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日本的警示：用凱恩斯主義解決危機，是巨大誤診

關于日本失去的30年，我們聽過太多基于貨幣政策的解釋。

但前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在世界知識論壇上，發表了一場顛覆性演講，結論很殘酷，作為日本長期停滯的核心決策者，他的觀點是：用凱恩斯主義解決危機，是巨大誤診。

日本的失敗不是因為錢印的不夠多，而是因為社會拒絕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而進化。怎么理解這個”社會拒絕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而進化“，這說的人口出生率已經下來 了，再追求GDP總量的高增長，是與人口張力做對抗。比如韓國現在的生育率只有0.6，低于日本的1.2，且都遠低于2.1的人口替代水平，中國又有所不同，已經進入銀發時代，2024年生育率1.09，而人口自然增長率是-0.99。這意味著后來者面臨的經濟結構的變化，將比日本更具有爆發力，如果還是以GDP高增長為目標，只會加劇供求不平衡。

既然日本的失敗不是因為錢印的不夠多，那癥結在哪？

白川方明提出了三種不同的角度：第一是勞動力市場收縮，第二是經濟總量滯漲，第三是傳統工薪族文化的影響。

勞動力市場收縮好解釋，企業裁員降薪，家庭部門的人口結構也將隨之一變；經濟總量滯漲在中國沒有發生，但恰好是對”人口結構的變化“的一種干預，總量GDP反映的不是內生力，這本質上是凱恩斯主義的虛假繁榮掩蓋了供求不平衡。傳統的工薪族文化說的是社會規范的文化枷鎖，企業要求員工無限加班表達忠誠度，而在雙職工時代，卻扼殺了生育率。

為什么說是誤診？

因為，長久以來主流觀點，包括中國學術界，都認為走出通縮最簡單粗暴的辦法同就是印錢，它的確容易讓辦公室精英接受，而不會去聽張維迎的讓市場自我調節那一套，前者一紙文件就0K了，后者必須承受市場出清的痛苦。然而從日本的經驗看，央行拼命擴表，長期增長率依然停滯在百分之零點六。

白川方明的視角與其說是經濟學的，不如說是社會心理學的，人口結構的深刻且必然的變化，在人類天然的利已主義的驅動下，將失去未來的責任感，官僚階層只關注當下的福利，不斷擴大財政赤字，增加負債率，這就失去了財政收入增長的可持續性。

這是來自日本的經驗之談，中國現在也進入到一個世紀輪回，在通縮的壓力下，企業失去了擴表的沖動，居民缺少對未來就業與收入的預期，開始做消費降級，人口出生率下降了；而人口引力又將反噬到經濟的方方面面。

中國的未來，將在GDP增速與消費者價格指數之間，做出一個曼昆取舍經濟學的選擇。

對辦公室精英來說，最難克服的是宏大敘事與具體政策的落地，二者總是那么遙遠，政策一直在強調消費，強調從投資型到消費型的轉型，強調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提高社會保障體系，但落地的政策并不那么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