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朱旦華逝世，江西省委拿出五年前遺囑，打開讓人淚流滿面

2010年5月30日清晨，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外細雨蒙蒙，送別隊伍默默排開。前一晚，朱旦華停止了呼吸。省里當即調來特勤人員，從檔案柜里取出一封在暗紅信封中沉睡五年的親筆信。工作人員拆開時，空氣仿佛凝住，字里行間只有一句最顯眼：“我死后，房子交公。”

這封“房子交公”的信把在場干部推回到二十年前。當時江西干部休養(yǎng)區(qū)規(guī)劃新建數十套小別墅，專供副省級以上老同志。名單里赫然有朱旦華。她婉拒后又給組織寫信，堅持放棄。那年她八十五歲，口齒清晰，一筆鋼筆字干凈利落：“指標讓給比我更需要的同志。”

拒絕享受并非一句口號。再往前追溯，她和方志純在廬山下的老宿舍一住就是三十年。客廳不足十平方米，四方木桌、藤椅、二十瓦燈泡，墻上貼著毛主席像，旁邊掛著方志敏《清貧》。有人勸他們搬到條件更好的干部樓，方志純搖頭：“能遮風就行。”朱旦華只是笑，沒再多話。

倘若把鏡頭再拉遠，1937年的西安驛道上，23歲的朱旦華身背行囊，隨八路軍辦事處組織徒步去延安。身后是剛被日軍炮火摧毀的上海，前方是未知黃土高原。她在日記里寫：“父母含淚送別，使命比孝道更重。”

陜北公學結業(yè)后，她被派到新疆迪化女子中學。彼時的迪化街頭冷風凜冽，朱旦華卻靠一把手風琴和一腔熱血，把《大刀進行曲》唱進課堂。校歌歌詞也是她親自寫的：“雪山作證，胡楊同盟。”歌聲硬是在戈壁深處點亮一批女學生的抗日激情。

在新疆，她遇見了化名“周彬”的毛澤民。兩人同在地下組織，彼此敬重，1940年5月舉行了一場只有半斤瓜子、一壺清茶的婚禮。第二年兒子降生。幸福沒維持多久，盛世才倒向重慶國民政府，數百名中共人員被捕。獄中，毛澤民犧牲，她帶著襁褓中的孩子與難友互相扶持，靠抄寫《國際歌》穩(wěn)住人心。

1946年6月，張治中主政新疆后，她獲釋返回延安。多年牢獄折磨，身體已大不如前，可她剛下卡車就去婦女工作委員會報到。有人打趣讓她先休息，她回一句：“革命沒午睡時間。”

1949年6月，她被派往華東隨軍南下，途中途經上海與賀子珍姐妹短暫同行。當時毛主席對賀子珍的狀況并不清楚，朱旦華謹慎處理，既要保證安全，又得顧及賀子珍情緒。那趟夜行船只有一句簡短對話被記下——賀子珍握著她的手：“旦華，托你了。”

新中國成立后，朱旦華和方志純調任江西。1959年夏，廬山會議期間，鄧穎超請她幫忙整理材料。毛主席邀她共進便飯，四菜一湯，主席夾了一筷青椒遞過來：“上海人也得學會吃辣。”她忍著辣意把菜咽下去，也將主席后續(xù)想見賀子珍的心事記在心里。事后，她與水靜陪賀子珍進山。那一場重逢，沒有旁人記錄，卻在幾個人心底刻下無法抹去的痕。

進入八十年代，機關實行工資改革。有人建議老方、老朱可報特需補貼，兩位老人一致謝絕。朱旦華對來訪者淡淡一句：“戰(zhàn)友墳頭的青草還在長，我們沒資格先享福。”

1993年方志純去世，家里存折四萬元。省里來人表示補償，她反問一句：“補給誰？烈士名冊里還有空白格嗎？”對方沉默，悄悄將補助款改為當地困難戶救濟金。

2005年10月15日，她寫下那封后來震動全省的信： “我九十五歲，無大病，吃得動，住得下。房屋交公，骨灰就近撒入贛江。干部房指標請給更需要的同志。”

五年后，信中所敘成了現實。江西省委遵照遺愿，老屋移交供青年干部周轉使用，里外沒做太多改動，甚至那張?zhí)僖芜€在原位。有人參觀時說，那椅子坐下去會不會太舊？帶隊干部答：“舊物提醒我們，權力服務百姓，不為個人添彩。”

值得一提的是，朱旦華去世后，不少機關單位自發(fā)組織學習會。討論中出現一個細節(jié)：她最后一次領取工資是在住院前一個月，住院期間全部醫(yī)療費走公費報銷最簡標準，從不額外加開營養(yǎng)單。護士長回憶：“她常說‘能活著已賺到’。”短短一句，震住了病房里年輕的小護士。

有人統計過，朱旦華革命生涯七十余年，先后擔任的職務超過十個，撰寫過的工作筆記裝滿兩只皮箱，而享受過的福利幾乎可以一張紙寫完。對比之下，她留下的最大資產，其實是一種“心里有桿秤”的做人準則。

今天，南昌部分中學用她在迪化寫的校歌改編成合唱教材；上海務本女中舊址掛起她的黑白照片；新疆博物館玻璃柜里，擺著她當年在馬背上顛簸寫字用的木板。展覽說明里只用一句話概括：“清貧一生，使命在肩。”

信封重新扣好，被收入省委檔案室恒溫柜。柜門關上的那一刻，沒有儀式，也沒有口號。但人們都明白，一位老黨員的選擇，比任何說教都更能直抵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