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才華橫溢無人出其右，老蔣都不放眼里，只由衷佩服愛戴一個人

在重慶談判期間，郭沫若于民主人士的酒會上發現毛澤東手腕上沒有佩戴手表。到了第二天郭沫若便托人將自己所佩戴的歐米茄手表贈送給了毛澤東。之后這塊手表伴隨毛澤東度過了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的建設歷程。表帶曾經被更換過多次，玻璃面也出現過兩次破裂的情況，但是毛澤東始終沒有將它丟棄。這樣的細節或許比檔案還要真實。一位被稱作是繼魯迅之后革命文化界旗手的大學者，為什么會對另一位政治領袖懷有如此細膩的忠誠？

兩人初次相遇具有戲劇性。在1926年于廣州林伯渠的書房里，郭沫若推門看見一個說話聲音較低如同文士的年輕人。郭沫若之后在自傳里寫道，太史公描述張良“狀貌如同婦人女子”，他覺得毛澤東也是這般。當時存在這樣一種第一印象的錯位是挺有趣的。那時郭沫若已經是名滿天下的《女神》的作者，毛澤東剛剛主持完農講所，臉上還留存著湖南農村調研所留下的塵土。真正讓郭沫若心服口服的是在1938年閱讀《論持久戰》時那種一下子明白過來的感覺，他后來對友人說，自己研究甲骨文能夠辨別商周遺留下來的音韻，毛先生分析時局卻能夠看透長達百年的局勢謀劃。

我認為，郭沫若的崇拜之中包含著對知行合一的向往。他在流亡日本期間撰寫《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依靠的是文獻方面的考據工作。而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里創作《實踐論》，每一個字都飽含著井岡山反圍剿時留下的血痕。在1944年，毛澤東委托周恩來傳遞信件夸贊《甲申三百年祭》對中國人民有極大的益處，郭沫若反復閱讀了三遍，并且將重點標記在“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這句話上。相較于文人間的相互吹捧，這種將學術成果轉化為實踐能量的能力，才是他真正所渴望的。

兩人在關系之中最為動人的部分是詩詞唱和里的認真較勁。在1959年的時候，毛澤東創作了《七律·登廬山》，還特地讓胡喬木把這首詩送給郭沫若去進行修改。郭沫若提出了三條修改的意見。九天之后毛澤東回信表示兩首詩又改動了一點字句，讓再把詩送給郭沫若看看。這樣的反復推敲，不像是領袖和文膽之間的交流，反倒像是兩個詩人相互磨礪詩藝。最為經典的事例是1961年關于《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爭論情況。郭沫若憤怒地怒罵千刀當剮唐僧肉，而毛澤東則以和詩僧是愚氓猶可訓來回應，用統一戰線的智慧來點醒老友。等到郭沫若按照原詩的韻律再寫詩金猴火眼無容赦時，毛澤東笑著說道：這樣就好了對中間派不再進行一刀切的做法。

互動的背后存在著微妙的互補情況。郭沫若對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評價為有經有權，毛澤東聽聞后感到很高興，認為自己遇到了知音。實際上觀察郭沫若的一生，他不也始終是在學術理想和政治需求之間尋求平衡？而毛澤東稱郭沫若的史論、史劇只嫌少不嫌多，這正好是對這種平衡最為有力的認可。

當然會存在觀點相互碰撞的時候。在1973年，毛澤東創作了《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直接表明十批不是好的文章。郭沫若在家中向自己的子女感慨：主席勸我減少對秦始皇的批評，是擔心我陷入歷史虛無的境地。但是他哪里能夠知道，我所批判的是借古諷今的不良風氣。這種既接受批評同時又保留自己觀點的態度，反而比絕對地服從更顯現出真誠的特質。

也許可以這樣來進行總結：郭沫若對于毛澤東的感情，包含了士人對于明君傳統知遇之恩的那一部分，也包含了現代知識分子對于實踐力量的敬畏的那一部分。當他看到毛澤東戴著那塊歐米茄手表接見外賓的時候，或許會想起自己《滿江紅》里的語句：天垮下來能夠擎得起，世風頹敗能夠扶正。而毛澤東回應的“四海翻騰云水怒”，恰好是對他心中理想主義最為熱烈的回應。
這樣一看，郭沫若與毛澤東兩人交往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相互淬煉的精神史。郭沫若從毛澤東那里獲取了讓才情得以落地的支點，毛澤東從郭沫若身上看到文化力量是如何轉化為革命動能的。如同重慶談判時贈表的那雙手，既能夠寫出氣度雍容格調較高的贊詞，也能夠改寫出玉宇澄清萬里埃的史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