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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脈絡、當代實踐與范式構建:一項基于綜合指數與企業行動的分析研究
(作者:王連升)
摘要
在全球可持續發展浪潮與中國式現代化戰略目標交匯的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CSR)及其升級版環境、社會與治理(ESG)體系,已從企業的道德選擇演變為關乎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戰略議題。本文以2024年發布的《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中國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及《年度ESG行動報告》等數據為基礎,通過實證分析,系統梳理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結構性差異與內在驅動邏輯。研究發現,中國特色的CSR/ESG實踐呈現出“政府引領、國企主導、議題融合、數字化賦能”的鮮明路徑,在鄉村振興、綠色轉型等領域形成了獨特優勢,但在體系化建設、國際話語權等方面仍面臨挑戰。本文旨在構建一個理解中國特色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為其未來的范式創新與實踐深化提供理論參考與政策啟示。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CSR);ESG;中國特色;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可持續發展;公司治理
1. 引言:從全球共識到中國實踐的企業社會責任演進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自20世紀中葉在西方興起以來,經歷了從邊緣到主流、從自愿到強制的演變。進入21世紀,特別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與全球ESG投資浪潮的推動下,它已成為衡量企業長期價值與韌性的核心標尺。在中國,這一概念的引入與發展并非對國際范式的簡單移植,而是深深植根于其獨特的政治經濟體制、文化傳統與發展階段之中,經歷了一個“本土化適應-政策化驅動-戰略化融合”的復雜過程。
以2008年中國社科院發布首本《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為標志,中國企業社會責任進入了系統化、指數化評估的新階段。連續16年的跟蹤研究,不僅記錄了中國企業履責水平的量變,更揭示了其質變的方向:從最初的反映性慈善捐助,逐步轉向與國家重大戰略(如精準扶貧、鄉村振興、雙碳目標)深度融合的主動性戰略行為。近年來,在國務院國資委《關于新時代中央企業高標準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等政策強力驅動下,特別是在“ESG中國”品牌活動的持續推廣下,中國企業的ESG實踐正走出“加速度”。本研究試圖穿透豐富的企業實踐與指數數據,揭示中國特色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深層邏輯、現實圖景與未來進路。
2. 理論根基與中國特色: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三維耦合
中國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理論,是在揚棄西方股東至上主義與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基礎上,與中國本土情境深度耦合的產物。其理論根基可概括為以下三個相互強化的維度:
① 政治維度:嵌入國家治理體系。 這是最核心的中國特色。中國的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被賦予了明確的“經濟—政治—社會”復合功能。履行社會責任不僅是企業公民的義務,更是貫徹落實國家意志、服務國家戰略的政治責任。例如,“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并非純粹的市場或社會議題,而是國家層面的政治任務,企業參與其中(如華潤集團持續建設“希望小鎮”)體現了鮮明的政治嵌入性。全國工商聯調研顯示,高達74.9%的民營企業將“響應黨的號召”作為履行社會責任的首要動因,這充分說明了政治引領的決定性作用。
② 經濟維度:服務于高質量發展與新質生產力。 中國的CSR/ESG實踐緊密圍繞經濟發展中心工作展開。它不僅是成本,更是驅動創新、提升競爭力的源泉。民營企業研發投入持續增長、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大量涌現,表明社會責任中的“創新”議題已內化為企業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河鋼集團通過全球首例120萬噸氫冶金項目,不僅履行了環境責任,更贏得了寶馬集團等頂級客戶的綠色訂單,實現了責任與商業價值的正向循環,生動詮釋了“責任競爭力”理論的中國實踐。
③ 文化維度:源于“義利并舉”的儒家商業倫理。 中國傳統的“儒商”文化強調“經世濟民”、“義在利先”,這為社會責任的接納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礎。現代中國企業將這種傳統倫理與現代公益慈善、可持續發展理念相結合,形成了獨特的履責文化。企業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的慷慨捐贈(如2020年抗疫捐贈中民營企業貢獻占比達60%),以及將ESG理念解讀為“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中國哲學表達,均是文化耦合的體現。
這三個維度共同作用,使得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超越了西方常有的“企業與社會”二元對立或契約關系,呈現出一種“國家—市場—社會”協同共進的“整體性治理”特征。
3. 現實圖景:基于發展指數的結構性分析
多維度的量化評估揭示了當前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整體水平與內部結構。以下通過不同類型企業和先鋒企業的數據對比,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發展的不均衡性與動態趨勢。
3.1 整體格局與所有制差異:國有企業的引領作用
根據《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2024)》,中國企業300強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平均為42.0分,超過五成企業達到三星級及以上水平,但仍有86家企業處于“旁觀”階段。一個顯著的結構性特征是,不同所有制企業表現差異巨大,呈現出清晰的梯隊格局:
2024年不同類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對比
① 國有企業100強
· 發展指數得分: 60.3分
· 發展階段: 整體達到四星級水平(“領先者”階段)
· 主要特征: 連續16年領先;近六成企業達四星級以上;華潤集團以92.9分連續八年蟬聯榜首。
② 民營企業100強
· 發展指數得分: 42.1分
· 發展階段: 處于追趕階段
· 主要特征: 在科技創新、穩定就業(提供90%以上城鎮新增就業)、公益慈善(占中國慈善榜捐贈總額65%)方面表現突出。
③ 外資企業100強
· 發展指數得分: 23.5分
· 發展階段: 整體仍處“旁觀者”階段
· 主要特征: 內部地域分化顯著,東亞企業(尤其是韓資企業,73.2分)遠優于普遍不足20分的歐美企業。
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源于其產權屬性、資源稟賦以及與政策指令的直接對接。它們往往在責任管理體系建設、重大國家戰略響應(如鄉村振興、一帶一路)方面扮演“頂梁柱”角色。
3.2 先鋒企業的實踐深度:從“合規披露”到“價值創造”
以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發布的“中國ESG上市公司先鋒100”榜單為代表,一批領軍企業已超越基礎履責,進入戰略融合與價值創造的新階段。這些企業的實踐預示著行業未來的發展方向。
“先鋒100”企業表現分析
① 整體表現
· ESG指數均值: 77.4分(較2023年大幅提升)
· 卓越企業數量: 20家達到五星卓越水平
② 關鍵實踐領域
· 氣候變化: 超過六成企業設定了量化氣候變化目標;85%披露了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
· 供應鏈管理: 近九成企業將ESG要求融入供應鏈管理。
· 行業分布: 制造業企業占據半壁江山,體現了實體經濟在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中的關鍵作用。
這些先鋒企業的實踐表明,領先的中國企業正致力于將ESG內化為核心運營要素。例如,中國移動將踐行ESG視為從“選擇題”到“必答題”的戰略轉變;中國中交集團牽頭開展建筑央企海外ESG標準建設,嘗試輸出中國實踐。
3.3 重點議題的中國特色聚焦
① 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這是最具中國特色的社會責任議題。從“萬企幫萬村”升級到“萬企興萬村”,企業通過產業投資、就業扶持、人才培養等多種模式深度參與。華潤集團的“希望小鎮”模式,已成為企業系統性參與鄉村振興的品牌案例。
② 綠色低碳轉型:在“雙碳”目標驅動下,環境責任從環保合規迅速上升為核心戰略。這不僅體現在清潔能源的使用(中國是全球光伏和風電裝備的主要供應國,其中民營企業貢獻卓著),更體現在如河鋼集團的氫冶金、中國石化的氫能網絡等顛覆性技術創新上。
③ 數字化賦能與科技向善:數字技術為社會責任的履行和管理提供了新工具、新場景。騰訊提出“推動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利用其數字連接能力提升社會領域效率;責任云研究院在藍皮書中也開始構建“數字責任力”評價模塊,關注人工智能倫理等新挑戰。
4. 深層挑戰與核心矛盾
盡管成績顯著,但中國特色企業社會責任發展仍面臨一系列深層次挑戰:
① “政策驅動”與“內生驅動”的張力:當前實踐在很大程度上由外部政策壓力驅動。如何激發更多企業,尤其是廣大中小企業,將社會責任內化為尋求基業長青的內生戰略需求,而非被動合規,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② “報告繁榮”與“管理薄弱”的落差:企業ESG報告數量和質量雖在提升(2025年申請評級報告數量再創新高),但報告背后的管理體系、數據質量和實質性議題管理能力仍參差不齊。部分報告存在“報喜不報憂”、同質化嚴重的問題。
③ “中國特色”與“國際接軌”的平衡:中國在鄉村振興、精準扶貧等領域形成了獨特實踐,但在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供應鏈盡職調查等全球高度關注的議題上,信息披露的深度、廣度和國際可比性仍有待加強。如何構建既反映中國國情、又能被國際投資者和利益相關方理解認同的ESG話語體系與標準,是一大挑戰。
④ “國企領先”與“民企外資跟進不足”的結構性失衡:巨大的發展差距表明,推動社會責任發展的生態系統尚未完全形成。民營企業在具體項目上表現活躍,但系統性管理不足;部分外資企業則可能因總部全球策略與中國本地實踐的脫節,出現“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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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范式構建與未來進路
面向未來,推動中國特色企業社會責任向更高階范式演進,需從以下四個維度協同發力:
① 完善治理與披露規則,強化剛性約束與激勵相容:在借鑒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等國際標準的基礎上,應加快構建并強制實施適合中國國情的ESG披露標準體系。將ESG表現更實質性地納入企業績效評價、高管薪酬與融資成本掛鉤的機制中,利用市場力量形成有效激勵。
② 推動技術賦能,實現責任管理的數字化與智能化:鼓勵企業利用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升ESG數據采集、核算、驗證與分析的效率和可信度。開發類似“中國ESG大模型”的工具,為中小企業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ESG管理解決方案。
③ 深化議題融合,將社會責任嵌入核心商業流程:引導企業超越“CSR部門”的孤立運作,將ESG風險與機遇的分析全面融入戰略規劃、研發設計、采購生產、市場營銷等全價值鏈。例如,將綠色設計理念融入產品開發,將供應鏈碳管理納入采購決策。
④ 促進多元共治,構建政府、企業、社會協同的生態系統:政府應繼續發揮“引導員”和“裁判員”作用;行業協會、研究機構(如責任云研究院)需做好標準制定與能力建設;媒體(如央視財經)應強化正面倡導與輿論監督;金融機構則需通過綠色金融、影響力投資引導資本流向。最終形成政府引領、企業主體、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共促格局。
6. 結論
中國特色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是一條將全球可持續發展理念與中國政治制度、文化傳統和發展階段創造性結合的道路。它既不是對西方模式的復制,也不是孤立的地方實踐,而是為全球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圖譜貢獻了獨特的“中國板塊”。當前,這一實踐正處在從“規模擴張”到“質量提升”、從“外部響應”到“戰略內嵌”、從“國內議題”到“全球對話”的關鍵轉型期。
未來的成功,取決于能否成功化解內生動力不足、管理實踐滯后、國際話語權缺失等核心矛盾,并構建起一個規則明晰、技術賦能、價值融合、多元共治的成熟生態系統。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深化,不僅將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強大的可持續動力,也必將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消除貧困、實現包容性增長等共同挑戰,提供富含中國智慧的系統性解決方案。這一進程本身,就是中國企業及其背后中國發展理念走向世界、貢獻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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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連升,研究員,構建了一套獨特的可持續發展思想體系,其核心可概括為“一個辯證、兩大支柱”:即以“CSR為魂,ESG為體”的價值論實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以“責任閉環”模型重塑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系統哲學;以“價值沉默”戰略重構企業在喧囂時代的核心競爭力生成路徑。兼任全球電子協會亞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綠色金融專委會委員、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CSR專委會副會長,北京ESG研究院專家顧問,上海市計算機行業協會顧問。自2019年入職工業和信息化系統,深耕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供應鏈責任追溯等)及政產學研用媒利益相關方影響等領域。支撐完成工業和信息化部課題40余個。發表諸如《綠色金融與電子信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矛與盾》等學術研究200余篇。主導參與或編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等多項行業關鍵標準。主導編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行業報告6本。2022-2025年,被評為“2021年度中國產業研究突出貢獻者”“2022年度電子信息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突出貢獻者”“2024年度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準委員會杰出服務服務個人”“2025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委會杰出服務個人”“2025全球電子協會中國ESG杰出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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