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北京的初春,風刮在臉上還跟刀子似的。
在公安部那個不起眼的接待室里,一位剛從臺灣飛過來的中年大姐,都沒顧得上喘口氣,就直接扔出了個炸彈:“我爹到底咋死的?”
這句話問得輕飄飄的,但那分量,直接把屋里的空氣都砸凝固了。
這可不是一般的尋親故事,因為她爹叫徐遠舉。
這名字現在的00后可能聽都沒聽過,但你要是回那一九四九年的重慶問問,那是能讓小孩半夜不敢哭的主兒。
徐遠舉是誰?
大名鼎鼎的軍統“西南特區區長”,小說《紅巖》里那個變態特務徐鵬飛的原型,江姐和小蘿卜頭就是折在他手里的。
誰能想到,這么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死了十八年后,他女兒徐小鶯會跑來北京,就為了討這一張死亡證明。
這事兒吧,得從頭捋。
徐遠舉這人在特務圈子里是個奇葩。
戴笠那是搞權謀的,毛人鳳是玩陰的,徐遠舉就一條:瘋狗。
一九四八年那會兒,國民黨在大陸眼看就要完犢子了,這貨還在重慶瘋狂搞事情,抓人、審訊、處決,跟上了發條的殺戮機器似的。
他那時候估計做夢都沒想到,自己這輩子最后不是在臺灣養老,而是蹲進了北京德勝門外的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很多人覺得,像他這種手里沾滿血的硬茬子,進了監獄肯定得反抗到底。
結果呢?
反轉來了。
剛進去那陣子他確實挺橫,看不起那些投降的將軍,覺得人家軟骨頭。
可沒過幾年,在咱們這邊的改造下,這老特務居然轉性了。
他開始瘋狂寫材料,那真不是敷衍了事,簡直是把腦子里的東西往外倒。
從軍統的聯絡暗號到怎么暗殺楊虎城的細節,噼里啪啦寫了幾百萬字。
這時候的他,其實早就不是那個不可一世的區長了,就是一個想用筆把手上的血洗干凈的老頭。
但命這東西,有時候真不講道理。
一九七三年,那是北京特別冷的一個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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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他是戰犯,但功德林的待遇真沒得黑,考慮到他有高血壓心臟病,醫生那是天天盯著。
可那個年代醫療條件也就那樣,加上他為了寫材料天天熬夜,身子骨早就虛得不行了。
一月二十二號大清早,意外說來就來。
徐遠舉在洗臉的時候,哐當一下就栽那兒了。
你說巧不巧,這腦溢血發作起來,連個救命都喊不出來。
雖說獄友馬上喊人,醫生也跑得飛快,但在那個沒有CT沒有特效藥的年代,這就基本是判了死刑。
下午人就涼了,六十四歲。
這事兒要擱現在,家屬分分鐘就到床前了。
可那是七三年啊,海峽兩岸那是鐵板一塊,連個信兒都通不了。
徐遠舉的死訊就被塞進檔案袋,骨灰被編了個號,往八寶山附近的倉庫里一扔,這一扔就是整整十八年。
徐小鶯在臺灣那邊日子過得也是夠emo的。
先是聽說爹被抓了,那是絕望;后來聽說在改造,那是希望;再后來徹底沒音訊了,那種鈍刀子割肉的感覺,只有當事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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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八十年代末兩岸關系緩和了,她才通過香港那邊知道,原來爹早就沒了。
所以當一九九一年她坐在北京的接待室里,看著那份發黃的病歷和死亡證明時,手抖得跟篩糠似的。
工作人員指著上面密密麻麻的字給她解釋:“真盡力了,他是病故,走得特別快,沒受啥罪。”
徐小鶯摸著那些紙,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
她最后就憋出了一個問題:“他走之前,留啥話沒?”
這句話直接把徐小鶯給整破防了。
她帶著骨灰回了臺灣,立了個碑,上面就刻個名字和生卒年,干凈得很。
她跟外人說:“我不替他洗白,他干的壞事他自己背。
但我是他閨女,知道他走得安詳,我也就死心了。”
說實話,這事兒在當時震動挺大。
你想啊,二戰那幫納粹戰犯,紐倫堡審判那是直接上絞刑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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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這兒呢?
就算是徐遠舉這種級別的劊子手,最后時刻還是給治、給搶救,檔案記錄得清清楚楚。
這種做法,不是為了對特務仁慈,而是為了給歷史留個體面的交代。
這恰恰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徐小鶯拿到了她想要的答案,心里踏實了。
但歷史的另一面咱也不能忘,被徐遠舉害死的江姐、小蘿卜頭,他們的家人永遠等不到親人回來,有的連尸骨都找不全。
這就是歷史的殘酷,它不會因為一個遲到的死亡證明就變得溫情脈脈。
那份遲到了十八年的檔案,不僅僅是給家屬的一個說法,更是那個特殊年代法治精神的一張試紙。
它告訴后來人,不管你是誰,不管你干了多大的壞事,真相永遠都在那兒擺著,跑不掉,也抹不黑。
徐小鶯帶走的只是一個父親的骨灰,留下的卻是一段讓人唏噓的歷史。
至于那段恩怨情仇,隨著那一盒骨灰跨過海峽,也算是畫上了一個并不完美,但足夠真實的句號。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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