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國家一級教授張占斌：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思考

張占斌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國家一級教授

以下觀點整理自張占斌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13期）上的發言

本文字數：623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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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到2035年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目標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同時也伴隨著緊迫的時間要求，距離目標實現僅剩十年左右的時間。本文將圍繞這一主題，特別是其中最為核心的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展開深入探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破除了計劃經濟體制，構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黨帶領人民進行的偉大創造，正是這一制度創新使中國趕上了時代步伐。在此基礎上，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將其作為2035年的既定目標。這是黨中央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特征和世界發展大勢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這一提法在黨百年歷史的重要文件中首次出現，彰顯了黨和國家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奮勇前進的堅定信念。該目標的實現，將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一、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緊迫性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確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面對這一時間緊迫的戰略目標，社會各界對其如期實現的可行性存在一定關切。雖然將目標寫入文件并不等同于自動實現，但這實際上立下了“軍令狀”，體現了黨中央在反復衡量與深入討論后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與堅定決心。關于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緊迫性，可從以下六個維度進行深入理解：

第一，應對國際形勢極端復雜變化的迫切要求。當前，國際形勢錯綜復雜，我國必須有效應對全球變局的挑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顯著上升。在此背景下，只有構建一個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切實提升我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競爭力，從而更好地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維護國家安全，特別是經濟安全。

第二，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機遇的歷史抉擇。面對撲面而來的科技革命浪潮，我們必須借鑒歷史經驗，把握新的機遇。近代以來，中國因落后挨打付出了沉重代價。“李約瑟之謎”與“韋伯疑問”等學術命題，都對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未能發生在中國表示了深層追問。究其主要原因，既有統治階層的腐敗無能，亦有經濟技術特別是科學技術的落后。中國共產黨成立百余年來，帶領人民知恥而后勇，奮起直追，終于趕上了時代步伐。當前，人工智能、大數據、生物技術、新能源等前沿領域不斷突破，歷史經驗表明，必須在關鍵時期搶占科技發展制高點，并以此推動產業深度融合，才能為中國未來發展爭取更大的回旋余地。這就要求科技必須實現自立自強，而科技自立自強離不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支撐。

第三，適應經濟發展趨勢性特征與跨越陷阱的必由之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已成為歷史的必然。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增速由過去30多年接近兩位數的高增長轉變為個位數增長。起初，全黨對于這一變化在思想上并未完全統一，仍有觀點傾向于依靠資源要素的大規模投入實現粗放型增長。然而，面對有限的資源與變化的國際環境，習近平總書記審時度勢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性特征，要求必須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經濟體，如何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中等技術陷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課題。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于構建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而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

第四， 解決社會主要矛盾與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保障。切實解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樣亟需構建優質的市場經濟體制。只有體制完善，才能創造更多財富，提供更豐富的產品與服務，從而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生產力發展帶動經濟上行，進而增加就業、提升居民收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得到實質性保障。

第五，提升自主創新能力與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的戰略支撐。加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增強國際合作與競爭能力，要求必須構建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該體制有助于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升我國經濟國際化水平及公共產品供給能力，特別是增強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因此，我們需要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和水平，通過更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走向世界，實現與世界的良性互動。

第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大動力與制度基石。中國現代化建設已進入關鍵時期，亟需強大的動力與制度保障。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求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此帶動其他領域改革深入推進，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地相適應。因此，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標識，其意義重大。

盡管建設這一體制是黨、國家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但我們也必須清醒認識到其中的艱巨性與復雜性。這種艱巨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當前的生產關系中仍存在不合理因素，未能充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特別是尚不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因此，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生產關系進行調整和完善，使其更好地適應生產力發展，已成為時代的呼聲。

二、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面臨的艱巨性與復雜性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雖然是既定目標，但必須清醒認識到其過程的艱巨性與復雜性。這種艱巨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當前的生產關系中仍存在若干不合理因素，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帶來巨大風險。當前，我國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仍面臨諸多“卡脖子”難題。盡管近年來我們在突破技術封鎖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徹底改變。正如部分學者所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必須跨越“中等技術陷阱”。這就要求我國的技術創新不能僅停留在應用層面，必須實現更多原創性、從“0”到“1”的突破性發展。

第二，產業結構調整優化進程艱難曲折。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過程中，風險識別的難度極大。近年來，各地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研究發展新質生產力及布局未來產業方面確實取得了顯著進展，但也面臨著如何精準選擇技術路線、如何有效識別風險以及把控投入力度等困擾。各級政府雖為此做了大量工作，但部分地區仍存在“跟風”發展、“一刀切”執行以及形式主義做表面文章的問題。這些問題亟需在未來的體制建設中加以改進。

第三，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尚未真正形成。當前，要素市場化配置中仍存在諸多堵點、痛點和難點。盡管我國在推進市場體系建設方面成效顯著，中央近年來也集中發力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并出臺多項政策文件，突破了一些具體障礙，但深層次問題依然存在。要在全國范圍內徹底打破壁壘，可能需要一個較長時期的堅持與努力，才能從根本上完善市場體系。

第四，“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關系的精準把握仍有欠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其中精準把握二者邊界確實是難點所在。越是艱難，越能考驗黨和國家的能力與水平。具體來看，部分地方政府仍存在干預過多、違規操作等問題：一是行政干預違背市場經濟規律，腐敗與尋租現象依然存在；二是政府信用問題，如部分地方政府長期拖欠企業賬款，難以及時兌現承諾，引發民營企業和市場主體的不滿；三是亂收費、亂罰款等現象時有發生。特別是前幾年出現的所謂“遠洋捕撈”式跨區域逐利性執法問題，雖然僅發生在局部地區，但社會影響極壞，對企業市場熱情造成了極大的殺傷力。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春節期間再次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這距離2018年的民營企業座談會雖有時隔，但再次講話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鼓勵民營企業堅定信心，調動更多市場主體的積極性。

第五，國有企業改革的持續攻堅有待深化，調動資本和民營企業積極性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環節，但目前改革遭遇諸多瓶頸。部分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創新動力不足，過度依賴政府補貼和政策支持，缺乏市場競爭意識和創新活力。當前民營企業發展也面臨諸多困境，市場準入受限，部分領域存在“卷簾門”“玻璃門”“旋轉門”現象，民營企業投資機會減少。民營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多數處于產業鏈末端，缺乏抵押品和擔保，融資難度大、成本高。一些地方和部門對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落實不到位，甚至存在“合成謬誤”，導致政策效果不佳。政商關系有待改善，部分地方存在違規執法、損害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的現象，影響了企業家的信心。如何進一步調動資本和民營企業的積極性，仍需進行大量工作。這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核心在于如何讓更多的市場主體保持積極性，讓資本不再感到“懈怠、緊張、焦慮”，從而構建更優良的政商關系，這需要我們在體制機制上進行認真的探索。

第六，收入分配與擴大內需的深層矛盾。將擴大內需、做強國內大市場作為重要戰略，必須多管齊下，其中收入分配改革應及時跟進。當前收入分配問題呈現出復雜化趨勢，特別是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部分人群收入出現下降，導致經濟預期轉弱，進而影響消費行為。因此，如何在當前背景下切實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推動城鄉居民收入普遍增長，解決老百姓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后顧之憂，從而更好地“投資于人”，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并解決的重大課題。

三、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征與內涵

全面建成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當具備明確的特征與深刻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資源配置的更有效與更節約。這是體制建設的基礎性要求，旨在通過市場機制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第二，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這一環境要求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好”，以充分激發全社會的創新能力。其核心在于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政府“看得見的手”必須服從于市場規律，確保經濟運行符合客觀法則。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越協調，就越能實現活力釋放與有效監管的辯證統一，使市場既充滿活力又井然有序。

第三，市場主體的充分保護。必須毫不動搖地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一方面推動鞏固發展公有制經濟，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另一方面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其核心目標是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市場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

第四，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構建。這要求在基礎制度規則、市場監管等方面實現公平統一，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堅決破除行業壟斷、所有制歧視、地方保護和市場壁壘。特別是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制度方面——如產權制度、市場信息披露制度、市場準入制度、公平競爭制度、社會信用體系及監管制度等，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年來，中國資本市場表現尚佳，在制度建設及補足短板漏洞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與推動。這充分彰顯了黨中央和政府的決心。因此，我們期待中國資本市場能夠逐步走出一個“牛市”，以此更好地改善經濟發展預期，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向好。

四、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

全面建成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呼喚必須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主要基于以下幾點考量：

第一，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歷史經驗表明，現代化的過程必然伴隨著開放。中國式現代化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了必須順應這一共同特征，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

第二，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成就與經驗。回顧歷史，中國式現代化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成就，就是在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與突破。從最早設立經濟特區、“春天的故事”唱響中國，到加入WTO，再到設立22個自貿試驗區，以及近期海南自貿港的封關運作，這一系列歷程表明中國在探索制度開放方面已邁出堅實步伐，但仍需進一步推動該項工作向縱深發展。

第三， 關鍵時期的緊迫任務。當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已進入關鍵時期，這也標志著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到了關鍵節點。中央特別強調要擴大雙邊開放、單邊開放，以及向最不發達國家實行自主開放，實質上就是要采取一切可行辦法擴大開放。因此，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揭示了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的緊迫性。其中，海南自貿港作為改革開放的最前沿，肩負著為中國式現代化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探索路徑的重大歷史責任，我們期待其能取得更大進展。

五、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處理好的若干重大關系

在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必須統籌處理好以下幾組重大關系：

第一，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的關系。二者之間是協同共進的關系，也是動力釋放的重要過程。

第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是體制改革的核心。雙方需精準定位、協同發力。中國制度優勢的發揮，某種意義上取決于“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兩個比較優勢的共同發揮。必須強調的是，“有效市場”的前提往往是“有為政府”在先。如果政府能夠“有為”且嚴守規則，就有可能推動市場有效；反之，若政府不能“有為”或不守規則，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就很難要求市場有效，也難以要求市場主體守規。

第三，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要統籌兼顧，協調發展。既要強調“做大蛋糕”提升效率，也要強調“分好蛋糕”促進公平。

第四，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高質量發展的關系。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特別強調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提法體現了黨的守正創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求的是更高質量的發展，要求更加注重科技自立自強，更加注重國內大循環的實現，更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投資于人”，以及扎實推動共同富裕。

第五，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關系。這是一個內外聯動、拓展空間的關系。協調好這兩個市場對現代化至關重要。過去一年，我們頂住外部壓力，外貿出口實現大幅增長，貿易順差達到1萬億美元。但從長遠看，如何平衡內貿與外貿，仍是需要重點解決的大事。

第六，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兩者應相輔相成，共同發展。

第七，城鄉之間與區域之間的關系。要致力于實現均衡發展與共同繁榮。

第八，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關系。二者都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內在因素。民營經濟也是“自己人”。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是優勢互補、攜手共進的關系，共同擔負起中國經濟成長的重任。它們之間不是“有你沒我”的零和博弈，而是互相成長、互相幫襯的“親兄弟”關系。處理好這一關系，將更有利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