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書評》2025年度衡鑒：十種推薦書揭曉（附現場實錄）

2025年12月25日，“《上海書評》2025年度衡鑒”在澎湃新聞舉辦。活動最后，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陳尚君、復旦大學宗教學系教授李天綱、上海紐約大學校長童世駿、上海作協主席孫甘露、《上海書評》創辦人陸灝、上海師范大學校長陳恒、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教授毛尖、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鄭戈、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袁筱一、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任仇鹿鳴十位學人，共同從一百本2025年初版新書中選出十種推薦書。結果如下：

1. 《投龍：從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李零主編，上海書畫出版社

2. 《戰俘日記：1940-1945》，[法]路易·阿爾都塞著，曹天羽、吳子楓譯，北京出版社

3. 《大明最后的使臣》，苗子兮著，新星出版社·讀庫

4. 《劍橋俄國史》三卷，[英]莫琳·佩里等主編，楊成等譯，復旦大學出版社

5. 《清代銀錢比價波動研究》，胡岳峰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

6. 《杜詩三百首》，江弱水評注，中華書局

7. 《命運之城》，[英]阿諾德·湯因比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

8. 《超人類主義：改造人類狀況：歷史、哲學與現狀》，[意]羅貝托·曼佐科著，楊柳譯，商務印書館

9. 《忠臣之變》，吳錚強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0. 《要有光》，梁鴻著，中信出版集團·先見

得票較多的還有：《司馬光全集》《命若朝霜：〈紅樓夢〉里的法律、社會與女性》《故宮掌門人》《神學大全》《六世同堂：美國百年代際變遷（1925-2025）》《陳寅恪四書:〈馀生流轉〉〈古調猶彈〉〈世外文章〉〈爾爾區區〉》《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制造誤診：未被好好對待的女性身體》《在記憶與悼念之場：歐洲文化史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

《上海書評》2025年度衡鑒。拍攝、視頻編輯：楊小舟(03:39)

活動現場

一百種2025出版的新書

以下是活動現場實錄，由澎湃新聞記者丁雄飛整理。

楊健

楊健（上海報業集團副社長、澎湃新聞黨委書記）：今天是老朋友聚會，也是我們首次正式舉辦年度好書推薦會。澎湃新聞今年正在推進主流媒體的系統性變革；深耕時政與思想，始終是我們作為主流媒體的職責與擔當。我們期望將《上海書評》這一品牌欄目推向新的高度。在當下的新媒體時代，碎片化的信息獲取已經成為日常。過度碎片化往往會影響一個人的整體認知結構，甚至導致認知的非理性與片面，所謂的“信息繭房”便由此產生。正因如此，我們倍加珍視書籍的力量。在互聯網浪潮中，堅持系統性地深讀一本好書，對于重塑一個人的理性認知，涵養審美意趣與邏輯思維，具有不可替代的時代意義。今天現場書籍琳瑯滿目，非常期待聆聽各位老師分享真知灼見。

陳尚君

陳尚君（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我推薦了三部書。第一種是《司馬光全集》，這套書陸陸續續出了七八年，今年終于出齊。我很佩服司馬光：一個高官退下來之后，十幾年如一日堅持做一部“大書”。我始終覺得，司馬光是一個有現代學術意識的歷史學家。名義上，他是為皇帝提供治國借鑒，實際上，他也追究每一個細節——事情發生在哪一天，那個人叫什么名字——這些對皇帝的借鑒意義不大，但他摳得很細。我一直以司馬光為典范。但這套書太專業，不屬于大眾閱讀的層面。

另外我提了章宏偉的《故宮掌門人》。我覺得在當下“南博事件”的背景下，這本書有特殊的意義。它給我的感受是：我們見證了中華民族的一個奇跡。清廷遷出紫禁城之后，故宮歷經風雨。馮玉祥、鹿鐘麟的部隊曾在紫禁城邊上駐軍一年多，當時的故宮管理委員會委員長是袁世凱麾下“北洋三杰”之首王士珍。馮玉祥曾來找他要鑰匙，他的答復是：你要可以拿走，但拿走就要負全部責任。馮玉祥也沒敢拿。這本書讓我們真切感到什么是天佑中國文物。從北洋軍閥混戰，到故宮文物南遷——一件都沒有丟。《故宮掌門人》敘述到1949年為止，寫了七任掌門人如何克盡責守，它也可以和吳真的《暗斗》聯系起來讀，兩本書講的都是戰亂年代圍繞文物展開的故事。當然，前者最重要的篇幅是寫馬衡。馬衡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做故宮博物院院長，從1930年代到1950年代，前后近二十年，非常不容易。

最后一本我提名的是吳錚強的《忠臣之變》。這本書主要解讀了孫抃的《旌忠之碑》，它的特別之處在于，揭示了寇準其實出身于一個外戚之家，這是我們過去不太知道的。把各種關系梳理清楚之后，你會發現，在真宗時期，所謂忠奸之辨其實很難說明白。寇準在當時的政治語境里，基本上是戴著“奸臣”的帽子去世的。但到了仁宗朝，隨著對劉太后的揭露逐漸展開，加上寇準當年在仁宗繼位的過程中所起的維護作用，他的整體評價突然翻轉。這時候，寇準已經去世二十多年了。我現在的立場是，中國古代很多時候并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忠臣”或“奸臣”之分，這類標簽更多是個人在仕宦過程中的偶然成敗、時勢推移與立場轉換疊加起來的結果，因此很難對忠奸簡單下定論。

這一年下來，我日常是會買書的，大多是見到實物后買，偶爾在網上下單。今年在網上大概買了五六本。昨天下了一單，是做唐代醫藥研究的陳昊的書。他四十多歲就去世了，我以前甚至不知道他二十多歲時就在《唐研究》上發表過文章。

這一年我也讀了各種各樣稀奇的書，和我的專業區隔得非常清楚。《上海書評》的書單里我買過朱亦靈的《覆巢之下》，它和周絢隆的《易代》可以當作姊妹篇來讀。我借用陸灝講過的一句話：亂世之間，還是“上海小男人”站了出來。《易代》主要寫侯峒曾，《覆巢之下》主要寫侯岐曾。從侯岐曾的日記看，世亂之中，他一心只想保住家族和性命，日記里充滿了委屈與退讓；但是等到陳子龍的事情爆發，家族受到牽連之后，這個“上海小男人”突然發狠，幾乎一瞬間性格大變，隨之走向被殺的結局。

還有一些書不在這里，我也讀了，覺得非常好：比如上海譯文的《羅斯福時代》。這套書牽涉到一個大問題：戰后八十年的國際秩序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另外還有楊斌的《江南以南》，寫嚴州的歷代史，特別是清代到近代以來的變化。我覺得它特別的地方是，呈現了江南下層社會里家庭和婚姻關系的一片混亂。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里，我今年看了《洪亮吉》，以及美國學者傅佛果寫的《內藤湖南》。從美國人的立場看，內藤湖南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不能簡單理解為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文化學者的立場，他對中國問題的認識確有深刻的一面。

李天綱

李天綱（復旦大學宗教學系教授）：我先講我推薦的三種書。第一種推薦的是《神學大全》。過去我一直讀的是繁體字電子版。以前我們中世紀的哲學很難講下去，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阿奎那。當然，大陸此前也并非沒有《神學大全》的譯本：武漢大學宗教學系原來的系主任段德智曾組織過翻譯，但那一版是從英文轉譯的。今年引進的這個新譯本是從拉丁文原文直譯，許多譯者投入了許多年時間，可以取代此前的英文轉譯本。上海三聯編輯的編校工作也做得很認真，我覺得這是今年出版界一件頗為隆重的事。

第二種我想到的是《超人類主義》。我覺得它探討的問題比赫拉利的《未來簡史》更深入，同時也保留了赫拉利式的想象力。這類書未來大概率還會出一大批。

此外我覺得《郭實獵與“開放中國”》挺不錯，它原本是我們歷史學系王維江教授的學生李騖哲的博士論文。郭實獵這個人很重要，雖然他是德國人，但他在鴉片戰爭的發生、發展以及之后的延續影響中都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上海后來之所以獲得那樣的地位，我認為也與他有關。1833年他進來做調查，從長江口一路進入黃浦江，看到上海港后，判斷其規模將不亞于當時的第一大港倫敦港，并完成了一份調查報告，引起英國議會的重視；到五口通商時，上海因此被加了進去。以往研究多比較零散，這本書的討論更全面。郭實獵還翻譯《圣經》，也創辦報紙，他的筆名叫“愛漢者”。

另外我讀過張求會的《陳寅恪四書》。他的文字很溫和，也重視原始資料的搜集，這種研究態度我很欣賞，不是民科，但又是出于愛好。《四書》里既有傳記寫作、交往史，也有文獻考證與學術評論，張求會花了二十多年來做這件事。他顯然是有志于把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后的陳寅恪研究再往前推進一步。我覺得這四本書確實做到了。

陳尚君：天綱編的《馬相伯年譜長編》我也覺得是非常好的書，寫作難度很高，花了十幾年時間。馬相伯確立了復旦大學的建校原則，概括成三句話：崇尚科學、注重文藝、不談教理。最后一點尤其難得——他本人是耶穌會出身。

孫甘露

孫甘露（上海作協主席）：我想找我來參加，大概是希望我對這份書單里的文學書提一點建議。我看到略薩生前最后一本書《獻給您最后的沉默》也在其中。那年彭倫他們請他來做活動，我們見面時他還對我說，你很年輕啊。現在當然已經不年輕了。

就文學部分而言，在我看來最有意思的一位作家，或者說，作品實際上已經有很多被譯成中文，卻沒有像其他外國作家那樣得到相稱的重視的，是安吉拉·卡特。我覺得她的風格非常獨特，和我們以往讀到的、被翻譯引進的那些作家都很不一樣。她應該被放在更顯眼的位置，被更多人讀到。盛韻應該認同吧？另外幾本我覺得挺有意思：包括前幾個月出版的劉亮程的《長命》，我剛看到王德威專門寫了一篇書評；還有穆旦的傳記。書單里也選了韓國的韓江，她當然也是一位很特別的作家。但同樣作為女作家，從文學的豐富性與可供學習的維度來說，我還是覺得安吉拉·卡特更值得我們觀察和閱讀。此外，特雷弗的短篇也非常棒。

我個人也推薦了幾本。一本是梁鴻的《要有光》。這是報告文學，寫當下學生的升學處境與心理問題，實際上牽連到學校教育、青少年成長、家庭關系、婚姻關系、代際關系以及更廣泛的社會生活，呈現了社會對青少年教育施加的種種壓力。這類調查寫作很容易情緒化，但我覺得她寫得很克制：問題都觸及了，不少微妙之處也沒有回避。

還有一套是我個人很喜歡的：范景中先生的《藝術與文明》。這個系列最近出了套裝。我最早讀到范先生的書，是他翻譯的一些研究性著作，比如貢布里希的《藝術的故事》。我覺得他新出的這三卷專著，對圖像學、風格學，以及作品與時代關系的梳理都非常有啟發性，能幫助我們在觀看具體作品時建立起更開闊的視野與背景脈絡。

至于閱讀碎片化的問題，我想起日本有位藝術家講過：一個人和這個時代的關系，最好顯得有一點老派。“老派”在我理解，是一種“落伍”——稍微站在后面些，不必總趕在最前面。哪怕做一點舊的、看上去有些過時的事情，我反而覺得，這可能正是與時代形成一種恰當關系的方法。

陸灝

陸灝（《上海書評》創辦人）：我本來是《上海書評》的主人，現在被當客人對待，反倒顯得見外了。自從退休以后，我就不大關心書市的行情。這次把目錄拿給我看，很慚愧，大概百分之九十的書我之前都沒看過，完全落伍了。如果按照甘露剛才講的，落伍是一件比較好的事，那我大概已經做到了。我看這份書單里大部分書比較“重”，現在《上海書評》的評論也是這樣，評的書偏學術。我現在的閱讀反而輕松一些，所以我推薦了三本相對輕松的書。一本是江弱水評注的《杜詩三百首》。我經廣東的劉錚推薦后知道這本書，他讀書極多，對這本書評價非常高；揚之水也推薦過。杜詩的量太大，歷代注釋特別多，選本也不少，江弱水的評注既跳出了冗長的考據與史實糾纏，又不是套路化的唐詩鑒賞，我覺得很適合愛好者讀。

另外一本是姜德明的《舊書是美麗的》。這其實不是新書，但這次由陳子善先生他們重新編過。一直以來，除了學術和思想之外，關于書本身——舊書、買書、書話——也是《上海書評》比較看重的一個板塊。還有一本是揚之水的《金銀器的春秋》。這是她的書里面比較好讀的一本。我非常高興今天又見到這么多老朋友。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上海書評》，多寫點稿，提點意見。

陳恒

陳恒（上海師范大學校長）：我感覺《上海書評》真是上海的一張名片，這么多人給你們寫過書評。很抱歉今年我一篇也沒寫，明年得補上，我已經想好了，寫一本古典學相關的書——商務印書館即將出版、意大利著名史學家莫米利亞諾（Arnaldo Momigliano）的學生奧斯溫·莫里（Oswyn Murray）寫的《歷史的繆斯》（The Muse of History: The Ancient Greeks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Present）。這本書可以視作對西方古典學傳統的一次反思。

這份書單里都是好書，尤其譯著不少。我一直覺得，商務印書館在世界出版史上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商務的生意這么好，某種意義上也說明中國近代以來與世界對接的任務還沒有徹底完成。你看無論牛津、劍橋、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這些大學出版社的主業基本都不做譯書。未來隨著中國的發展，學術力量變強，這個格局可能會慢慢改變。我給上海三聯做過一套《劍橋世界史》，七卷九冊。我統計過作者隊伍，將近百分之十五是華人，而且基本都是改革開放以后在西方世界成長起來的華人學者，這個比例已經很高了。眼下中外之間的學術不對等依然存在：我們譯介的書數量還是十分可觀，這也說明我們與國外學術界、出版界仍有落差。但變化確實已經發生。

比如我推薦的福建師大王曉德教授的《想象的異域：啟蒙運動時期“美洲退化論”研究》就是一例。我覺得中國學者能寫出這樣一本書非常不容易，尤其在“區域國別”成為熱潮的背景下。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史學著作，而是抓住“美洲退化論”這個關鍵問題，對十八世紀西方中心論如何看待非西方世界提出了不同的辨析，而且與歐美學者的處理路徑也不太一樣。如果放在一個更公平的學術環境里，就這個主題，歐洲學者大概也就寫到這個水平；但我們的學術作品在歐美學界總體上仍處于邊緣，甚至某種失語的狀態。也許再過些年，中國學術會更上一個臺階。

另外我還注意到書單里有格林菲爾德的《心智、現代性與瘋癲》，我特別高興——雖然這本不是我推薦的。格林菲爾德的“民族主義三部曲”都是我引進的，最早那本《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我邀請了劉北成組織翻譯。我一直覺得格林菲爾德是個很有個性，也很有代表性的學者。這本《心智》把精神分裂、抑郁等問題放到整個西方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提供了一條非常獨特的思想史路徑。

毛尖

毛尖（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教授）：其實我剛進來時還有點感動，因為現在很少有媒體還能看到傳承。我和《上海書評》的關系很深：陸灝當年創辦這份副刊，我就加入撰稿行列，可以說，我自己的寫作也是陸灝培養的。今天媒體迭代得那么快，還能在《上海書評》看到幾代人坐在一起，讓我覺得這世界還有一點穩定的東西存在，這挺不容易。

回到今天的書目，原來的框架已經非常好，我只補充了一兩本。書單里有好幾部大書我沒讀過，沒法議論。我自己比較有把握的是電影類，這部分我都看過。我會推薦《迷離劫》，它不僅是大衛·波德維爾的最后一本著作，也是他寫得非常好的一本。

小說類的我也讀得比較多。很遺憾，劉震云的《咸的玩笑》我還沒看，不敢推薦。我自己最喜歡的是前面孫老師也提到過的特雷弗短篇集《被困住的人》。特雷弗被稱為“愛爾蘭的契訶夫”，他的短篇里總會出現那種完全出乎意料的細節，給人一種另辟蹊徑的感覺。當然，安吉拉·卡特也確實很好，尤其是在女性主義領域的發聲非常有力。但就寫作來說，我還是更偏向“愛爾蘭的契訶夫”，坦白說，我覺得他比韓江這一類作家要好很多。

非虛構方面，我會推薦瓊·狄迪恩的《為了活下去，我們給自己講故事》，這本書非常扎實、厚重，也確實寫得很好。理論類，我推薦阿爾都塞的《戰俘日記》。它當然是理論，但同時非常好看，刷新了我對理論閱讀的印象，吳子楓的翻譯也稱得上譯界良心。

另外我注意到，這次書目里有不少中國選題。或許是因為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發生了變化，我們很容易從書單里梳理出一個“我們的中國”序列：比如巫鴻的《中國繪畫》系列，李零的《投龍》，還有《把脈》《基層中國的運行邏輯》這類作品。相比之下，我覺得李零的《投龍》尤其可圈可點。還有一些AI研究相關的書——我覺得劉禾的《弗洛伊德機器人》可以競爭一下。

鄭戈

鄭戈（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我拿到書單時，本來沒打算再補充推薦，因為我想提的幾本書都已經在里面了。我首推《六世同堂：美國百年代際變遷》。中國發展太快，幾乎是從前現代一路躍進到后現代。相比之下，美國近百年來經歷了一種相對緩慢的代際變化。《六世同堂》寫的是美國，卻能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當代，尤其是生育率下降這一類問題。作為一部社會史著作，它既有知識量，也不乏精彩有趣的故事。

另外我還想推薦《命若朝霜》，一本討論《紅樓夢》的書。作者柯嵐是我在北大的師妹——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就從法學界轉行到紅學界了。解讀《紅樓夢》的書非常多，但把《紅樓夢》當作一種能夠提供史料線索的文本來讀，卻不常見。陳寅恪先生曾開過這樣的先例，從元白詩里讀唐史，這本書多少有點類似的意思。它把《紅樓夢》放回清代社會史的語境里：圍繞十二個人物展開，每個人物的命運背后，其實都牽連到清律中的具體問題。像秦可卿，就可能涉及刑律層面的議題，例如亂倫。

由于當時書單的面貌比較偏重人文，我也被期待能補充推薦一些社會科學方面的書。我此前在北京和香港待過較長時間，十幾年前到上海后的第一印象是：上海的人文積淀非常深厚，相比之下，社會科學似乎未必同樣興盛。因此我覺得這個要求是合理的。我就推薦了一本桑本謙的《不一樣的答案》。它是一部法律方面的著作，但與傳統法學寫法不同之處在于：它引入了許多外部知識，包括自然科學的，更不用說社會科學的。比如他談到一個話題：為什么噪聲能讓信號傳得更遠？由此引出“容錯機制”“冗余設計”等概念，這些在當下人工智能領域也經常被討論。他的大意是說，法律不宜設計得過于精確和嚴格，一定要為人類犯錯保留余地。這本書以一個個具體問題為切口，把外部知識引入對法律規則的分析，讀起來會帶來一些不一樣的感受與思考。

那么，在這樣一個人們越來越依靠短視頻獲取信息的時代，閱讀與書評的未來究竟如何？在我看來，閱讀并不是為了獲得所謂確定的知識。閱讀本身是一種體驗，它對人的心靈與人格，起著一種緩慢的塑造作用。但眼下，連我所教的學生，也很少有人愿意讀書。這是一個相當嚴峻的問題。你不能說交大的學生不愛學習，他們當然非常愛學習。只是他們愛學習的方式，是讀老師講授的、他們認為與期末考試相關的內容。這種傾向其實由來已久，并不是人工智能出現之后才發生的。更早些年，我在香港大學任教時就已明顯感受到，很多學生進入大學后就不讀書了，真正讀過一點書的階段，反而是在中學。上了大學，他們讀的是所謂“閱讀材料”——老師匯編好的論文之類，而不是主動從頭到尾讀完一本書，哪怕是小說。這樣的現象在香港出現得更早，到今天，內地學生也大體如此。

前面我推薦的桑本謙那本書里談到的噪聲問題，其實與此也有關。你讀一本書時，它提供的并不是所謂精確的知識，書里有鋪墊，有岔路，有冗余，但恰恰是在閱讀的過程中，隨著時間流動，你慢慢獲得的那些理解、趣味、判斷力才可能是真正有價值的。而這些，并不見得是用AI直接提煉出來的要點。因此在我看來，噪聲和有用信息的結合，才更接近真實世界的樣子。同樣，一部完整的書，哪怕包含噪聲，它所帶來的整體體驗，才是對我們心靈真正有增益的部分。

袁筱一

袁筱一（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和剛才毛尖的感受類似，我一進來就有一種隔世感。它突然把我帶回二十年前：那時候大家是怎樣滿懷激情地投入閱讀，也投入自己的寫作。今天這些好像變成了很奢侈的事。這份書單列了一百本書，不管是出于工作任務，還是出于個人興趣，我都讀過一些。比如《大明最后的使臣》，把歷史中的一個小人物放進大事件之中，寫法介于虛構與非虛構之間。不久前我們與法國作家蕾拉·斯利瑪尼對談，她說自己一直想寫一個關于譯者的故事，我當時就想，我們這里也有不少類似的題材。

虛構類里，我補了一本《赤土》，它帶來的閱讀經驗與我以往熟悉的那一套不太一樣。除此之外，我還推薦《制造誤診》。這本書站在相對科學的立場上，重新認識女性的身體，再回到女性所面對的問題展開討論，讀起來不費力。當然這也是近年女性研究常見的做法。因為書單的整體框架比較厚重，所以我加的幾本，刻意偏輕型一點。

我們或許正在離開那個讀書的好時代。我同樣感受到學生會讀很多“文獻”，但不太讀“書”，也很少有人愿意系統地建構自己的閱讀譜系或知識結構。如今我們在社會科學訓練里，長期強調問題導向：閱讀是為了解決某個問題，或者為了寫一篇文章。于是一個學生從讀博士到畢業，這個過程中究竟讀了多少書？其實很難說。當然，跟自己論文直接相關的，他們一定會讀。現在幾乎已經沒有多少人能夠置身于科研考核體系之外了。這也不能全怪年輕人，一方面缺少這樣的機會，一方面也不創造這樣的欲望。再加上人工智能出現之后，人們越來越把寫作與閱讀當作一種語言經驗，不再把它理解為與自己的生命直接相連的事——這反倒成了一個自然的現象。這就是目前的現實。但至少像今天這樣的活動仍然能勾起讀書的欲望。比如我眼前這本《伏爾泰與啟蒙之戰》，我還沒讀過，很想回去認真讀一讀。

仇鹿鳴

仇鹿鳴（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任）：最近正好有同學要研究“九九消寒圖”，我覺得這和今天的場景還挺接近，過去文人在冬季也常有這樣的聚會。對我來說，這種氛圍很溫暖。在我推薦，也讀過的書里，我個人比較有把握的是兩種。一種是剛才好幾位老師都提到過的《投龍》，這本書是我推薦進書單的。開個玩笑說，山川祭祀從秦代以來就可以算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產物。這十多年因為國家的提倡，我們辦了不少高水平展覽。但老實說，大多數博物館展覽仍偏“精品展”：把歷年出土最好的、最“亮閃閃”的東西集中陳列，但學術性有限。從專業立場講，我們期待一個展覽實現兩件事：一方面推動學術研究，一方面向一般公眾展示古人世界的某一個側面是什么樣子。西方很多展覽配套的圖錄水準很高，不僅有文物本身的精良攝影，還有扎實的導讀文章，往往還會配合學術會議；在這些方面，我們是相對欠缺的。而“投龍”這個展覽，圖錄的水平非常高，把整條線索勾勒得很清晰。當然這是李零的看法：他認為“投龍”相關的儀式，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一些行為，比如把玉璧投于山水之間，又如在河邊發現的某些青銅器及相應祭祀，也可能與此有關。現在比較明確是，到六朝時期，當“投龍”與道教結合之后，這個儀式成了道教的重要場合。后來西湖疏浚時發現了多枚投龍簡，在紹興一些地方也有發現。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明代——這是我原先并不清楚的。這個展覽還有一個貢獻：一些投龍儀式所使用的器物，以往未必能作為文物被準確識別，通過這次展示與梳理，這條物的線索被有效地勾勒出來。就我近十年所接觸的與我專業關聯較大的展覽而言，“投龍”在學術性與圖錄水準上，堪稱最高的一次。

另外是一本原本就在書單里的《今日向長安》。現在很多人談面向大眾的非虛構寫作，這本書就是用一種類似LP（Lonely Planet）旅行指南的形式，寫唐代兩京的種種故事：長安哪些地方值得去，有哪些重要景點可看，哪里治安不好……每一條都有非常具體的史料依據。能看出來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書里的不少細節連我自己以前也未必知道。我覺得它在通俗讀物里屬于非常有匠心的，能把關于唐代長安的許多新研究都融化進敘述之中。

另外兩種我推薦的書，其實都在我自身專業之外，我并沒有很大的把握，但仍覺得可以拿出來講一講。我想在這個場合，應該表彰一些重要的博士論文。很多學者一生中最好的著作就是博士論文；從更大的意義上說，博士論文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學術的未來。我這里要提的，是英年早逝的學者胡岳峰的《清代銀錢比價波動研究》。坦率說，對這部書本身，我沒有什么能力下判斷。但銀錢比價波動，確實是清代經濟史中一個極其細碎的大問題。明代中期之后，以銀本位為中心的貨幣格局確立，銀錢比價的起落成了普通人經濟負擔中最敏感的部分之一。孔飛力分析“叫魂”事件的原因，最后也會歸結到白銀流入減少造成銀錢比價變化，這加劇了民眾的焦慮感，從而培養了“叫魂”之類事件蔓延的社會土壤。《上海書評》登過一篇談《清代銀錢比價波動研究》的書評，我覺得論述還是比較到位的。我自己買了這本書后也贊同一位同行老師的感嘆：一篇博士論文，幾乎完成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工作量。胡岳峰把各省的銀錢比價逐一做了推算，工作量之驚人可想而知。

另一個我想提的是《劍橋俄國史》。當然對這套書我也沒有多少發言權。前面幾位老師談到原創與翻譯的關系，我想，假如我們仍愿意把閱讀與出版視為一種啟蒙的手段——當然這種帶有精英主義色彩的態度會在今天遭遇很多批評——那一些能回應我們現狀的著作的譯介，依然很有意義。中國的現實與歷史經驗在很大程度上與蘇俄傳統有密切關聯。最近兩個月出差，我隨身帶的閑書是1977年內部出版的《俄國人》，作者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駐蘇聯的記者。當年這本書是出于論戰需要而被翻譯引進的。閱讀時我產生了一種似曾相識之感：比如教育對背誦的強調，中小學對紀律的強調，等等。順便一說，我現在的閱讀狀態是讀新書少，讀舊書多。

關于閱讀的未來這個主題，我覺得可以分兩個層面來討論。第一個層面關涉所謂的書業——作者、出版社、媒體、讀者構成的一整套近代以來成型的商業運作體系，以及它背后多少帶有精英色彩的文化意識，在現代社會還能不能維系下去？過去我們常有一種經驗：很多書我讀不懂，但我要努力讀懂，以此證明自己“夠格”。而今天的學生，恐怕越來越缺乏這樣的意愿。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在衰敗，這很可能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與民粹的上升相互呼應。在這樣的環境里，書業及其所依賴的價值會面臨一系列挑戰。

第二個層面，則是閱讀作為一種習慣，還能維系多久？經常有學生問我：讀書有什么方法？后來我找到一個比較狡猾的回答方式：如果你把讀書視為一種娛樂，那還需要什么方法呢？很多人標榜自己喜歡旅游，卻沒有人會一本正經問“旅游需要什么方法”，旅游只需要偏好就夠了。讀書也一樣，只要你喜歡讀，消耗時間就可以。

現在的問題在于，在學生群體中，閱讀的萎縮已十分明顯。我覺得這與整個基礎教育取向的變化密切相關：現在中小學對“標準答案”的追求，比我們這一代讀書時強得多，尤其在語文教學里，甚至普遍要求背范文，供考試套用。一個更嚴峻的現象是，學生對“作弊”和“求助”，往往沒有邊界感和恥感。我經常遇到的情況是，學生拿著另一位老師布置的作業來問我“該看什么書”。我反問：你不覺得這相當于作弊嗎？學生并沒有這種感受。在他們看來，很多事情都可以通過各種“輔助”手段完成。最近兩年更麻煩的是，學生對閱讀材料也開始失去興趣，因為可以讓AI替讀。我曾受到一個沖擊：學生課后問我，老師，能不能把你提供的閱讀材料整理成一張思維導圖？他追求的依然是“標準答案”。甚至還有學生把自己拿高分的課堂作業“轉讓”給下一屆同學——閱讀、筆記、試題竟都可以市場化。

這些變化疊加在一起，形成了另一個很大的挑戰：過去閱讀對相當一部分人來說還是一種娛樂——我愿意去知道一些我原本不知道的事物；但現在，從中學開始，“業余”在消失，進入大學后，這一導向又與一切皆可交易的機制相互強化。于是，我們人文學科原來那套訓練方式——讓學生從閱讀中慢慢建立感受與判斷——正在遭遇相當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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