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功德林關了8個黃埔一期生，最終7人特赦，僅1人被槍決

北京的功德林，老一輩人可能還有些印象。它不是普通的監獄，而是一所“戰犯管理所”，專門用來關押和改造在解放戰爭中被俘的國民黨高級將領。

這地方可以說是將星云集，關押過數百名將軍，其中，包括八位黃埔軍校第一期的畢業生。

黃埔一期，在中國近代史上分量極重。它被譽為“將帥的搖籃”，從這里走出的學生，后來大多成為了國共兩黨軍隊的核心骨干。

他們曾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同學，懷抱著同樣的救國理想。

然而，歷史的洪流將他們推向了不同的陣營，最終在戰場上兵戎相見。當硝煙散盡，新中國成立，這八位曾經風光無限的黃埔一期生，作為戰敗的一方，走進了功德林的高墻之內，開始了他們人生的下半場。

高墻內的“同學會”

1949年后，隨著各大戰役的結束，一批批國民黨高級將領被陸續送往功德林進行改造。在這群身份特殊的“學生”中，有八個人的出現，讓管理人員都感到十分特別。

他們就是杜聿明、宋希濂、范漢杰、李仙洲、曾擴情、周振強、黃維和鄧子超。這八個人，無一例外，全部畢業于黃埔軍校第一期。

想當年，他們都是熱血青年，在廣州黃埔島上，聆聽孫中山先生的教誨，與周恩來、葉劍英等人同校。他們曾是天之驕子，畢業后迅速在國民黨軍隊中嶄露頭角，個個身居高位，手握重兵。

比如杜聿明，是淮海戰役中的徐州“剿總”副總司令，蔣介石的心腹愛將；宋希濂，人稱“鷹犬將軍”，是第14兵團司令；范漢杰是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在遼沈戰役中被俘；而黃維，則是第12兵團司令，以其“書呆子”式的固執聞名。

七人的改造之路

功德林的改造方針，并非是單純的懲罰，而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與思想教育相結合”的政策。

管理所為這些戰犯提供了人道的待遇，不僅保障他們的生活，甚至在他們生病時給予及時的治療。

杜聿明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被俘初期，他身患嚴重的肺結核、腎結核和胃潰瘍，身體極度虛弱，甚至產生了絕望的念頭。

然而，管理所并沒有放棄他，而是請來最好的醫生為他精心治療，最終將他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同樣經歷思想轉變的還有宋希濂和曾擴情等人。宋希濂曾經非常頑固，但通過學習和與管理人員的深入交流，他逐漸認識到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而曾擴情，作為國民黨“軍中CC系”的頭目之一，思想包袱很重，但在改造過程中，他積極學習，主動交代問題，非常坦誠。

正是因為這些積極的轉變，到了1959年，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之際，中央決定特赦第一批“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

在這份備受矚目的名單中，杜聿明、宋希濂、曾擴情、周振強這四位黃埔一期生赫然在列。他們是幸運的，也是最先看到曙光的一批人。

緊接著，在1960年的第二批特赦中，又有兩位黃埔一期的老同學——李仙洲和范漢杰，也因為改造表現良好而獲釋。

李仙洲在萊蕪戰役中被俘，最初也是心存抵觸，但后來慢慢接受了現實，積極參與改造。范漢杰則是在錦州被俘，經過十多年的學習，也完成了思想上的轉變。

頑固到底的“書呆子”

在所有被特赦的黃埔一期生中，黃維的故事最為特殊，也最具有戲劇性。他是這七個人中最后一個走出功德林的，直到1975年才獲得特赦。

他之所以被關押了長達27年，完全是因為他那出了名的“頑固”。

黃維在國民黨將領中素有“書呆子”之稱，他治軍嚴謹，為人刻板，一旦認準了死理，十頭牛都拉不回來。進入功德林后，其他同學都在努力學習、反思、寫思想匯報，黃維卻對此嗤之鼻鼻。

他拒絕承認自己是“戰犯”，堅稱自己只是“兵敗被俘”，忠于自己的“黨國”沒有錯。在學習小組討論時，別人發言他就在一旁冷笑，輪到他時，他便梗著脖子一言不發，或者干脆引經據典，與管理人員和同學展開辯論，試圖證明共產黨的理論是錯的。

為了抵制思想改造，黃維想出了一個絕妙的“擋箭牌”，搞科學發明。他一頭扎進了對“永動機”的研究中，聲稱要為人類解決能源問題。

從此，他每天沉迷于畫圖紙、做實驗，對政治學習置若罔聞。別人勸他，他就振振有詞地說：“我在專心搞研究，這是為人民服務，等我研究成功了，功勞不比你們小。”

管理人員對此也是哭笑不得，但本著改造的耐心，還是為他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材料。

就這樣，從1959年到1975年，一批又一批的戰犯被特赦，黃維卻始終榜上無名。他成了功德林里“最頑固的堡壘”。

直到1975年3月，中央決定特赦全部在押戰犯，黃維才作為最后一批人員，結束了長達27年的牢獄生涯。

走向刑場的鄧子超

當杜聿明、黃維等七位黃埔同學在功德林里經歷著漫長的思想改造時，他們的另一位同學鄧子超，卻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運。

他是這八位黃埔一期生中，唯一一個沒有等到特赦，反而在1951年就被執行槍決的人。

他不像黃維那樣用“搞發明”來消極抵抗，而是采取了更激烈、更直接的方式。他打心底里不認同新政權，堅信蔣介石會“反攻大陸”，對自己的被俘處境充滿憤恨。

在獄中，他不僅公然拒絕改造，辱罵管理人員，甚至還秘密串聯，策劃越獄暴動。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被處決的時間，1951年初。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內外環境依然嚴峻，全國正在開展聲勢浩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鄧子超的極端行為，已經超出了“思想問題”的范疇，而被視為是對新生政權的直接威脅和破壞。

他的行為被認為是“罪行極其嚴重”，最終，經過公審，他被判處死刑并立即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