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迫中自救與互助——《無名姐妹》

壓迫中自救與互助——《無名姐妹》

今天聊聊美國電影《無名姐妹》。

片名The Janes(2022)，別名她名叫“簡”。

這部紀錄片講的不是超級英雄，而是一群普通女性在黑暗環境下彼此拯救。影片記錄了上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芝加哥地下墮胎服務網絡“珍妮熱線”的真實故事。那個時候墮胎是重罪，醫生做手術會被判刑，未婚女性連避孕藥都要靠假戒指蒙混獲取

這群女性冒著坐牢的風險，為超過1100名女性提供了安全墮胎服務。沒有驚天動地的特效，沒有刻意煽情的配樂，但每一個鏡頭都關乎人命。

影片從一位名叫多麗·巴倫的女性平靜地講述她的經歷開始。

那是1960年代初，她獨自走進一家汽車旅館，三個男人冷冰冰地對她說：“錢呢？躺下，照我說的做。”事后她被丟在房間里大量出血，差點喪命。這樣的故事在當時比比皆是。

芝加哥一家醫院甚至專門設有“敗血癥墮胎病房”，每天接收因非法墮胎而生命垂危的女性，每周都有人死亡。

就在這樣的黑暗環境中，“珍妮熱線”悄然誕生。就像小紅書上東大西大網友對賬的梗圖里，同樣是衣架子，在東方和西方都被用來打孩子。

最初只是海瑟·布斯幫助一位被強奸的朋友尋找墮胎渠道。后來求助的人越來越多，她意識到這不再是個人困境，而是系統性壓迫。

于是她召集了十多位女性，開始有組織地提供地下墮胎服務。她們在報紙上刊登小廣告：“懷孕了？需要幫助？打珍妮熱線。”就這樣這個化名成了無數女性的救命稻草。

影片最打動人的是這些女性回憶往事時的神態。如今她們都已年過花甲，但說起當年，眼睛里依然閃著光。

朱迪絲·阿爾卡納拿出一個塑料袋，里面是銹跡斑斑的墮胎器械。瑪麗·利納談到她們如何用代碼溝通，“前站”是等候室，“地點”是手術場所。黛安·史蒂文斯笑著回憶她們如何戲弄警察，把醫療器械從窗戶扔出去。

她們的語氣里沒有悲情，只有一種歷經滄桑后的坦然與驕傲。

這些女性大多來自中產家庭，本是教師、學生、家庭主婦。但她們選擇成為“罪犯”，因為“當法律不尊重女性時，我們也有義務不尊重這樣的法律”。這句話在影片中輕輕帶過，卻重如千鈞。

那個自稱“邁克”的墮胎師在采訪中坦承，他原本是建筑工人，轉行是因為“這行賺得更多”。

當他被發現不是專業醫生時，珍妮成員沒有驚慌，反而向他學習技術，最終自己掌握了墮胎技能。

導演運用檔案影像，將個人記憶與時代背景交織。

我們可以看到1960年代的芝加哥街頭，留長發的抗議者高舉反戰標語，警察用警棍毆打示威者，女性穿著迷你裙在游行隊伍中吶喊。

珍妮集體不是孤立產生的，而是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和反戰運動的混合產物。

在當時的父權社會，這些女性最初也參與左翼運動，卻發現在那些男性同伴眼中，她們只是端咖啡的角色。于是她們轉向彼此，創造了屬于自己的革命。

1972年5月，警方終于突襲了珍妮的一個據點，七名成員被捕。

但珍妮熱線許多客戶本身就是警察的妻女或情人，所以警方一直睜只眼閉只眼。為她們辯護的女律師喬-安妮·沃爾夫森采用拖延策略，等到1973年羅訴韋德案勝訴，所有指控自動撤銷，她們才免于 110 年監禁。當勝訴消息傳來，這些女性相擁而泣，以為戰斗結束了。

她們沒想到，2022 年 6 月，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20多個州重啟墮胎禁令，歷史真的退回到了影片里的年代。當年珍妮熱線成員們用風險換來的權利，不到 50 年就被收回。

如果需要，新一代的珍妮將會出現。

在最黑暗的時代，普通人也能成為彼此的光。當系統失效時，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就是最后的救贖。

影片沒有宏大敘事，沒有英雄主義，只有女性幫女性的簡單故事。

如今在牢美某些州，墮胎再次成為重罪。如果法律不保護女性，女性該如何保護自己？五十年前的人給出了一個答案，那就是團結。權利從來不是恩賜，而是團結爭取來的。

女性互助爭權利，

珍妮熱線破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