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臉與王昭君的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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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的畫像——伴隨幾代人記憶的“鞋拔子臉”，悄然從教材隱退，換成了圓潤方頤的正容。

說起那幅長下巴畫像，其真偽不難辨析。除了在《藍精靈》里，現實中誰見過這般長相？而古代帝王多有“異相”：舜目重瞳，劉備垂手過膝，劉邦七十二黑痣……這類形象何以產生？

事實上，這類畫像本意并非“丑化”，而是“神化”。在傳統相術里，長下巴乃“龍相”之征——天地相朝，額闊頤豐。有了這個長下巴，朱元璋就具備了“神性”。

▲朱元璋改變后和改變前的畫像（圖片來源：成都商報）

這正是中國文人畫的妙處：筆下所繪，往往意在畫外。而我們今天講的，也是一幅畫的“畫外”故事。

（一）畫師的筆，還是文人的心？

如果說朱元璋的“異相”是權力對容貌的塑造，那么王昭君的形象，則承載了文人對命運的慨嘆。

王昭君生于湖北秭歸，雖長在荒村僻壤，卻因殊色難掩，仍被選入漢宮。以她這般容貌，本應早得君王眷顧，不料入宮數年，連漢元帝的面也不曾見過。

▲湖北省興山縣昭君村，王昭君故里（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求親，元帝下詔遴選五名宮女。昭君在深宮中早已心灰，索性自請遠嫁。

宴請單于的酒宴上，五位佳人盛裝出見，只見昭君一人光彩照人。《漢書》形容她：“光照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

漢元帝在席上看得怔住，心中頓生悔意。奈何天子一言九鼎，終究不好反悔，只能目送她跟隨呼韓邪單于翩然而去。

▲漢宮宴席上昭君出場（AI制圖）

這個故事在后世又衍生了另一個版本。據說當時有位宮廷畫師毛延壽，專為宮女繪像。漢元帝后宮佳麗數以千計，天子無暇一一親見，只能像翻菜譜那樣翻畫冊。

輪到王昭君時，毛延壽向她索賄，卻遭拒絕。毛延壽筆鋒一轉，將昭君絕色畫成平庸：明眸減了光彩，秀眉失了風致。

直到餞行宴上驚鴻一瞥，真相才如驚雷炸響。天子一怒之下，毛延壽人頭落地。而錯失明珠的漢元帝，最終懨懨成疾，一病不起——一幅畫，一支筆，改寫了三個人的命運。

▲毛延壽的故事出自《西京雜記》，是東漢形成的筆記小說（圖片來源：南京藝術學院美術館）

這故事實在太像今天的“爽文”——王昭君恐怕已被后世文人強行“附體”，成為了他們“懷才不遇”的代言人。

“臣妾”一詞，本就暗含著“臣”與“妾”之間命運相通：都需仰仗君王的垂青。懷才不遇，根源是“君王失察”；君王為何失察？自然是因為有毛延壽這般奸佞小人。

于是此后兩千年，王昭君漸漸褪去血肉，凝成一個文化符號。李商隱筆下“紫臺西去朔云深”，李白詩中“丹青能令丑者妍”，一代代文人將自身心境澆注其中，塑造出一個永遠面向漢宮、淚濕琵琶的怨女形象。

但事實并非如此。王安石詩“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意即昭君之風采絕非毛延壽一介宮廷畫師能畫出來的。更何況昭君不是一粒塵埃，任憑命運之風從秭歸吹向長安，又從長安卷向漠北——史書明載，出塞是她自己的選擇。后世文人總有意無意地模糊這一點。

▲埋葬漢元帝的渭陵（圖片來源：西安發布）

王昭君以她的性格與膽識，選擇了一條更開闊的路。陰山再寒，寒不過冷宮寂寂，大漠無垠，遠闊于深院高墻。

于是，她隨著和親的車馬，緩緩走出長城，越過陰山，最終融化在藍天碧草間。我們不知道她何時香消玉殞，只知道她被葬在河套以北，一片黃沙，墓草青青。杜甫有詩憑吊：“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

▲呼和浩特昭君墓，傳說秋冬萬物凋零之際，唯有昭君墓上草木常青，故名“青冢”（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匈奴，王昭君被稱為“寧胡閼氏”——這不僅是封號，更是她一生的注腳。當文人還在描摹她琵琶上的幽怨時，她早已用遠見與勇氣，將自己活成了一座和平的橋梁。歷史總會記得，那個主動走向遼闊的女子，為后人帶來的交融與安寧。

（二）穿越風沙的公主們，她們真的都在哭嗎？

說罷王昭君，我們不妨再談談其他的和親公主。

與出身宮女的昭君不同，那些出身皇室貴胄的金枝玉葉，一朝辭別故國，面臨的心理落差與身份轉變更為劇烈。

也正因如此，在文人的詩筆下，她們的身影常與昭君化作同一個命定的符號：紅妝踏出玉門，青春沒入風沙，后半生永無歸期。

▲和親隊伍（AI制圖）

公主們是否心懷“幽怨”，其實很難一概而論。公主的婚嫁，與世間尋常女子并無不同——姻緣有幸與不幸，娘家有強有弱，這本是常態。然而一旦披上“公主”這層外衣，尋常的婚嫁便注定被賦予文化想象，成了承載家國敘事的符號。

有幽怨的，比如說寧國公主。安史之亂烽火連天，大唐山河飄搖，肅宗為求回紇出兵，只得將公主送入塞外。父親為女兒送行的時候不斷安慰，女兒哭道，“國方多事，死不恨”，千載之后讀之愴然。

當然也有反例。比如文成公主入藏深受禮遇，其墓志銘稱“遠嫁異域，終化一方”，何來悲戚之態？

實際上，和親遠不止是“公主出嫁”。早在漢代，婁敬提出和親之策時，便明確規劃了“適女”“送厚”與“風喻以禮節”三位一體的戰略——出嫁時帶著厚禮后儀，這是一場體系化的文化輸出。

想做到這點光靠公主一人顯然不夠。唐太宗嫁文成公主時的嫁妝包括“醫治四百二十四種疾病之藥，一生足用之衣料，各色綾羅二萬匹”以及“堪使蕃王見而驚奇”的“獅鳳寶樹”紋金絲緞。

▲布達拉宮壁畫展現了松贊干布時期為文成公主修建紅山宮的場景。（圖片來源：布達拉宮微信公眾號）

漢代解憂公主帶“媵婢二十五人，作兒伴侶”，連奶媽都跟過來了，加上太監、醫生、工匠、廚師、馬夫、樂手，恐怕公主周邊的環境，不會與甘泉宮相差太多。后來解憂公主的陪嫁丫鬟馮繚嫁給了烏孫將軍，她隨解憂公主歸漢后又請纓返回烏孫，顯然已把那邊當第二故鄉了。

▲電視劇中解憂公主的和親車隊。（圖片來源：電視劇《解憂公主》截圖）

由此可見，后世文人筆下那些深鎖愁眉的公主形象，或許更多是寄寓了自身的際遇與感慨。真實的和親故事里，有淚水，也有新生；有離愁，亦有人在風沙中扎下根來，把他鄉活成了故鄉。

歷史筆鋒從不止是勾勒真實——無論是朱元璋被刻意拉長的下頜，還是王昭君被淚水浸濕的琵琶。帝王要異相確立天命，文人需紅顏寄托情懷。那些被層層涂抹的容顏與命運，或許都曾為某種目的服務。然而，當我們在時間的風塵中，輕輕剝落那些偽裝，總會觸碰到歷史深處，那具屬于人的、真實的骨骼。

此時我們就能看見：那些主動或被動走進遼闊命運的人們，早已越過丹青的虛構，成為歷史本身無聲而真實的記憶。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