就會熄火。這就是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

所以，所有的東亞經濟體，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都必須被迫進行一次升級。

日本反應最早。上世紀60年代，日本就開始搞“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大幅提高遺產稅，改革消費稅。目的就一個：把錢從富人口袋里掏出來，塞給窮人，讓他們去消費。

韓國晚一點。1980年，韓國進行了工資改革，累進稅改革硬是把基尼系數從0.39降到了0.26。后來到了2017年，文在寅政府更是對著財閥一頓輸出，把大企業稅率拔高到25%，搞房地產懲罰性征稅，多套房轉讓稅最高干到了70%。這下手是真狠。

新加坡也是，搞了CPF中央公積金制度，富人最高要交37%。現在的相關機制更是完善，這就是所謂的托底機制。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先發展，后分配”，這是寫在發展模式里的代碼。

前段時間有個問題在網上特別火：“中國今年有1萬億的貿易順差，為什么老百姓感覺不到？”

當時很多人在評論區倒苦水，說錢都去哪了。

這不，答案來了么。

這次比亞迪、寧德時代、字節跳動的集體漲薪，包括最近各地低保標準的上調，其實就是對那個“1萬億去哪了”的回應。

這種回應不是企業良心發現，而是宏觀意志的傳導。

現在的中國，正處在日韓當年的那個轉折點上。

一方面，外部環境變了，出口雖然還行，但以后肯定越來越難做，必須得靠內需頂上來。

另一方面，更可怕的灰犀牛來了——AI和工業自動化。

這倆東西夸張的效率，直接成了就業的粉碎機。不過未來工廠里全是機器人，效率是高了，但工人沒工資了，誰來買機器人生產的產品？

所以，必須通過行政和市場的手段，強行提高勞動者的收入。

前段時間在網上看到一組數據：2025年，廣深地區的低保標準已經漲到了1206元，就連貴州這種欠發達地區的城市低保都漲到了801元。黑龍江部分地區漲幅更是接近60%。

還有失業保險金，最近內蒙古、江西、河南、江蘇等地都在漲，普遍漲了200塊左右。

這些錢看著不多，但對于最底層的家庭來說，是救命錢。而對于大廠員工來說，漲薪則是為了保住中產的消費力。

這就叫抓兩頭：一頭是給底層托底，別餓死，維持社會穩定；一頭是讓一部分科技從業者、高技能人才先富（或者說維持富裕）起來。

與其讓錢全部變成財閥賬上冰冷的存款，不如流進工程師、技術員、甚至普通工人的口袋里。讓這部分人去買房、買車、下館子、去旅游，讓錢在市面上流動起來。

讓一部分科技從業者富起來，總比只富幾個財閥要強得多。 這才是這波操作的根本邏輯。

邏輯理順了，最后還得落地到咱們自己身上。

在這個大轉折的時代，普通人該怎么混？

還記得前面說的那個四條路徑嗎？邏輯沒變，但內容變了。

以前是給財閥做外包，現在要給硬科技做配套。

以前是做低端外貿，現在要做出海的品牌和服務。

以前是進大廠當螺絲釘，現在要成為不可替代的核心資產（比如搞AI的，搞新能源研發的）。

至于進體制，門檻越來越高，但這依然是兜底最穩的地方，只不過你要做好過緊日子的準備。

另外要關注分配紅利。

未來幾年，國家一定會出臺各種政策來調節分配。比如個稅的調整、社保的完善、甚至可能的房地產稅。這時候，不要只盯著自己口袋里少了多少，要看整個社會的水位是不是在平衡。

社會水位平了，你的小船雖然可能開不快，但至少不會翻。

2025年這波大廠加薪潮，絕不是一個孤立的商業行為。它是中國經濟這艘巨輪，在行駛了四十多年后，開始大規模調頭的信號。

方向很明確：提振消費，縮小差距。

這個過程會很痛苦，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但參考日韓和新加坡的經驗，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解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